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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衣社碎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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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蓝衣社碎片9 (547 reads) 时间: 2003-9-29 周一, 12:39

作者：游客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第九章复兴狂飙
　　
　　1、
　　
　　1933年1月30日的阴沉午后，在遥远的欧洲，希特勒宣誓就任德国总理。从总统府出来后，他回到他的“战友”中间，眼里满是泪水，一句话都不说。
　　当天晚上，数以十万计的冲锋队员点着火把、高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歌曲，整齐地行进在柏林。他们的高统靴在街道上踩出整齐的“拓”、“拓”声，整个夜晚，柏林都充满了一种纳粹的气息。在一家旅馆的窗户边，对他狂热的党徒，希特勒一会致以纳粹敬礼，一会擦去脸上的泪。
　　据说，德国年迈的总统兴登堡元帅，在这一夜也认为“那个下士唤醒了德国精神”。
　　“那个下士”唤醒的又何止是德国精神？这一天，蓝衣社首脑之一、驻柏林的中国使馆武官丰悌也站在一扇窗户边。他的身边站立他以前的教官赫尔曼-克瑞伯。
　　克瑞伯中校是前魏玛德国驻南京的军事顾问团团长。他是一个优秀的战术教官，但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就是狂热的纳粹党人。20年代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暴动”时，克瑞伯站在希特勒的身边，并在危急时刻保护过“元首”。随后，他和希特勒一同被囚禁，并亲耳聆听希特勒口述《我的奋斗》。
　　早在1932年5月的南京时期，克瑞伯就给希特勒写过一封信，这封信谈到了刚刚形成的蓝衣社对纳粹党的向往：
　　“……蒋介石阁下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已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希望得到……我们党组织的完整资料。……我们党怎样成功地推行如此严格的纪律？如何采取严厉手段对付持不同政见者？这一切如何干得如此成功？他……要有关全党的资料。”
　　就是因为这个向往，丰悌才被任命为驻德使馆武官。此后，蓝衣社还每半年派遣几名成员组成“赴德考察团”，以借鉴纳粹党。
　　这一夜，当浩大的冲锋队从他们眼皮底下通过时，丰悌一脸的羡慕、热切。他再次敦促这个希特勒的朋友、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教父”，给明瓦廊以纳粹“全党的资料”。
　　克瑞伯却调皮地说：“……全党的资料？你们还需要吗？我们党的全部秘密都在元首的身上，在戈培尔博士、罗姆先生、希姆莱先生，以及我们‘北方领袖’施特拉塞的身上。”
　　这年春天，在给南京的一封信里，丰悌写到了这个对话。不久，它就成为明瓦廊津津乐道的口头禅。一年多以后，邓文仪还一脸谦虚地说：“……我对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戴笠）才够格，我是甘拜下风。但戈培尔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做的……”
　　被公认的“蓝衣社戈培尔”，却是康泽。
　　
　　1932年5月，因为误把易德明的“办公电话”告诉给另一个蓝衣社成员，康泽受到“弹劾”，失去了革青会书记一职。把该职移交给任觉五后，他专注于宣传处。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由此，他开始了一项新生的、朝阳般的事业，那就是为明瓦廊构建一个民国最庞大、最无所不在的宣传系统。
　　“九分宣传，一分武力”是孙中山的名言。蓝衣社的众多“太保”都从事过宣传工作，也都重视宣传处。在“联络处”、八宝街时期，腾杰和贺衷寒都多次强调过“宣传工作的压倒性地位”。晚年腾杰曾谈到，“早在力行社成立之前”，他就“向蒋中正建议，应建立一个新机构，并利用现成的机构使（之）结合成一全国性的宣传网”。而贺衷寒更构想，蓝衣社的宣传网，应“多边无定型”，但基调应“一致”。即宣传渠道多样，形式多样，但论调统一。
　　这样一个宣传网的建设，落到了康泽的头上。凭借《中国日报》的经验，宣传网进展之顺利，甚至出乎康泽本人的意料。
　　早在1932年春夏，康泽就统管了黄埔系统的10余份报纸。使这些报纸“多边无定型”但论调“一致”，是康泽的第一个任务。《康泽自述》曾记载一个辛劳时期：“每月或每季度发一《宣传大纲》，有临时事件发生，则发临时的《事件宣传纪要》。……”
　　通过《大纲》、《纪要》，康泽严密控制了报纸的论调。那么，如何“利用现成机构”以缔造“全国性”的宣传网呢？1932年的9个月时间，康泽先是对宣传处和革青会作了一个异常关键的联系。那就是发展报人入会。
　　大批报人的入会，使蓝衣社控制了一批报纸。然后，当年夏天到次年春天，宣传处以狂飙的姿态，介入着中国尚不成熟的新闻事业。到1933年春天，康泽的宣传处控制了民国区区数百份报纸中的100余份。他们的声势在短短一年内，就超过了CC系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南京以《中国日报》为核心，形成了包括《中华周报》、《国际周报》、《国际译报》、《中国与苏俄》月刊等在内的传媒群；汉口是《扫荡报》、《新中华日报》，青岛是《新青岛报》，天津是《现代社会周刊》，西安是《西北评论》半月刊，长沙是《乐群》月刊，杭州是《人民周报》，南昌是《青年与战争》周刊，太原是《华闻晚报》，福州是《南方时报》……
