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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衣社碎片2

布布（布什and布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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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蓝衣社碎片2 (517 reads) 时间: 2003-9-28 周日, 10:45

作者：游客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第二章聚餐会
　　
　　1、
　　
　　日本明治大学是东方最早、也最著名的人文社科院校之一。它是维新时代的产物，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参与缔造着一个以西装、制服、议院、法官为装点的日本。它诞生后的大部分时间，正是日本社会欣欣向荣、破旧革新的时期。明治以下，历经三代，日本成功地实现了社会转型。一个民众蒙昧、血腥气息浓重、军刀价值被极度强调的领主国家，被包围在一种西方文明的清新里。机械、贸易、现代军队，义务教育，制造出了洋溢在空气里的自信。
　　当然，并不是没有问题。20多年时间，日本人口从5，000万激增到7，000万，财富却日渐集中在少数财阀的手里。日本出现了转型期的大量社会问题。一方面，工厂日夜开工，港口吞吐不已，生产、贸易、繁荣，是日本人的一般印象；另一方面，农村破产、工人失业、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则是日本贫民的活生生日子。一整代日本青年就在这样畸形、冲突的印记里，打发了自己的迷惘生活。
　　这些问题与日本社会大量的封建残余一起，将成为日后各种动乱的发酵池。但在繁荣景象下，这些问题毕竟潜伏着。日本更多的是一种近乎自大的信心。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重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一书里概括过这种信心：“……日本代表亚洲迅速地成为世界五强，进而为世界三强之一，在西太平洋处于领导的地位。日本……对于人类的文化负有极为重大的责任”。
　　明治大学，正是这么一个日本的见证。
　　
　　与这一段日本历史相对应，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大致同时进行，但甲午战争却构成了两国截然相反的历史分野。战后，在官吏腐败、鸦片泛滥、农村破产、民众愚昧之外，中国更添上了军阀混战这个要命的毒瘤。“闹华五鬼”会聚齐全了。
　　清末和民初是中国历史上最败坏恶劣的时期之一。在这个背景下，效法日本开始成为盛极一时的潮流。一群群扎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青年纷纷坐着快船东渡，而后消失在东京、神户、大阪的街市和学堂里。
　　几十年里，日本海关的出入境登记册上，先后留下了严复、孙中山、鲁迅、蒋介石、汪精卫等现代史大人物的名字。东京成为那个混乱时世，中国各种思潮、主义、动乱、革命、组织、暗杀的总的发酵池和策源地。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既多，政治派系更极为复杂。派系间种种“争人争地盘”的冲突，时常引起辩论、敌意甚至打斗。这是华人社区的一个特殊景象。
　　及至20年代，长袍马褂变成了中山装和各种制服，辫子变成了平头，但这种景象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日益严重。以派别而言，分成了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等，属于国民党的，又分“中央派”、西山会议派与汪精卫的改组派等。
　　1929年，东京又先后迎来了三批中国留学生。这些学生都很年轻，但清一色是现役军人。而且，他们都毕业于中国南方的黄埔军校。
　　三批学生共有90人，有“带兵官”，但绝大多数是政治军官。他们散布在各“文武学校”内。如早稻田、陆军大学、士官学校，以及户山、炮兵、工兵、经理等。其中十余人则进入明治大学为他们专门设立的“政治经济系”。
　　到东京后，因为同乡、同学、同僚等密如蛛网的私人关系，这些中下级军官频繁往来。他们按照黄埔传统，有时是三五个人，有时是全体参加，以“凑份子”的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聚餐会”。
　　日本清酒、生鱼片、“聚餐会”纽带着他们的私人关系。此外，为抵制其它党团、派系的“渗透”，他们遵照南京的指示，组建了“黄埔东京同学会”。
　　对这些黄埔学生来说，东京生活一开始是平静的。进入他们视野的绝大多数日本人，军官、教授、平民，乃至酒吧间的涂抹着厚粉的老板娘，都以惯有的谦卑形貌容纳着他们。但不过几个月以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潮就席卷了日本，也伏笔着他们的命运转折。
　　
　　温斯顿-邱吉尔在20年后，曾以政治家特有的冷静描述了1929年的悲惨秋天：“直到第三季度末，到处都呈现日益繁荣的希望和景况。……但在10月间，一阵突发的狂烈的风潮横扫华尔街。”
