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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衣社碎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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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蓝衣社碎片3 (497 reads) 时间: 2003-9-28 周日, 10:47

作者：游客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第三章青年意气
　　
　　1、
　　
　　1931年7月底，腾杰一行三人在上海上岸。因为两年多没有回国，他们先是分成了两路。肖赞育因家事决定先回湖南。腾杰和陈启宇则延京沪铁路北上，首先到如皋看望他的未婚妻陈启坤。
　　从肖赞育的“家事”，以及腾杰先到如皋等细节可以看出，虽然他们的回国是受东京同学会的派遣，但多少也有私人探亲的色彩。此外，这更因为此时的他们，还不了解政府腐败、国家分裂、民众无力的程度。
　　在如皋，腾杰和陈启宇短暂逗留了三两天后，一起向南京进发了。他们并邀陈启坤同去南京。
　　从如皋到南京不过几个小时的路程。但这一路，出现在三个青年面前的，是一幅满目疮痍的图景。
　　1931年春夏之交起，一场空前的长江、淮河大洪水，席卷了七省205县。《中央日报》曾报道安徽灾情，“……镇市荡平，田禾淹没，浮尸雷雷”。而《新京日报》对江苏灾情，有更详细的报道：“自7月4日起至12日止，大雨滂沱，酿成十六年来未有之奇灾。……此种生活，诚不啻人间地狱”。
　　比起安徽、江苏，受灾最烈的却是湖北。仅江汉平原，这一年死于水患、饥饿、瘟疫的达200万人，几乎户户丧事、家家挂白。洪水过后，千万寡妇、老人、孤儿，又面对着空了的家室、荒了的田野，发芽的种子和溺水而死的耕牛。一时哀号遍野。
　　顺长江而下的洪水，使京沪沿线“淹没田亩达百数十万。……庐舍荡然，村落如海中岛屿”（《新京日报》）。虽然凄凉、破碎的景况不比湖北，但灾患和死病也一目了然。流离失所的难民和乞丐，沿铁路延伸数百里，路上更不断有人倒毙。
　　这些景象，重重地扣击着腾杰的心灵。然后，南京到了。
　　南京的洪水刚刚退去，满街还都是乞丐、饥民。城内不论哪处街角，都溢着污水和烂菜叶，苍蝇嗡嗡地飞着。
　　一个个积善堂、施粥站的前头，都排满了望不到头的长队。队伍艰难地向前蠕动着，一双双呆滞、灰蒙的眼睛，似乎都不相信自己能够得到那一勺烂粥。空气里弥漫着一丝丝的尸臭味，不时有野狗去扒垃圾，扒出了一具具开始腐烂的尸体。
　　大部分店铺因为担心饥民的哄抢，都紧闭着门板。大街小巷充斥着一股死亡的气息。但一到晚间，笙歌、酒色的气息，就荡漾在秦淮河边了。无数大腹便便的人，从地下冒了出来。他们粗野、快活地哈哈大笑，在他们的笑声中，人力车、汽车穿梭在霓虹灯下。
　　透过时间的缝隙，可以看到，知了的声音，鸣叫出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南京。站立在街头的腾杰和陈启坤，他们的心，在一点一点地下沉。
　　然而，使他们的心事近乎绝望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1931年7月，南京政权处在一片混乱、动荡、分裂中。
　　1927年，腾杰随着大部队进入南京时，他一路目睹的是民众质朴的笑脸，青年献身的热情。但这个状况不过维系了一年。就是腾杰被选拔去日本前后，国民党、南京政权开始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腐败着。
　　几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国民党就是一个带着浓厚的秘密会社色彩、大杂烩一般的政党。它从来没有过纯洁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它是一个权贵、政客、军阀、土豪进行权力交易的俱乐部。所谓“民初”近乎荒诞的混乱，就是这种国民党组织的产物。“大革命”时代的“新三民主义”、建军黄埔，为的是根绝、根除这一点，但到1928年，它就不能维持它新生的激情了。