　　手笔最大、声势最猛的，是宣传舆论中心上海。康泽在叶维的支持下，使上海最终形成了以《前途》杂志为主，另有《社会新闻》月刊、《新社会》半月刊、《思想》月刊、《民族文艺》杂志等报刊的传媒群。
　　最后，当1933年春天的北平，四份有地位的报刊《北方日报》、《老实话》，以及自诩为“独立报纸”的《实报》和《世界日报》，也被纳入蓝衣社宣传系统后，宣传舆论机器就全面成形了。在蓝衣社必然地土崩瓦解之前，他们要利用这个庞大的网络，让形形色色的思潮，来自西方的“不适合中国”的自由主义、原本式微的“实业救国”思潮，“封建”的新儒家主义、乡村民粹派运动等等，都先土崩瓦解掉再说。
　　
　　康泽之后，渐渐引人注目的，是“希姆莱”戴笠。
　　成年后性情大改的戴笠，在“四大金刚”中年龄最长，而资历最浅。可能因此，他不象康泽那样才华外显。但10年的浪荡生活，使他锻炼出投机钻营、冒险进取、察言观色、揣摩迎上、含辛茹苦等性格。这是一个性格改变命运的范例，在30岁前后，他一点一点地挽回自己人生的颓势。
　　加入蓝衣社之前，他常年“自费”在北方各地搜集军阀的情报，没有领取到一毛钱的活动经费，连黄包车也坐不起。但他是一个狂热的苦行僧，为了把情报及时送到蒋介石的案头，他总是连夜整理情报，草草一觉后，在夜色仍然凄迷的南京步行上几个小时，绕过整个城市到中山陵园官邸。冰霜、风雨，依然天天如此。
　　他还经常忍受蒋府佣仆，包括勤务、司机、厨师、娘姨的白眼讽嘲，经常听闻到“小瘪三又来了”的话语。主高奴大，他总是一言不发，继续极其坚忍、事事谨慎地卖力，终于博得了后来的蓝衣社同僚、蒋介石妻侄毛邦初的同情。
　　他渐渐地、虽然不那么引人注目地改变着地位。1932年初，蒋介石任命他为蓝衣社特务处长。这是他这种性格、这些努力的命运回报。
　　出任处长后，郑介民成了他的主要助手------副处长。他们性格、志趣、特长的互补性都非常大，以至于几年后，被人称为是“黄金搭档”。此外，从“自新训育班”要来的30个人，成了他第一批的部下。这些人清一色地是黄埔学生。一开始，特务处也和蓝衣社的众多机构一样，是黄埔系的延伸。
　　但戴笠非常实际。在浪荡、穷困的日子里，他见识了各种各样身份的人，了解到在弄巷、贫民窟、码头也有能干的人。底层上海的头子杜月笙是他的朋友，此时已是俨然的头面人物，这说明了什么？
　　这一年5月开始，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人物，如青帮大小头目、盗窃犯、小流氓，以及变节者，无业游民，慢慢进入了特务处。比如王克全。王克全是原中共江苏省委的一个成员，骨头极软，CC系特务逮捕他以后，几乎没废什么力气就让他变节了。他被释放后，怕遭到共产党的报复，整天躲躲藏藏，生活非常潦草、潦倒。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这样的地下生活，反而历练出特工所需要的老鼠那样窥视，在阴暗角落活动的能耐。这样一个人被戴笠一眼看中。后来，他在刺杀杨铨的行动中，果然发挥了他的这些能耐。
　　又如杜月笙的弟子王兆槐、陈墨，这两个人都是身兼警察头子和黑帮“恒社”头目的兵匪一家的角色，兵带得、酒喝得、钱要得、人杀得。他们帮助戴笠在上海建立起散布租界内外、遍及社会的内线网。
　　洪门大头子向松坡的许多门人弟子，那些胡作非为、鱼肉市井的粗坯，也神气活现地出入在鸡鹅巷令人莫测高深的弄巷里。
　　几十名黄埔生和这样的一些老鼠、蟑螂、臭虫、苍蝇，拼凑成了1932年的蓝衣社特务处。戴笠后来的“中国希姆莱”的名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戈培尔”、“希姆莱”之外，蓝衣社也有自己的“施特拉塞”。这个纳粹党的“北方领袖”是个滔滔不绝的演说家，但几乎从一开始，他与从南方起家的元首就有微妙的裂痕。无独有偶，蓝衣社的这个人也是一个有名的演说家，与明瓦廊也几乎一开始就有隔阂，并且，在1933年春天，他也成为蓝衣社的“北方领袖”。
　　这个人，就是明瓦廊唯一的非黄埔“太保”刘健群。
　　
　　2、
　　
　　1932年秋天，在明瓦廊，刘健群开始组织蓝衣社在“自新”、“团警”之后的第三个培训班。这个班以培养民运干部为主。
　　这个班的名称是“军委会特训班”。它宣布的招生条件，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大专以上学生和校级军官。原布衣团成员主导了这个班，它有深重的“刘健群痕迹”。康泽后来回忆，在南京“这个班的社会影响，要远大于自新训育班或团警班”。
　　许许多多学生出于“复兴民族”的热情，志愿放弃了高收入。总共录取五百人，报考人数却超过三千。310名大学生被录取，另有190名军校学生也在此列，不过绝大多数不是黄埔生。这五百人是1932年唯一的非黄埔力量，也是蓝衣社后来数十万成员中最有理想、文化素养最高的分子。
　　10月7日“放榜”。10月10日，在国民党建党节这个意味深长的日子，特训班开学了。特训班学制半年，作为明瓦廊唯一的非黄埔人物，刘健群精心经营这个“嫡系”。他迅速博得500名部属的钦赖。几十年后，一个叫李茂永的学员写到了他对刘健群的印象：
　　“……刘健群确实有其特殊的地方。与人谈话时，他态度谦和，虚心听取对方的意见；他头脑清晰，反应灵敏，对他人提出的问题，能很快作出使人比较满意的答复。在大会演讲时，不带讲稿站着讲，所讲的话题迎合大家的心理。他声音洪亮，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毫无倦容。”
　　但也正是这个班，使刘健群与明瓦廊的关系开始微妙。
　　