　　“整理党务”后，大量职位空缺。大批军阀、劣绅、土豪、流氓的入党，使有了枪的国民党，腐败程度远胜于“民初”。它直接影响着人心向背。《北华捷报》1930年5月的一篇报道，简略概括了这个过程：“仅仅在1年半之前人们还满怀热情，而今天，在所有中国人之间都存在绝望感”。
　　组织的混乱、腐败、民众的绝望，这些如同发酵池一般，孵化加剧着国民党的另一权力肿瘤------内部倾轧。
　　持枪的军阀，在1927年以后的一两年内，摇身一变为国民党员；上百万的兵痞，摇身一变为国民革命军。他们是自私自利的沙，能够肥己处便肥己；他们又都是妄自尊大的沙，能够称尊处便称尊。“统一”，不过是南京自欺欺人的一个说法。
　　加入国民党后，谋求一个“正统”地位，成为盘踞各省的军阀最大的如意算盘。他们纷纷和一些不甘寂寞的糟老头党员、“元老”结合起来，为自己的割据披上合法外衣。正是腾杰回国前夕，南京政权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权力倾轧活动，进入了高潮。
　　在1931年乱哄哄的南京戏台上，胡汉民扮演着即将过时、但挣扎地回光返照的角色。这个搞了一辈子政治的人，居然临到老了，还看不出这个乱世“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理。他反对蒋介石效法孙中山、通过一部《临时约法》的宣布。他喋喋不休、上窜下跳，一副遗老遗少的嘴脸。蒋介石更干脆，他二话不说，派三五个武装军人就扣押了胡汉民。
　　蒋介石对此事的解释令人觉得啼笑皆非。这一年的《中国年鉴》记载，蒋介石不屑一顾地谈到：“……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使他的光荣历史不受玷污”。这比打胡汉民的耳光还令人难受，言下之意就是他已老朽不堪。
　　但是蒋介石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利用这个遗老来做文章。6月份，广东军阀陈济棠纠合了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在广州组成了“非常议会”，宣布广州是民国的正统政府。这打开了反蒋潮流的闸门。孙科、汪精卫、西山会议派、刚刚吃了败仗的山西军阀、河南军阀，都纷纷表示支持这个议会。民国这个派系、权力的大杂烩，此时分裂成了拥蒋和反蒋两个阵营。
　　盛夏到来时，事态更加严重，始作俑者陈济棠以为时机业已成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宣布“独立”。随后，南京和广州开始了比胡汉民还让人讨厌的饶舌混战。动口过后，打算动手。双方都把军队开到了地界边上，剑拔弩张，随时可能爆发大战。
　　腾杰步入南京之际，正是内战随时可能爆发的关头。
　　
　　2、
　　
　　“政府完全瘫痪了！”几十年后，腾杰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对南京的第一印象。高大的国民政府门楼还在有气无力的阴沉天穹下。但广漠的南京天地，似乎只剩下他们这三个渺小的青年。
　　1931年7月的南京，国民政府大院前门可罗雀，连哨兵都没有布置。深得望不到尽头的院子里，也只有寥寥几个公务员，他们或打着纸牌，或在办公室里翻检着私人物品。一张张象征着权力的褐色办公桌、皮椅，都蒙着厚厚的灰尘。
　　过往的那些大人物仿佛一下子消失了。这些裁决南京的人，此时都龟缩在各自的公馆里，或合纵连横、待机而动，或明哲保身、隔岸观火。没有人理会腾杰的警告。
　　接连探视过政府、军委会和党部后，腾杰一无所获。但军人的韧性，使他不愿死心。他们“立即开展对有关人士的访问”。
　　这个访问，过程只有短短几天。8月初，他们“综合访问所得的结果，极为失望”。结论很快地作出了，即“国内对于即将发生的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几乎毫无准备。不仅是腐败落后，并且是四分五裂；特别是民心士气的消沉，已到了对时局的挽救完全失去信心的程度”。
　　这些结论，虽然早已经在自己的预计里，但还是令他们“惊讶之至”（邓元忠，《腾杰访问》）。
　　几十年后，腾杰用“惊讶”一词描述他当时的心境。但其实，这是一种五味俱全、心神欲裂的苦涩。
　　
　　“警告”任务迅速流产，“访问”也毫无结果。这个夏天，事实上已经有两个选择出现在腾杰面前了：是回到日本、对东京同学会简单地进行“述职”，而后由同学会做全盘统筹呢？还是继续地留在南京，再等待一些机会、人物，或者干脆说是“奇迹”？
　　腾杰简单地选择了“留下来”。他要在南京等待着肖赞育的到来。不管怎样，多一个人商量，就多一份抉择的分量和力量。
　　或者，他也在等待另一个人的回到南京？那个比他年长20岁，经验丰富、让他有依靠感的军人？
　　这个军人自然是蒋介石。他当时在南昌，指挥着对朱毛红军围剿的战争，并应对着来自两广、南京的权力挑战。
　　1931年8月煎熬般的日子里，腾杰和陈启坤就这样滞留在南京的一处旅社，或南京某个亲友的住宅。不知道什么时候，陈启宇已经和他们分开了，回到了南京的应酬、清议、谈笑风生里去。而肖赞育的身影也迟迟不见。他们只有孤零零的两个人。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但就在这无声无息、几近令人窒息的时间流逝中，所目睹的天灾、人祸、分裂、消沉，……这些景象，连同不久前在日本大街小巷所目睹的战争叫嚣与气息，都渐渐地压上了腾杰的肩头、心头。
　　这是沉重的国难，是一个青年军人对民族复兴的最至诚的渴望。此外，还有在执行“警告”任务、进行“访问”时的惊讶、失望、震惊、愤怒，是这些积累的情绪，连同这沉重这渴望，在这颗26岁的心灵里急剧膨胀着，膨胀到使他决定“铤而走险”的地步。
　　是这些情绪，在短短的几天内，爆发成了一种重大的历史关头来临之前、个人所必须具备的勇决。史料只是简单地记载：腾杰连同陈启坤，在南京等待肖赞育的日子里，“决心从事于建党运动，而不再返回到日本去”。
　　透过时间的缝隙，可以看到，在其借宿的一个小房间，腾杰先是每天借酒浇愁、浇怒。陪伴他的只有陈启坤。
　　而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当陈启坤起床、找到腾杰时，房间已经收拾得井井有条，腾杰衣裳严整，脸色虽然疲惫但满是严肃。他哑着声音，有力地说：
　　“国将亡，读书有何益？……日本必定要发动大仗，但这个国家有过那么多的先贤显圣，祖先之神必定护佑今日。……”
　　他继续说到：
　　“那些贪官污吏、迂腐文人，他们都是中国民国的蛀虫，他们都在挖中华民国、挖总理基业的墙角。倚赖他们抵抗日本、复兴国家，无异与虎谋皮！……但今日局势虽险，只要我们青年能够振作起来，整顿吏治、扫除污秽，为国家尽力，日本就不能侵犯我们，民国就不会亡！……我要找到同志，建立组织！”
　　也是这一天，腾杰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支持者。陈启坤，正是筹备中的蓝衣社，在腾杰之外的第一个成员。
　　在这对青年未婚夫妇的对话中，一个民国最森严、最重大、影响也最广泛的青年运动，它的大门，沉重、声音郁闷地被启动开了。
　　3、
　　
　　1931年8月的昏闷日子，在南京角落的一条弄巷里，腾杰开始起草一份“旨在拯救国家”的计划。
　　
　　他情绪激动，似乎正面对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马关割地、庚子赔款的往事历历在目。他简陋的书桌上摊着一本小册子，那里面收录了一些日本文件，其中包括曾在国内公开发行、引起举国哗然和警惕的《田中备忘录》。
　　
　　《田中备忘录》起草于1927年7月25日，据说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曾把它呈交给日本天皇，以此作为日本征服满洲和蒙古计划的纲领，因此又被称为“田中奏折”。备忘录在“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思想下，概述了满洲经济资源的意义，主张实行“铁与血”的政策。它毫不掩饰地指出：“……获得在满州和蒙古的实际权利是为了以此为基础，以贸易和商业为借口，向中国其他地区渗透。获得这些权利就能保证我们占有全中国的资源，占有全中国的资源，我们就能进一步征服印度、东南亚群岛，小亚细亚、中亚甚至欧洲，”
　　
　　这个曾经强烈震撼过黄埔学生们、让腾杰心头发酸的备忘录，现在要成为事实了！想到不久前日本大街小巷处处可见的狂烈的侵华情绪，腾杰提笔写道：
　　
　　“自甲午海战以降，数十年来，日本朝野处心积虑。台湾、青岛、旅大连陷日本后，我国已无海防可言。海事已毕，陆事又开，思量日本蚕食计划之周密、经历几代而意志弥坚，令人不寒而栗。……万宝山事发后，观察日本的军心民情，日本政治，在此后必以亡我中国为首选。中日战事之不可免，不因日本现内阁是否在朝而变。若规、币原之流，何尝不欲亡我国？欲作更充分准备矣。……”
　　