　　晚年腾杰曾谈到，军人会和革青会先后介入了这个班，甚至为争夺成员发生过摩擦。刘健群曾对他“讨论如何阻止康泽介入该班人事的办法”。而康泽之外，打算排斥他的明瓦廊人物，就是贺衷寒。
　　1933年1月，为“防止刘健群势力的扩张”，刚刚出任书记的贺衷寒，把军委会特训班改名为“中央军校研究班”。这么一来，全部500名政训班学员，那些和黄埔八杠子都打不上关系的文人、大学生们，就从刘健群的嫡系变成了“黄埔系”。
　　刘健群变成了异常孤立的明瓦廊“外来户”。还不止于此，1933年1月，似乎是此前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春风得意的刘健群，一个无比灰暗倒霉的月份。500名嫡系被“釜底抽薪”后，他又“后院起火”。
　　这就是在南京传为一时笑柄的“《抗争》事件”。
　　“《抗争》事件”的主角之一是刘健群的妻子胡蕙兰。这是一个有神经质的女人，自刘健群来到南京后，她不断怀疑刘健群有外遇。这一年春节前后，她自费出版了一个小册子《抗争》，小册子披露了刘健群的种种隐私，他们的家庭琐事和婚姻生活。在《抗争》里，刘健群被描述成一个狭隘自私、卑琐自大的人物。
　　小册子南京整整散发了一万多份。一时之间，街巷市井几乎人手一份。不久后，上海的几家小报也惟恐天下不乱，纷纷转载《抗争》。它成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政坛丑闻。
　　“尴尬人”遭逢“尴尬事”。刘健群擢升太快，太得蒋介石的宠信，这使南京官场对他或幸灾乐祸、或落井下石。这一年2月初，蒋介石终于下达了手令：免去刘健群总政训处长的职务，“另有任用”，由贺衷寒“兼任该职”。
　　“《抗争》事件”后，明瓦廊召开了蓝衣社1933年年会。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会议的议题是热河危机、华北危机。在这个会议上，刚刚上任一个多月的贺衷寒，提出成立华北分社，一方面，是对抗近在眼前的“满洲青年联盟”的威胁；另一方面则是“安抚华北”，使之纳入南京的权力版图。
　　邓文仪后来总结，“十余位力行社社员被派往蒙古华北工作。……是继武汉后，另一次集体行动”。
　　冥冥之中，象一颗草籽一般，形影孤独的刘健群被来自满洲的烈风吹动。他参加了这次“集体行动”，成为蓝衣社的“北方领袖”，并担负起在华北的重任。
　　
　　早在1931年制定《虎卷》计划时，“满洲青年联盟”所勾画的伪满洲国版图，就包括一个塞外小省热河，和沿长城延伸的一条“非武装走廊”。“满洲新秩序”建立后，石原、板垣、土肥原等人立即着手这一新的征服。
　　1933年2月23日，日军2万余人分三路进犯热河。10天时间，热河全境沦陷。3月3日，日军6师团一部128骑，占领热河省会承德。该部在承德大肆劫掠。这个师团意志顽强、作风凶狠，4年多以后，正是他们成为“南京大屠杀”的首凶。
　　“保卫长城”的声音，在这一年3月一下子成为华北大地最苍劲悲怆的声音。风雨飘零中，战争在长城的300里隘口间铺开，每个关隘都有恶战。几十万人马往来冲杀，只有苍天、黄土、长城、夕阳才静默无声。
　　在这样的恢弘时空里，“满洲青年联盟”和蓝衣社终于在长城两侧，用炮火、大刀、思想和身体进行碰撞。两大青年军人集团、两大秘密组织成为这个战争的主角。
　　“贺衷寒时代”就在这样危急的背景下开幕了。
　　
　　3、
　　
　　在“腾杰时代”，淞沪和大别山是蓝衣社的活动重点。蓝衣社在其它地区的组织均极为微弱。平津与华北更是其中最脆弱的链条。以北平为例，它虽然是最早的四大支社之一，但一直到此时它也只有一个人数很少的革青会分会，和特务处的一个工作站。与其说这是一个组织，不如说这是几十号人的一个秘密俱乐部。它的书记贾毅一份薪饷、几杯小酒，日子与在胡同里的大部分人并无不同。
　　山海关、热河的炮声震动北平后，这里因缘际会，成为蓝衣社再一个活动重点。2月，贺衷寒已往北平派遣了一个工作小组。它包括因为武汉反腐、名气已经很大了的邓文仪，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以及武汉书记干国勋等。
　　三个力行社员连同10余名特工人员，在东城栖凤楼的一条胡同里租赁了一所二层带院子的住宅，做长期停留的打算。他们不过是蓝衣社北平活动的“先锋官”。紧接着，在贺衷寒目光的注视下，前往北平的，是一个浩浩荡荡的队伍。
　　
　　2月底，“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在十余条军列边，铁石般地挺立着一个将军的身影。他的手一直举在帽檐边，表情严峻，目光森冷。在他的身边，铁流一般地，望不到尽头的持械军人涌进站台，涌过他的身边，涌上火车。
　　这一天是霉雨天气。雨水不断地沿将军的帽檐、肩章上淌下，他的军装早就湿透了，但仍然一动不动。火车站喧天的锣鼓，无数市民、学生、记者的注视，似乎一点都不能惊动他。仿佛他的心已经在遥远的华北了。
　　2师、25师官兵的长龙已经到尾巴上了，关麟征、黄杰走过来了。此时，他的身体微微地、不被人觉察地颤抖了一下，随后，他的目光由森冷转向热烈，几名卫士为他铺展开了一幅白布。
　　他咬破手指，用鲜血在白布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笔划。随后，是关麟征、黄杰，随后是百余名出身农家、视野多少有些狭隘的士兵。他们纷纷咬破手指，你一字、我一句，以拙劣字体续成了一阙《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不知道是哪个学堂的学生率先唱了起来。随即，将军沙哑的嗓音加入了，无数人加入了，歌声撞击着南京广漠的天空。将军的眼睛里先是蒙上了一层水汽，接着这水汽凝固、扩大，化作了满眼的泪。
　　这眼泪感染着站台，这是南京罕见的眼泪。将军没有去拭抹它。
　　2师、25师官兵后面，是一队一队更加威严、潮水一般静默涌过的宪兵。罕见的钢盔、仪仗，衬托着将军的泪花。此时，人群激动喧闹了起来：“宪兵三团！大英雄！”“宪四团的兄弟，好好地打鬼子！……”