　　他忧心忡忡：日本极其注重军事思想，一战以后，铁路对于迅速调动、集结军队的意义，已被日本军方所充分重视。南满铁路贯穿吉辽，沿途更处处屯兵，用意就在这里。而日本陆军的悍然发难，其原由也包括不久前满洲政府所组织的“交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吉辽修建中国自己的战略铁路。腾杰预言：“日本决不待至该铁路修复而始发难。陆军之策动发难，现迹象处处，几近明了。事变不出今明两年。”
　　
　　日本注重在发动战争前的舆论工作，往往上至天皇，下至顽童，都被军队包围在精心制造的战争气氛中，使“上下同欲”。甲午海战前，日本顽童间的游戏，是击沉纸折船“镇远”、“定远”，就是明证。现在，对万宝山事件的战争叫嚣，难道不是舆论造势？
　　今天的日本，和甲午海战前，何其相似！而与日本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的官吏愚昧、人民麻木。想到这里，腾杰的思索渐入深沉。
　　
　　是天灾，还是人祸？不仅是长江五省，当年大水，这几年黄河也特别暴戾。“圣人出、黄河清”，读过私塾的腾杰，觉得这个民谚并不仅仅是迷信。是啊，何止是这一年？何止是湖广武汉？何止是水患天灾？
　　干旱、洪水、大风、冰雹，几乎年年有处处有。而战乱、逃离、重税、苛捐、烟毒、通货紧缩、土地兼并……使大多数地区乌烟瘴气、暮气沉沉。自然灾害使稻米产区的农村，在三四年里，产量缩减了三分之一，有些地方颗粒无收。严重的口粮不足，导致了整个村庄整个村庄的集体逃荒，留下的是满目疮痍。
　　土地价格狂泻，通货开始紧缩，这使得要用现金交纳地租的南方，特别是原本富庶的江浙，佃农负担大幅加重。这些的结果，是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兼并又反过来使地主操纵了地租，许多地区的年地租在七八成以上，造成农村经济的恶性循环。种地不如逃荒，逃荒不如作贼，作贼不如造反；卖子卖女、满面菜色、目光呆滞，成了农村的一般景象。
　　
　　这些景象浮跃在腾杰的脑海里。此外，出生在江苏农村的他，更回味起几天前在陈启坤家乡如皋的见闻。曾有“天下粮仓”之称的苏常地区，许多农户在这一年已“家无三日之粮”。他几乎要仰天悲叹：
　　
　　“……而我国疲民弊。江西赤匪作乱，一剿二剿再剿，不得戡平；原因是民众对政府彻底之绝望。三四年来，民变年年有省省有，官吏麻木不仁，早已忘记总理的民生纲要。”
　　腾杰的计划，由此进入正题。
　　
　　腾杰认为：造成“国疲民弊”的根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除却地主的重租外，军阀的割据，历史遗留的烟患、民众的蒙昧，以及南京当局的施政措施，是更深重的人祸。
　　
　　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人，并不只关心军事。仅仅是报章上的杂碎消息，就折射出这个年代的社会事实：在帝国时期，行政干涉从来没有进入县以下级别，而这时，为了方便压榨争夺地盘，百事不做坐刮地皮的官吏在乡乡镇镇都大量增多。他们摊派附加税和各种杂捐，拉丁派役，进村庄牵牛砸屋；这是“腐败”。大战频频爆发，无数良田被当作战场，军队频繁调动，军队过境更是一场灾难，能拿就拿，不能拿就烧，几乎寸草不留；这是“军阀”。此外还有鸦片、贫困。……那些只要吃上饭就最驯服的老人说，天给了农村蝗灾、黄患，而人比蝗虫和洪水还狠。
　　他总结在日本入侵危机前民众漠然的根源：
　　“民生艰困，而军阀、豪强，遍布国家。底层平民漠然国事，中产人家惟利是图，至于亡国祸在眉睫，而民心冷漠，无人欲应大变。……民之罪？乃权贵、豪强倒行逆施而至！……”
　　权贵、豪强为一己私利，不惜毁灭掉这个国家！想到这里，腾杰的面容渐渐刚毅起来。他的眼前掠过了黄埔岁月。那是从来不需要想起、但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岁月。那时，前线激战的消息，不时弥漫、笼罩着学校，每天都有庆祝、动员、集会。对杨希悯、刘震寰部队的决战已经打响，不断有在校生成队成连地被召往前线，前线也不断传回哪个熟悉的学友阵亡的消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酷爱读书、关怀时世民生、雄辩、结社。黄埔的岁月是那么的令人难忘，人一辈子能走多少路？能见多少人？但是，只有黄埔呵，怎么都是忘记不了的。
　　
　　黄埔在前四期，有多少才华横溢的风流人物啊！他清楚地记得，在进入黄埔不久后，贺衷寒、潘佑强等一期学员所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吸引着他。他们向新学员介绍着总理遗著和戴季陶先生的著作。另一方面，《共产主义ABC》、《唯物辩证法》等著作，也在校内流行着。执着于观点，是黄埔最重要的风格；终生不渝的忠诚，是黄埔最重要的传统。勤奋、正直、廉洁、学习、服从长官、恪守纪律，这就是黄埔。
　　只有黄埔，才能让腾杰看到国家和国民党的希望。贺衷寒经常说的一句话，此时更如重锤响鼓，震荡在腾杰的耳边：
　　“革命振兴，需黄埔生开门，而让其他青年亦参加革命工作。”
　　贺衷寒大哥，潘佑强大哥，邓文仪大哥，还有那一个个的长官、学长、兄弟，这些在南京的，在全国各地的，在日本及更远的海外的……你们这些令人难忘的、足以负载起一个时代沉重的国难的，你们知道吗，国要亡了，你们起来呀！
　　腾杰的眼睛满含着泪花，他回味着一个个亲切的名字，颤抖着双手，继续着他的计划。
　　
　　这份计划的要点，是“在无声无息（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切实把握民主集权制之原则，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邓元忠，《腾杰访问》）。
　　这个组织的使命，可概括为“复兴民族”。其核心任务，是对外抵抗日本侵略，对内根绝“闹华五鬼”。
　　8月中旬的一天，腾杰的眼睛已满是血丝，人也瘦了一圈，然而计划的起草，总算是完成了。望着字迹潦草的稿纸，和正忙着以漂亮的楷书誊写计划的陈启坤，他罕见地点起了一颗香烟，心想，明天，就去物色人事吧。
　　
　　4、
　　
　　“物色人事”的曲折艰难，大大地超乎了腾杰和陈启坤的想象。和一般小人物的行为方式一样，他们打算从自己的亲友着手，渐渐建立组织。他们所寻求的第一个支持，就是和腾杰一路回国的那个人，陈启坤的哥哥陈启宇。
　　但陈启宇迅速让腾杰失望了。陈启宇的拒绝极为简单，他虽认为“腾杰的计划写得很好”，但“不赞成这个计划由他自己去推动实行”。反过来，陈启宇建议他，“把计划提供有关当局参考”。
　　这番四平八稳、滴水不漏的“认为”和建议，反映了一个圆熟官场习性、扎实平庸也不失可爱处的青年官僚的形象。“写的很好”，是一个中性而廉价的褒扬，是接下去的“不赞成”态度的铺垫；“提供有关当局”，则一面确保不违背任何法令、军纪和官场习性，使这个行为无风无浪，另一面寄望于这个计划能博得上司的赏识与青睐，进一步铺垫自己官场上升的道路。
　　对此，腾杰的失望溢于言表。他对陈启宇礼貌而固执地表示，“如此做，会使这个计划归于落空”。随后另行活动。
　　当天，他就坐火车前往与南京一水之隔的镇江，去寻找他的同窗好友、时任江苏省政府视察员的胡轨。
　　胡轨，腾杰同乡、同学，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他与陈启宇不尽相同。如果说陈启宇的拒绝，更多的是庸人的圆滑的话，那么，此时的胡轨，更多的是经历过大时代风暴、希望一再落空后的怀疑和失意。这是当年年轻的国民党员的又一普遍心态。一方面，他们怀念过去的热血辰光，但这股怀旧的情绪下，流露更多的，是对自己参与的事业的深深质疑。另一方面，在日子、官场、时世的巨大同化力量中，他们随波逐流，亦步亦趋，偶尔也花天酒地，也争斗倾轧。他们渐渐地变成一个在伤痛的清醒和机械的麻木中，去坐地分赃的官僚。
　　胡轨的态度比陈启宇更加消极，他“根本怀疑这一计划实现的可能性”。他认为在这个悲观的时世里，“大家对组织理论已失去了信心”。因此他建议腾杰，“应先有行动，然后再谈理论”。
　　“先有行动”，什么“行动”？胡轨没有明说。很可能，胡轨寄望的仍然是那些裁决南京命运的大人物的行动。于是，腾杰的失望进一步加深了，他只得再回南京设法。
　　两度失望后，腾杰渐渐把眼光地对准了黄埔学生中的一些“大人物”，特别是原“孙文主义学会”的首脑们。
　　
　　“孙文主义学会”最富影响的首脑，当数它的创始人、“黄埔政治领袖”贺衷寒。他也是留日学生之一，腾杰与他极为熟悉。明治大学期间，两人同屋而住达一年多时间，彼此友谊很深。一直到1931年的春节前夕，南京军委会组建“政治训练与宣传处”时，贺衷寒才奉命回国，出任处长要职。两人从此音讯隔绝。
　　但贺衷寒“因公务，常不在南京”。此时，他正屯住、工作在湖南湖北一带的前线。
　　
　　另一个“孙文主义学会”的大首脑邓文仪，正随同蒋介石游走、巡视于各个战场，主要是在南昌。他在协助蒋处理各地公文之外，还负责着一个根据他的建议、粗率组建起来的军内特务组织：调查科。
　　