　　两个姑娘冲破卫兵的警戒线，给蒋孝先、吉简章这两个宪兵团长，佩带上了姑娘连夜编织的绒线花。
　　一个当过私塾教师的老先生，颤巍巍的身躯也灵活地穿过卫兵的警戒线，把有着“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字样的锦旗，披到了将军的身上。随后，聚集着数万民众的车站沸腾了，男女老少都试图冲破卫兵的警戒线。卫兵的脸上热泪纵横，但仍然不肯放行，苦苦地劝说着人群。
　　这个将军，就是贺衷寒。
　　
　　这一天，在南京火车站的几万民众，还很少有人知道，贺衷寒，以及他所送行的关麟征、黄杰、蒋孝先、吉简章四人，都是让市井开始惊恐的蓝衣社首脑。但即使知道，一个多月后再次出现在南京火车站的一幅令人肝胆俱裂的图景，也足以使亿兆苍生，依旧把那远征的2万余人，那个在火车站用泪眼送行的将军，当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依旧是十余条军列，军列边依旧站立着贺衷寒。然而这一天的贺衷寒，却没有戴军帽，他的头上刺眼地扎着一条雪白的布带。他眼中泪水所蕴涵的悲恸，似乎折射着五千年和四万万的痛楚。
　　在贺衷寒泪水的衬托下，花圈和白幛，挽联和松柏，静默无息地和一直延伸到火车站广场的几万人，等待着一个个黑色匣子的捧出。飘扬的青天白日旗，高远的南京天空，迎接着近2万个幽灵。然而捧回的不过是一千多个做象征的骨灰盒。大多数人的躯体，已经融合进长城与黄土了。
　　就在这一个多月里，在长城，蓝衣社控制的2万余名出征军人，损失了2/3的人马。
　　《关麟征传略》简洁地描述了古北口作战的情形：“……关麟征奉命率25师北上至古北口抗日。是役，他亲率149团猛烈反击日军，双方短兵相接，战斗惨烈，关麟征被炸五处受伤，浑身是血，身边官兵全部战死……”
　　3月12日下午3
　　时，古北口失守。关麟征师伤亡过半。其副手、“军人会”成员张耀明接替负伤的关麟征，再次集结部队，在口内南天门一带阻击。此后20余日，“……起初是关麟征25师在第一线，被打残了。黄杰第2师顶上去，换下第25师。第2师被打残了，刘戡的第83师又顶上去，换下第2师。……”
　　至3月底，3万军人几乎不成建制。同时歼敌5千余人。《时世月报》第二卷第二期在战后曾刊登中日双方战果，称整个长城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共伤亡、失踪6万5千余人，其中关麟征等所属的“徐廷瑶军伤亡65%”，达2万余人。
　　日本方面，共伤亡6千余人，大部为关麟征等人所歼灭。
　　近2万人死去了，阵亡的700名军官，绝大多数是蓝衣社军人会成员。一个个往昔音貌尚存、生龙活虎的人，先是身体上穿透了密集的枪眼，随后又化作了一把土、一股烟，再也看不到了。
　　它也化做了贺衷寒在站台上的声音：
　　“弟兄们，我们回家了！……我们都回家了！”
　　随着这个暗哑声音的响起，哭声连成一片，汇成了南京当夜的家家熄炊、户户招魂。那个私塾老先生，再次颤巍巍地爬上一条高凳。他持着一条长长的招魂白布，用力地挥舞着手，他带着哭音的嘶哑嗓子喊着：“孩子们，到西边去，那里是阳光大道！……”
　　
　　4、
　　
　　在漫天的霉雨下，出征、招魂、悲恸、眼泪……是这个春天的南京日子。长城大战牵连着亿兆苍生的心灵，即使战事已经平息，后方高校、商界、新闻、卫生等慰问团，仍纷纷从淞沪、武汉涌到华北。南京站的站台日夜没有停息，贺衷寒几乎天天都出现在这里，为一群一群蓝衣社的人流送行。
　　3月，在潮水一般的人群中，第三批、为数达几百名的蓝衣社成员，又从这里出发了。这就是刘健群、李秉中、陈春霖、余洒度等率领的“华北抗日宣传总队”。是蓝衣社派遣的身负“华北中央化”使命的人员。
　　“华北抗日宣传总队”在3月19日由贺衷寒下令组建。筹备处设在南京韩家巷，政府每月拨款2，800元。据《申报》报道，它“不到十日”就完成组建。其主力是政训班的300余名文职学员。
　　在组建“抗日宣传总队”前，贺衷寒作出了一个对蓝衣社有最重大影响的决策。那就是计划把蓝衣社从原先的“精英组织”，演进为一个席卷民国的群众性运动。
　　这就是贺衷寒的“复兴社”构想。复兴社，始终是“贺衷寒时代”的主旋律。
　　
　　3月27日，在南京火车站，同样是在贺衷寒的送行下，“抗日宣传总队”的几个大队长，李秉中、陈春霖、余洒度等先行出发，“到北平待命”。送走这个小队伍后，在苍茫的暮色中，贺衷寒回到了明瓦廊。
　　这一个晚上，在明瓦廊，贺衷寒召集了一个简短的干事会。干事会的第一个议题是设立蓝衣社华北分社。
　　南京已决定由何应钦取代张学良，负责平津、华北的军政要务。但何应钦前往华北，“仅带了秘书与副官二、三人”。贺衷寒提出，在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的华北，蓝衣社应成为抵抗日本的“发动机”。
　　为此，贺衷寒继而提出，要组成一个“赞襄何氏”处理各重大事务小组。这是一个“非正式的六人小组……以刘健群为首，除方觉慧外皆为力行社员”。这些社员“皆是何应钦的亲信、旧属和学生”（干国勋，《回忆录》）。
　　在此基础上，也以刘健群为首，将华北五省二市脆弱的、不过区区数百人的蓝衣社组织，合并为“华北分社”。原北平支社书记贾毅“他调”，以便刘健群全权负责。
　　更重大的议题，是贺衷寒的第二个决定。那就是在华北组建蓝衣社的第三层组织，“中华复兴社”，一方面，是作为力行社、革青会的“掩护机关”，另一方面，则“充实华北分社的中下层力量”，以领导全华北的群众性抗日活动。
　　贺衷寒言语铿锵地宣布，“宣传总队”的300余人组成复兴社的第一个支社。宣介溪任支社书记，原布衣团的十几名成员，分别担任助理书记、组织干事、宣传干事、小组长等职。
　　又何止是华北和这个支社？这一天，几乎从贺衷寒话音始落的那一刻起，一个无比浩大、延续四年的群众性“复兴运动”就揭开了序幕。此后几年，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无数的青年、妇女、文人、市民、华侨、儿童组织，都在贺衷寒目光的注视下，被纳入了蓝衣社的轨道。蓝衣社运动从精英运动，变成了一个效仿纳粹德国的群众运动了。
　　也从贺衷寒话音始落的这一刻起，经历力行社的“联络处”阶段、八宝街阶段，明瓦廊时代，蓝衣社终于行进到了“复兴社”时代。就从这里开始，此后的4年多时间，复兴社吸收了数以十万计的知识青年、公务员、中产市民，甚至工人、农民，它的触角延伸进所有的社会角落，震动了蒙昧的民国。它的躯体是如此庞大，以至于后来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把这个基层组织视为蓝衣社的全部。
　　
　　早在1932年5月，第一个复兴社小组就在太原出现。随后，8月份，上海书记叶维在中国公学，曾组建了一个复兴社“直属小组”，南京书记任觉五在中央大学成立了第一个区社。当年底，复兴社已发展了三个区社、四个小组。
　　这些复兴社的小组织，都以早期的四大支社为依托，同时都以学校的“教师、大学生为主”。这些小组织都微不足道，另外，总社也都没有认可过。
　　随着贺衷寒一声令下，“复兴社阶段”开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政训班学员之一李茂永是最早的复兴社成员，后来，他详细描述了自己在复兴社的生活。
　　3月28日的傍晚，太阳已经落山了，春天的气息却静谧地覆盖着韩家巷。这是行将开赴华北的前夕，几百名特训班学员有的忙于整理行装，有的在给家人写信。李茂永则闲闲地翻阅着一本外国小说。
　　但他们在午后就得到了通知，当晚“有任务，不得外出”。于是就有人不时地看看手表。
　　一直到入夜时分，特训班的一个区队长才来到李茂永等人的宿舍。集队后，他带着宿舍的十几个学员“到本部对面的一个院子”。他们先进入一个小房间，接着，一个陌生的“负责人”分发了一份“调查表”给他们。
　　领到调查表后，这些人“才晓得是来加入复兴社”。他们详尽地填写了自己的履历、家世、亲属和所有社会关系，然后把表格交给“负责人”。每收到一份表格，“负责人”就再给这些人分发“宣誓词”一张。
　　然后，他们来到另一个大房间。这个房间大约有40平米，显得很空荡，却布置得很庄重。房间的两端都悬挂着蒋介石的半身像，两边墙上贴着很多标语，其中最显眼的是“一个党------国民党”、“一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蒋委员长”。
　　这样的场面使十余名青年屏声静息。在负责人的指挥下，他们一列地站在蒋介石的半身像下，左手执着贺衷寒起草的“宣誓词”，右手握拳，而后由他们的区队长和那个“负责人”监誓，进行宣誓：
　　“余誓以至诚，复兴中国革命，力行三民主义，效忠领袖，服从组织，严守机密。为达成使命，甘任劳怨，不辞牺牲。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制裁……”
　　宣誓过后，他们把写有宣誓词的那张纸交给区队长，由区队长当场焚毁。然后，“负责人”开始了简短的训话。
　　训话先是许诺“参加之后，工作和生活都永远有保障”。随后，“负责人”表情严肃地宣称了复兴社的三大铁律，即“生的进来、死的出去”；“泄密者处以极刑”；以及“单线联系、只有纵的关系”。
　　“纵的关系”就是他们和自己组长的关系。这一夜他们被告知，他们编为了一个小组，组长就是他们的区队长。
　　训话结束后，他们无声地退出房间。在院子里，他们见到了一组一组的同学。全部310名学员在这一夜集体加入了复兴社，统共编了20多个小组。而在他们宣誓的同时，附近房间的蓝衣社组织处人员，已把他们的调查表资料制成一张张小卡片，卡片上不仅有一个号码，还留出了很大一块空白，以定期填上“考核评语”。
　　根据“考核评语”，他们“每三个月都有一次提升的机会”。文职的升入革青会，武职升入军人会。但此时他们还都不知道这两个二级组织的存在，更不用说是力行社了。
　　复兴社的《章程》很简单，只有短短六条。但他们却要接受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训练。训练分为技术训练和“特别训练”。技术训练包括驾驶汽车、收集情报、射击、爆炸等，这是每个人都要接受的。这个训练使无数的复兴社成员都具备了特工的基本素养，到次年，明瓦廊更秘密下发了《我们的训练》一书，以便各组长、书记进行技术训练。
　　特别训练往往只争对行将升入革青会、军人会的成员，主要训练内容包括编保编甲、农村工作、学生运动、民兵训练，乃至碉堡构筑、化装侦察等。每个季度，在几个中心城市的郊外，都总有几十上百人被秘密集中，进行这些训练。训练完成后，他们往往都被告知已升入革青会和军人会，然后以他们为组长，他们开始发展自己的复兴社小组。
　　邱开基的汉口缉私处通过烟土专卖，已经大发其财。一开始每月收入在六七十万元，到1933年春天已暴涨到四百万元。但蒋介石每个月只从这笔巨款里截留区区20万元给明瓦廊当经费，在有着几百上千名工作人员的明瓦廊，这只够支付工资。于是，“量出为入、就地筹款”成为复兴社的财务制度。每个组长都可以根据“发展需要”，收取组员的社费和发动“乐捐”。于是，不久后的特别训练里，还添上了组长的财务训练。
　　在最早的一年多，复兴社相当部分的成员都活动在学生团体、学校里。比如李茂永在抵达华北后，曾深入到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活动在学校的食堂、各种各样的讲座、甚至学生宿舍里。他也发展了几名学生入社。按照组长的指令，一开始这些新成员只和他本人“单线联系”，社费的收取、活动的布置，也都由他经手。一直到“考核”完成后，他才带领新成员参加小组会。