　　这样，在南京，当腾杰进行再一次的组织尝试时，这些著名的黄埔人物都不在他串联的视线里。因为没能找到他们，腾杰继续遭逢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黄埔一到六期，大约毕业了6，000名学员。在离开黄埔四、五年以后，黄埔学生在激荡的时世里，作为一个新生、单纯的力量，不可避免产生了富有历史意味的分化。经历黄埔时代、北伐时代和清党阶段，层出不穷的学生党争、社争、观点和社会思想之争，黄埔一系不断分裂。此时，在蒋介石嫡系部队或政府里服役、并继续忠诚于蒋的，大约一半多一些；其余的分别在共产党部队、桂系部队、其它地方部队，还有的干脆不知下落。依靠黄埔一系起家的蒋介石痛心着这个事实，于是在清党后下令，“……禁止黄埔毕业生私自参与政治活动。违令者枪毙！”
　　
　　腾杰并不是不知道这个禁令，但狂热的情绪支配着他，使他无暇去理会。而别的毕业生却不是这样。
　　进入南京后，继续在南京军队和政府里服役的黄埔生，又分化成几个形态。一批和蒋介石个人关系良好、比较单纯的军人，因为效忠和英勇，受到重用，在外带兵；他们对社会问题、政治比较不关心，是那种典型的军人。另一些人则在黄埔岁月以后，迅速回到了庸常的轨道。他们在军事机关、基层部队任职，安分地领一份薪饷，等待着苦熬资历、慢慢升级。最后还有一群人，在清党中被指认为和共产党有各种各样的联系，虽然立即脱离共产党，并因为蒋对黄埔学生的另眼相看，也先后回到部队或政府，但他们开始的是小心翼翼、企望消除“上峰”疑虑的生活。
　　这三拨人，占了黄埔学生很大的一个比例。要说服他们参与这个计划，显然非常困难。要找到支持者，只能等待和不断碰运气。
　　
　　接连几天，腾杰奔忙在位于丁家桥的国民党党部、位于三元巷的三军总部和位于复成桥的中央党务学校等地，遍访熟识的同学、同乡。他请人吃饭、喝茶，在各个俱乐部活动，试探对方的口风，然后小心地提出主张。但是，收获实在太微小了。他从那么多人的脸上，看到的都是还不成熟的世故、客套和瞻前顾后患得患失。
　　那都是那么年轻的脸庞呵！他们因为命运的安排，进入黄埔，年纪轻轻地就处在头角峥嵘的地位上，而他们的同龄人，此时已经一生被注定地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只能企盼没有战乱，“老婆孩子热炕头”地、尽量略略富足一点地把无穷无尽的日子给打发下去。……但偏偏就是这些有力量的、有可能的，也立马被卷进官派作风、按部就班的日子。
　　难道，黄埔岁月，以及被称为“黄埔精神”的那种黄埔人的特质，再也找不回来了？难道黄埔真的只是没有真正成年的人，他们聚集时幼稚的产物，而一旦步入社会、参与谋生以后，它就不可避免地被这喧嚣、离散的时世所湮没？难道这就是人生社会的本质？……有时，在完成串联后，腾杰一身疲惫地走在深夜的、灯火萧条的南京街头。他这样艰涩失望、略有深沉味道地想着。
　　
　　十余天过去了。
　　
　　5、
　　
　　“两个人，还是只有我们两个人”。一直到8月底，在南京角落的一条弄巷里，腾杰和陈启坤依旧孤独地对坐、对话着。他们是浩淼民国的一条小船，离东京远了，与南京隔绝着，甚至连一路回来的肖赞育，此时也毫无音讯。
　　孤单与消沉笼罩在他们的小屋里。腾杰后来这样回忆着自己当时的感触：“我们好象是在用竹篮子打水。我不禁也开始怀疑计划的可能性了”。
　　在这无边无际的孤单和消沉中，南京越来越暗淡了。但也在这片模糊混沌的背景中，腾杰绝望的面容，和他仍闪烁着微茫希望的眼睛，却显得越来越清晰。
　　民国所有的目光，此时都“于无声处”地聚焦在他的身上。腾杰，这个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小人物，正是后来震动民国的蓝衣社的“开山鼻祖”。
　　30年代中后期，蓝衣社一度非常有名，但由于它的“无声无息”、极端秘密，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人了解它的创始，更没有人注意到腾杰。至于这样的一些问题，他何以萌发“建党”的设想？他何以在如此绝望的境况下，仍然没有放弃“建党活动”？乃至他的早年生活是怎样的？他是个怎样的人？……更长久地被湮没了。但这些问题又是如此重要，因为，如果腾杰不具有一些特殊的天性、品质和阅历的话，那么，后来被称为“蓝衣社”的那个神秘组织，是注定不会出现的。
　　一直到40多年以后，腾杰才开始以“蓝衣社最早的倡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他的身世与风格，才渐渐引起一些研究者的关注。1972年7月4日的晚上，时任台湾“中央信托局”董事长的腾杰，在自己位于台北乐利路的公馆接受一个晚辈的访问。在这次访问里，他第一次谈到了自己的身世。