　　一开始，复兴社相当纯洁也相当有力。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成百上千个小组，每周都定期开会。他们依据明瓦廊的命令，活跃地进行控制民间、渗透社会的工作。有的“走出去”，以秘密身份加入一些公开的社团，而后逐步渗透、控制这些社团；有的“请进来”，许多社团的最活跃、最有才能的青年，一旦被认定没有亲共嫌疑、是“同志”，就由组长或组员出面发展入社。
　　
　　这就是后来复兴社数十万成员都目睹过的入社场面，都经历过的“组织生活”。因为宣誓现场的那些标语所流露出的独裁性质，事实上，复兴社也是新的、非孙中山的、属于蒋介石自己政权的开始。许许多多青年就从这里，踏上了自己日后的一生沉浮。
　　加入复兴社的这个夜晚，让李茂永终生难忘。而第二天，还有一个他同样难忘的大会。
　　3月29日是阴霾重重的一天。一大清早，南京开往北平的列车已停靠在火车站了。300余人集结在明瓦廊准备出发。但此时，贺衷寒下达了一个“紧急通知”。
　　“紧急通知”要求他们到励志社去，参加“复兴社成立大会”。这样，这些年轻的学生也生平第一次亲眼见到了那个大人物。
　　励志社会场的上方，同样悬挂着蒋介石的巨幅半身像，也有那些标语。半身像下则站立着黑压压的七、八百人，有教师、有学生也有军人。他们一列一列地笔直挺立。在贺衷寒、刘健群的无声指挥下，特训班学员也站成了几队。
　　列队完毕后，贺衷寒出现在主席台上，他言辞简洁地宣布“成立大会”开始。随后，他退到主席台的一侧，蒋介石出现了。会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蒋介石用他奉化口音很重的声调，开始了演讲。
　　这是一个长长的演讲。在贺衷寒不断的带头和示意下，会场出现了无数次的掌声和欢呼。人群始终保持着一种严肃基调下的沸腾。
　　演讲结束后，贺衷寒又出现在主席台，他似乎用尽了他功能强大的肺部的全部力量，大声宣布，“中华复兴社成立”！
　　刚刚成立的复兴社下设三个支社，华北支社之外，是南京支社和上海支社。散会后，李茂永和他310名同事、第一个复兴社组织，就踏上前往华北的路途了。路途沿京浦线延伸着，华北越来越近了。
　　
　　也是这一天，“满洲青年联盟”在天津秘密控制的一份“汉奸”报纸，以《大批蓝衣社员到华北活动》为标题，显示这两个秘密组织对抗的升级。
　　
　　5、
　　
　　以3月28日复兴社华北支社，3月29日南京支社和上海支社的形成为标志，蓝衣社的“复兴狂飙”卷起了。
　　为“联系西南”，3月底，贺衷寒批准康泽组织“西南青年社”。与华北蓝衣社的组建一样，这个组织是蓝衣社“维系省级与中央的中间层机构”。它最主要的使命是“削藩”。
　　西南青年社以四个四川籍贯的“太保”，康泽、曾扩情、任觉五、叶维，以及总社书记贺衷寒为首脑。他们先是在淞沪活动，把西南籍贯的二、三百名黄埔学生一色纳入；其中包括武汉反腐时期、面目诡异阴森的“锄奸团”头目杨又生。紧接着，它开始了辐射西南的一系列工作，特别是辐射他们的家乡------蒙昧的、遍布血泪、与南京严重隔绝的四川。
　　相对于此时蓝衣社的潜力，以及日后发展成员50万人的规模，西南青年社似乎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组织。它一直到解散的时候，也不过区区300余人。但在康泽的运作下，一批批四川籍成员先后被派遣到成都、重庆，在蒙昧的四川大肆活动。不过一两个月时间，西南社在四川就发展了10余个复兴社小组。其中一个组长就是康泽的胞弟康济民。
　　复兴社如同一棵种子那样，在广漠、古老的四川生根、发芽、茁壮着。此后只要有一滴水、一片土，它就会成长起来。后来，康泽就是依托这些力量，结合他入川的别动队一部，使蓝衣社一举控制贵州，对峙四川。
　　这才有了后来八年抗战的稳固的大后方。
　　
　　“西南青年社”组成前后，在明瓦廊，那个蓝衣社的“圣女”，一直以自己纯洁的形象烘托着早期蓝衣社清新气息的人，陈启坤，因为身患伤寒，不治而死。临死前，她美丽深情的眼睛，一直注视着在床头的腾杰。
　　或者，她也在注视着蓝衣社这1年另7个月，狂飙一般崛起的过程？注视着广漠蒙昧的国土？在明瓦廊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她结婚、工作，一直渴望能怀孕，为腾杰生一个孩子。虽然工作那么繁忙，事务那么多，她仍旧在闲暇时，以自己女性的细心在这个房间这里放上一些点心，那里插着一束野花，使一个小房间显得温馨而生机盎然，并多少透出了一些居家过日子的气息。
　　她关爱着每一个比她还年轻的同事，比如林培琛、干国勋等。作为亲切的姐姐，亲爱的同志，她自己是那样忙碌，从不爱惜自己的健康，却不时地关照这些人的身体。她给他们递上一碗面条、一份零食，只要能换回一张笑脸一声叫唤，她就觉得心里满足地受用。
　　在人事复杂的明瓦廊，只有她才不仅博得了林培琛、干国勋等人的信赖，也博得丰悌、戴笠这样的人的尊重。
　　在纪律森严的蓝衣社，也只有她才有那明朗、欢畅的笑声。她的笑声，一直地飘扬在明瓦廊略略古旧、略略破败的园子里。没有她，早期明瓦廊就不会那样清新、那样动人。
　　然而，这一切就要结束了吗？她就要死了吗？
　　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射过那朴素的碎花窗帘，照射在她苍白、年轻的面容上。活着有多好呃，看得到那郊外的花草，田野的牛哞，甚至连带着一些腥味的微风气息，都能嗅到。活着多好呃，亲人、恩人，乃至仇人，都在同一个天空下，都能让人以谦卑而感激的心思，去感念这样的人间。
　　死了，会有一个怎样的世界呢？但即使有天堂，她也不愿意死啊！
　　她平静地留恋着这个世界。不知道她在临终的回光返照时，对腾杰说了怎样的悄悄话。当傍晚到来的时候，她的眼睛，终于渐渐地阖上了，手也渐渐地松垂下去。一缕头发松软地在她宽阔的额头前。……
　　在腾杰撕心裂肺的叫声中，一个人永远地消失了。
　　几十年后，腾杰仍然沉痛地谈到，这个打击对他来说是致命的。1933年的整整几个月时间，他都心神恍惚，一直不愿意相信陈启坤真的已经死掉了。到这一年秋天，因为他的状态一直不能恢复，蒋介石、贺衷寒都相当体谅地做出了一个决定，让他前往德国，一面是散心和忘却，另一面则是“考察”德国的纳粹政权。
　　事实上，陈启坤的死，腾杰的“下台”，意味的都是蓝衣社清新时代的终结。
　　
　　陈启坤患上伤寒、去世的日子里，一连串后来震撼了全世界的事件，不时地进入贺衷寒的视野。在赢得德国政权后的一个多月，“国会纵火案”突发了。
　　“国会纵火案”使希特勒下令取缔共产党。接着是反犹太潮流的席卷，是国会《授权法案》的通过。《授权法案》通过的这一天，戈培尔得意忘形地叫着：
　　“再也没有选举了！今后一千年的德国生活方式已经被确定了！……”
　　在这样的声音里，果然，独裁化德国迅速形成了，一个“新德国”的前景展现了出来。它不仅震撼了欧洲，而且震撼了南京。
　　在这股席卷世界的风潮中，在明瓦廊，贺衷寒开始撰写、整理他的一本文集。这个文集点点滴滴地反映着他复杂、丰富、沉重的人生，是他的人生的一个无比重大的转折。他在湖南乡村的日子，他13年前在长沙创办平民通讯社的生涯，乃至他在苏联的生活、在黄埔的岁月、在日本的见闻里都始终坚持的一些令人感动的情怀，就因为这个文集的写作，而彻底地成为了过去。
　　这个文集有一个简单的命名，《一得集》。
　　
　　在写作、出版《一得集》以前，贯穿早年贺衷寒面貌的，首先是关注生民疾苦、誓言“改造社会”的情绪。他一方面渴望建立一个“劳动共和国”，另一方面，他希望这个“劳动共和国”能保存、延续那亲切的传统文化。
　　他早年所具有的就是这样朴素的民粹思想。他渴望的其实是一个温情脉脉的“公社”。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温情的“公社”被严酷的“复兴民族”决心所替代。他开始寻求更好的工具来“改造社会”、复兴民族。他一度曾放眼共产主义，但苏联的游历使他觉察并坚信，那个以红色、锤子、镰刀为象征的制度，不是什么“劳动共和国”。
　　或者，他的最终游离共青团，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共产主义对传统文化、对历史的多少割裂？
　　黄埔岁月，他沉浸在“民族”、“民主”与“民生”的朴素思想中，民族主义对应他对传统文化的亲切感，民主主义对应一个青年蔑视权威的本能，而民生主义、“平均地权”是他所留恋的“公社”的社会基础。他同时也沉浸在“新三民主义”强调刺刀价值、宣扬暴力运动的潮流中。这使他开始发起“孙文主义学会”。于是，一面是传统文化、“公社”、“复兴国家”，另一面是刺刀、暴力、军队、特务。这构成贺衷寒奇异、对立、冲突、悲剧的面貌。
　　这种面貌一直延续到他的日本见闻，延续到他的参与蓝衣社。自觉或不自觉地，他和腾杰一起，把蓝衣社设计成了他所熟悉、所向往的那个样子。
　　蓝衣社推崇个人关系，称兄道弟，这当中有多少传统的遗留？蓝衣社限制生活、平均收入，不就是一个小型的、虽然不那么完整的“公社”么？在他们清廉勤奋、整饬官场、复兴国家的努力里，又有多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修身立德的痕迹呢？
　　五分传统、二分秘密会社、一分特务组织、一分公社，连同一分淡淡的法西斯主义的痕迹，这就是腾杰时代蓝衣社的面貌。它诡异地可亲，神秘地清新。它不仅是腾杰的，也是这个“蓝衣社之魂”世界观的反映。然而，腾杰下台、陈启坤去世、“新德国”崛起……所有这些事件都冲击、洗刷、改造着他的思想。在这个春天的短短几个月里，贺衷寒要彻底告别的，是自己那么久以来的那么多，那么美好的情绪、阅历和思考。
　　他不再有什么“民粹”倾向。在《一得集》里他写到，“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创造史”，和农工、民众的劳动无关。反过来，民众的任务就是象牛马一样地服从、劳役。他强调“生产化”。
　　他强调对“领袖”也就是对蒋介石的“神圣化”。在这样的说法下，哪里还会有什么“民主主义”的地盘？对“民主”他嗤之以鼻。他写到，“需要就是真理。民众组织和民众训练是目前国家民族的需要，也就是目前政治的真理……”；“人们的衣食住行……（应）实行彻底的军事化”。也就是说，只要有“需要”，不管要求民众付出什么，都是“真理”。亿兆众生的生命、财产，只要蒋介石需要都可以随便征集。
　　他不再谈改善民生。反过来，他打算用以控制民众的，是当年起报章上频频出现的四个字，“管、教、养、卫”。他力主推行中世纪的“保甲”制度，以彻底控制民众；他力主推行独裁教育、统制教育，以实现“一个国家，一种主义”；他力求民众生活简单、“朴素”，节衣缩食以重整军备；他要把整个中华民国变成一个大兵营……
　　这些都是他公开发表、出版和鼓吹的。“领袖创造历史”、“一个国家，一种主义”、生产化、军事化、管教养卫、保甲制度……这，不就是一个中国式的法西斯社会的图景吗？
　　他把这个文集的所有文字都看成是个人的、一己的，于是命名为《一得集》。但蓝衣社组织巨大的、最终的转轨，也隐含在这个文集的字字句句里。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也不仅是一种鼓吹。就是这一年，管教养卫、保甲制度，乃至他计划的宣扬的全部社会政策，都在康泽的手上，在大半个江西实施了。至于法西斯社会的再一个特征------特务政治，更仅仅在三四个月以后，就要由戴笠对杨铨的暗杀枪声，而悄然开幕。
　　这不是什么《一得集》，而是蓝衣社成为一个法西斯组织的公然宣扬，一个无可抵赖的标志。虽然还要几个月，蓝衣社才修改《章程》，从而使它完全地堕落为一个法西斯组织。但它已经是一个鲜明的的伏笔了。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个伏笔对残留着大量儒学传统、方兴未艾着自由主义思潮、并遭受共产主义运动一波又一波冲击的中华民国，对青年迷惘冲动，但市井、乡村迟钝而麻木的中华民国，是一个重大的、富有意味的事件。
　　
　　6、