　　当时已67岁的腾杰，被认为“记忆力惊人”。他所叙述的内容，“不仅句句清楚利落，而且深具组织系统”。在讲述里，他不断唏嘘，仿佛回到了自己的风华年月。
　　
　　腾杰，1905年1月生，江苏阜宁县阔港庄人。他出身于一个耕读并立的家庭，父亲是庄内的三户地主之一。从7岁到12岁，他在家延读古书，由三户共请的一位私塾先生教导。
　　这是长江流域大多数富户子弟共有的童年阅历。到民国早期，阜宁不仅有私塾，而且出现了一批近代化学堂。少年腾杰后来到县城念小学一年，高小两年。到15岁，身躯单薄、残留稚气的他，又乘一条木船沿大运河而下，前往“文风很盛”的南通。
　　几十里水路在咿呀咿呀的桨橹声中走完了。这一年，他进入了美国基督教会所办的“英化职业学校”读书。在这里，他的一些天赋开始渐渐显露。
　　少年腾杰是刻苦而聪明的。“此校为四年制”，但腾杰“在三年内即将其课程念完”。弹指间他已经18岁了。从15岁到18岁，在这个生动、活泼、略略感伤、人生初觉醒的年龄，腾杰也开始被大时代的风潮吸引着。
　　他“在南通……即研读三民主义，向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但又和普通的激进学生不同，苏北人克己容人的天性，以及他与生俱来的“深具条理”，使他激情但不盲目，热烈而不冲动。他谦卑地面对师长、学长，温厚地对待同学、朋友，并以此为基本，渐渐展现组织才能。
　　最能说明他个性和组织风格的，是这一年的罢课风潮。1923年，“反军阀、反列强”运动刚刚开始，一小群上海的学运活动家来到南通。他们把教会学校一律看作是“英美文化侵略”的象征，于是游说腾杰领导英化职校同学罢课。起初，腾杰“认学校并无不是之处而拒之”。
　　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对任何学运的积极参与，都不能排除赶时髦、媚俗心态的可能。因而腾杰的这个“拒之”弥足珍贵。他“后被说动”。而一被说动后，他就表现出超乎普通学运的气概。他决定“解散该校”。
　　当时，100多位同学已大多还乡，腾杰以“自治会长”的名义，用一台油印机连夜印刷信函，邀请分散在苏北城镇、乡村的学生回校开会，“竟无人缺席”。
　　在全体学生的集会上，腾杰进一步展示了他厚积薄发的组织风格。他要求百多名同学“全体退学”，另谋出路；同时，他也当场表示，他自己将留在南通，“待分配同学入其它学校”后再谋求出路。
　　全体一致的表决立即做出了。100多人集体退学，并三五成群前往上海、苏州、南京。有的甚至直接回乡，开始继承祖上的田产、铺面。当年夏秋，因为学生走光了，职校果真只得解散。
　　腾杰前往了上海，他进入上海大学，主修社会学系。不久，因为黄埔军校在沪秘密招生，他又考入黄埔，编入第四期步科第七连。从此，这个一夜之间解散了一所学校的组织天才，开始溶入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在广阔的黄埔，腾杰并不是什么“江苏才子”、组织干将，他只是一条游进大海的小鱼。但此后几年，却有一系列事迹，继续凸显他的风格。
　　作为“国共合作”的产物，黄埔在建校后不久，出现了形形色色、无止无休、火药味十足的组织与意识形态冲突。冲突的起点，是“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争人争地盘”闹剧；冲突的顶峰，是历史悬案“中山舰事件”与随后的“整理党务案”。这几乎就是四期生从入校到毕业的时间。腾杰与他的好友胡轨“并未加入任何一会”，但他们却“暗中协助孙文主义学会”。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相当正统的人。在他看来，军人更多地是政治家的工具，即使非要在政治立场上表态，他追逐的也是主流。他并不叛逆。
　　他渐渐地“向右转”了。在“向右转”的过程里，他被发现“善于辞令”，且有“主持会议的才能”，于是得到孙文主义学会的几个首脑、乃至蒋介石的信任与赏识。1927年4月的血腥屠杀后，他出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四组组长”。两年后，作为一个前途无限的政治军官，他又被委派到日本留学。
　　日本的生活集大成着他的面貌，并伏笔着日后的蓝衣社。
　　进入明治大学后，由于政治经济系只有寥寥几名学生，它的读书方式很自由，选择课程听讲，找专人指导，或者在图书馆、校内“自由研究”，都可以。但腾杰却依旧刻苦。每天清晨他都早早步行出校，到上野图书馆（藏书30万册）读书。他早去晚回，连午餐也在图书馆的地下室吃。