　　
　　在《一得集》写作期间，贺衷寒开始重组总政训处。他任命刘咏尧为副处长，袁守谦为秘书长，并“聘丰悌、潘佑强、肖赞育、桂永清、曾扩情等为设计委员”，也就是说，政训处变成了蓝衣社特别是“湖南帮”的私家地盘。随后，他开始组织“四科、十二股”的庞大机构，以便总揽全国军队的“新政工”。
　　“所有部队、军事院校、机关之政工均归其直接统辖”，是总政训处的职权。但还不够，几天后，贺衷寒更颁布了《政工条例》，它进一步规定，所有军阀部队的政工人员，需由总政训处“统一委派”。从此，大批蓝衣社活动家连同戴笠的特务，一起出现在广漠、蒙昧的军阀社会里。他们代表着“新型”、“革命”的军人形象，釜底抽薪地瓦解着大小军阀的各种社会基础。
　　就从这里开始，以总政训处为机枢、后来一度膨胀到几万人的民国军队政工系统，长达几年内都是贺衷寒的“私家地盘”。
　　然后，轮到了宣传处。
　　这个春夏之交，贺衷寒的运气好得惊人。5月份到来时，继摧毁大别山后，对江西朱毛红军的围剿开始了。两份任命同时到达了明瓦廊，“贺衷寒兼任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之外，是康泽被命令前往南昌，“组织特别警察队”，以“安抚地方、推行保甲制度、恢复江西地方”。
　　任命到达后，贺衷寒以此为借口，免去了康泽宣传处长的职务。宣传处由二流文人、反共“疯子”邓文仪接管，它迅速被纳入了贺衷寒的轨道。一个将席卷全国的法西斯化鼓吹风暴，在这一年夏天被酝酿着。
　　
　　这一年夏天开始，贺衷寒的意志，在蓝衣社遍布淞沪、两湖、华北的组织网络上传递着。“铁的纪律”、绝对的服从，成为蓝衣社上万党徒的头顶悬剑。从这里开始，蓝衣社开始步入它的全盛时期。
　　用个把月时间“整顿”完纪律后，1933年5月，在一次干事会上，贺衷寒提出了新的组织规划：
　　“按照‘吸收社会领袖和精英’的组织目标，一年里我们把许多优秀分子都吸引到团体里面来了。我们具备了动员社会的条件。……现在到了争取群众的时候了！……”
　　按照干事会决议，这个南京霉雨纷飞的月份，大批蓝衣社干部被派遣往浙江、江苏、安徽几省，从中心城市进入了各个小城市、小县份。郑炳庚去杭州，李守维在江苏，徐中岳抵合肥……据原浙江蓝衣社书记郑炳庚回忆，一个多月时间，浙江七十二县，“县县都建立了复兴社组织”。
　　6月，更多的干部被派遣出去了。梁干乔到开封、贺醒汉在长沙、萧洒到开封、李安定在福州……复兴社的组织网络，从长江中下游拓展开去，形成了它淞沪、江浙、两湖、河南、华北、西北的六大板块。此外，另有大批的保安部队军官、警察头子、县长、士绅，就地成为许多县城、集镇的复兴社负责人。复兴社组织在十几个省、上百个城市、数百个县份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后来“四人帮”的师爷张春桥，就在这一轮复兴狂飙中，带同他20余人的“华蒂社”，在济南集体加入蓝衣社的。
　　这一年盛夏到来时，蓝衣社已在全国24个省区建立了复兴社组织。它的势力延伸进新疆、内蒙、西康等边远省区。
　　东京、伦敦、纽约、柏林、巴黎等海外大城市，也形成了一个个复兴社小组、区社。同时，秘密援助朝鲜、安南、缅甸、印度等殖民地的“亚洲被压迫民族大同盟”、“亚洲文化学会”等纷纷出现。《中央日报》曾报道：1933年春，“在一宴会中”，贺衷寒曾邀请数十位殖民地代表聚会，南京以日本之后的再一个亚洲霸主的面貌，试图与殖民主义对抗。
　　韦碧辉等十余名女社员，也组织起了“远东妇女抗日同盟会”。
　　
　　在邓文仪控制的庞大传媒系统的推波助澜下，复兴狂飙就这样卷起了。这一年春夏，无数青年怀着神秘的冲动，加入了蓝衣社。
　　全社会价值观的离散、满洲的沦陷、华北的危机，以及大量的失业青年、对政权现状深感不满的党员、急切寻找出路的学生、善于把握机会的投机者、需要接近高层或形成派系的官员、单纯的军人、破产的商人、控制地下社会的黑帮头子……民国形形色色的社会阶层，都迷惘于这个混沌的年代，都有改变现状的要求。而这，正是蓝衣社迅速崛起的社会基础。
　　当复兴社的网络遍布各地时，仅仅一个多月时间，虽然他们的保密工作是做到家了，虽然他们在挑选成员方面极其严格，但复兴社的成员，仍迅猛发展到了四、五万人。
　　
　　复兴狂飙卷起后，1933年7月，武汉、安庆的由吞并杨庆山堂口而来的两个“忠义救国会”组织，成为当地复兴社的“掩护机关”。也几乎从这一天起，“忠义救国会”从长江流域延伸出去了。
　　先是胡宗南在西北，组织了再一个“忠义救国会”组织，接着，河北的一个大豪强张荫梧加入了蓝衣社。他打着“忠义救国会”的招牌，几年时间在河北组织了十万民军。随后，以土豪劣绅、民团头子、会道门人物、地痞无赖、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人物组成的“忠义救国会”，也在各地先后出现。它在集镇、乡村都泛滥起来。
　　此后5年，对这样的人渣有着天然兴趣的戴笠，将使邓文仪、胡宗南都黯然失色。到蓝衣社解体前后，特务处在拥有4万余名职业特务之外，更控制了5万余名“忠义救国会”人员。抗战中，这些人被编成5个师的“忠义救国军”，直属戴笠指挥。
　　这个外围组织在其鼎盛时期，共发展人员二、三十万。到1933年9月，当“童子军励进会”这个一直在“湖南帮”手里的，蓝衣社的“希特勒青年团”也被组织起来后，蓝衣社一直延续到1938年的组织面貌都浮现出来了。蓝衣社后来以“法西斯组织”的标记进入史册，就从这些日子开始的。
　　
　　贺衷寒有不分寒暑、爱吃狗肉的习惯。1933年6、7月间，贺衷寒的湖南老乡、“小兄弟”肖作霖，在一次请贺衷寒吃狗肉时，半是羡慕、半有醋意地问到：
　　“贺大哥下一步的计划是……”
　　贺衷寒似乎很不屑地、但坚决地回答：
　　“到南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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