　　他的花销是充裕的，然而也节省。作为嫡系军官，他每月可以领到120元的政府津贴，收入相当于国内普通公务员的三四倍；而稳重、有条理的性格所辅助的另一面，必定是节制，他每月只需用40元。因尚未成家，没有家小的牵累，也没有积蓄的观念，“剩下的钱便买大量的书籍”。他几乎天天都在读书。
　　刻苦、节俭，乃至克己容人、厚积薄发，最后，是对组织的天然兴趣，使他在东京的一些细节和琐事，成为蓝衣社出现的命运式伏笔。
　　第一个伏笔是他所读的书。在上野图书馆的漫长两年里，他开始表现出对政党建设的浓重兴趣。他借阅了一本《政党学》。细读《政党学》后，他对这本书的内容感到很不满意，于是又陆续借阅一些相关图书。
　　大量的阅读，使腾杰得出一个结论，“一般对政党的讨论，只着重在制度与结构上，而鲜有对政党精神的建设，对其成长的推动力作深刻探讨者”。于是他开始系统研究这些问题，“分了三个题目开始收集资料。此三题为主义建设、组织建设、活动建设（策略部分）”。
　　这个研究一直延续到他离开日本的前夕。自然，作为一名军人，他还谈不上有自己的什么政党思想。并且，他所注重的还是以“精神建设”贯穿于政党活动的方法，有深重的黄埔以政治训练建军、建校的痕迹。但一个作者评价到，他“在日本对政党学研究的成就，与他以后建议并组织筹划力行社（蓝衣社）有直接关系”。
　　第二个伏笔是东京期间，“满洲青年联盟”等右翼密谋组织曾在许多学校散发宣传小册子。这些文件有的就到了腾杰的手里，正研究政党学的他，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些组织的“极端秘密”、“军人核心”等性质。这使他开阔了视野，认识到秘密团体不仅可以领导起一个急剧嬗变的社会，而且，对一个积贫积弱、蒙昧涣散的社会，也可能是一剂强心针。
　　最后，他身为黄埔军人，一直处在“东京同学会”的严密组织中。而冥冥之中，命运却把这样一个有组织天赋的人，这样一个深入研究了政党学的人，这样一个注意到了“军人核心”、“极端秘密”的组织的人，推进了满洲动荡的大风圈，推进了南京那哀号的四野、亡国的危机里。在偶然的伏笔，个人的因素，以及时代的背景都具备的前提下，他在这个夏天的密谋筹备蓝衣社，又有什么好意外的呢？
　　
　　蓝衣社的酝酿，就这样从偶然、个人变成了一种必然。但在那个动荡的时世里，在一处处街头、巷角、密室，可能每天都有青年谋划着这样的或那样的组织。这些谋划有的昙花一现，更多的却仅仅是一个胎死腹中的念头。在1931年8月的昏沉日子，腾杰所构想的这个组织，事实上也遭逢着这样的局面。
　　是他早年所形成的种种个性，以及军人特定的坚韧，使他于无声处继续支撑着他的构想。此外，晚年腾杰曾谈到，如果没有他的未婚妻，那个叫陈启坤的姑娘的话，那么，蓝衣社会不会出现？仍然是一个无法解答的历史疑问。
　　
　　6、
　　
　　比起隐藏在民国史深处的腾杰，陈启坤的面貌更显单薄。对于她，唯一可以猜测的，就是她早年也就学或毕业于南通“英化职校”，因此得以结识腾杰。此外，从她与兄长陈启宇都有的较高学历来看，她应当出生于一个中产以上的人家，早年是受到父母珍视、兄长宠爱的。
　　这是当年知识女性的普遍背景。在那个年月，许多女性都短暂参与了时代风潮，但也以更快的速度，开始相夫教子、担任贤妻良母的生活。如果不因为陈启坤是蓝衣社创始人腾杰的未婚妻，甚至，如果不因为她是蓝衣社的“赞助第一人”的话，那么，她将是一个早早被时光湮没的普通女性。何况，她华年早逝、未留子息，当坟头青草初初长出的时候，在这个广漠的世界上，除却腾杰，已经没有什么人再念想着她了。
　　但陈启坤却永远纯洁、年轻地在蓝衣社的历史里。她能够让人无端地猜测：这是一个“时时微笑着的”、沉静然而大方坚决的女性。是一个能够让人超越蓝衣社的毁誉是非、去单独地看待她的女性。
　　陈启坤不仅是“赞助蓝衣社之第一人”，而且，她还是蓝衣社构想的“监护人”。在1931年8月的蒙昧南京，十余天的失意艰涩、处处碰壁，已经使腾杰打消了“建党”念头，打算回日本“述职”去。但此时，陈启坤却还坚守着这个计划，她让腾杰“再试试”。
　　她与生俱来的纯洁和激情，使她执着地，没有反顾地，要以自己年轻的身躯、生命与热枕，去扣启蓝衣社的森严大门。
　　然后，这个姑娘的祈望落实了，转折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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