　　对这股风潮的后果，他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轻松来阐述：“不过英语世界中还没有人饿死。”同时他也谈到，“1929年到1931年的经济风暴，对日本的冲击绝不亚于对世界任何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
　　何止是不亚于其它地方？稻米价格一向昂贵、曾经屡次爆发米骚动的日本，短短几个月后就出现了大量饥民、难民。大萧条、失业、恐慌、破产……象风暴一般地席卷了日本，风暴一般地使日本经济陷入瘫痪。
　　它也风暴一般地使尚武精神重新赢得了日本。平和思潮在功利、浅薄的日本，本来就如此脆弱。经济危机、贸易萎缩，一下子改变了千家万户的命运。日本所关注的经济资源，此时从机械、制造、人才、外贸，变成了原料、采掘、人力、土地。在20年代的尾声里，日本民众重新关注起了土地。
　　这些关注的眼光，聚焦于离东京约三千里的一个“新大陆”------满洲。甲午战争使日本吞并了台湾、朝鲜，但日俄战争“只取得了满洲方面极不完全的权益”。重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一书中写到，“日本在满洲权益的基础，是关东州（旅顺、大连）的租借地”。但由于战后的“三国干涉”，租借地“从俄国接收过来的时候，公文上只有二十五年的短租期”。也就是说，日本只能租借该地到1931年。
　　这个事实是日本社会的一个心病。随着“交还关东州”日期的抵近，它更成为日本的病灶。议员松冈洋右的“满蒙生命线”说，短短几个月就席卷了日本。
　　到1930年，一些日本教师甚至在课堂上宣扬起了“满蒙生命线”，日本的学童、青年都为之倾倒。
　　和平的日本象纸糊的大厦那样坍塌了下来。它更制造出了一个以视死如归的气概，决心为日本吞并满洲的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日本陆军，特别是军内密谋组织。
　　1905年到1928年，大批从渔村、小店铺、佃农以及失业工人家庭走出来的日本子弟，纷纷投身陆军。这些出身贫寒的人，把投军当作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他们是平民的儿子，和优越的海军不同，他们只坚信汗水、操练、献身精神和个人奋斗。他们的努力在20多年的锻造后，表现为陆军的集体果实。日本帝国陆军在投入很少、军费不给的情况下，一举而为综合战力全球第四的部队。
　　这些出身苦寒的军人，他们的大脑连接着日本的灵魂，因此直面着各个社会肿瘤。要改变这个畸形的日本社会，靠机器还是靠土地？要贸易还是要特权？乃至，要对内改革还是要对外侵略？……他们朴素而迫切地渴望改变这个不公正的社会。为此，他们在士官学校、基层营地热烈争论着这样的问题。
　　在这样的争论中，一股将席卷日本社会15年以上的潮流，悄悄崛起。这股潮流就是以密谋组织、暗杀、政变等为手段，以“下克上”为习气，追求对内实施社会变革、对外确立日本太平洋霸权的新型武士思潮。大萧条前后，军内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密谋组织，所有校尉军官都可能身属某个组织。“天剑党”、“大行会”、“国本社”、“樱会”等，不过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几个。
　　1930年11月，一小群密谋军官在东京车站，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态度，极其镇静、极其从容地刺杀了首相滨口雄幸，而后投案自首。这是一个离奇的刺杀，因为在事后的审判里，他们说对滨口首相的刺杀，与首相的“个人品格”无关。只是对大日本帝国前途的“不同理解”，对满洲地位、中日关系的不同理解，他们必须刺杀首相。
　　这些军官的大多数，最终被判处死刑。然而在日本人的心里，他们却一下子成为这个“太阳帝国”的英雄人物。是把生命奉献给“拓荒八极”的天皇事业的再一个神话。
　　1931年初，“滨口刺杀案”进行审判。整个日本屏声静息。有线广播所直播的声音略有沙哑，还有一些对话模糊不清。但，举国的青年乃至许多老人、妇女、儿童，都为被害者即滨口首相，以及凶手即几个陆军军官，共同地流泪。23万军人、以及7，000万国民，此时认为首相以及凶手的生命都应该得到回报。
　　这个回报就是满洲。
　　
　　普通居民对“滨口案”的反应，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心态、政治潮流的信号。到这时，那些几乎还是崭新的、在日本视野里才出现几十年的事物，机械、贸易、市场，都一下子退居于日本生活的次要地位了；相反，那些古老的、带有血腥和狂暴气质的武士道传统等，又占据了日本意识形态的主流。日本社会在急剧嬗变中。
　　而发生于1931年夏天的“万宝山事件”，使这个嬗变达到了顶峰。
　　
　　2、
　　
　　万宝山位于满洲中部，当时隶属长春县管辖。所谓“万宝山事件”，原本是一个山野小事。它起源于两群农民的斗殴。一些史料谈到事件的最初缘由时，只是简单地说：“李升薰是一个朝鲜的土地掮客。他早年在万宝山一带当过佃农，认识了这一带有名的富户、和日本公司做过大豆生意的郝永德。1931年初，李升薰带领400多个朝鲜失业农民到万宝山一带谋生。……目的是当‘二地主’从中牟利的郝永德，以长春稻田公司的名义，向三姓堡农民租借荒地500垧（5000亩），转租给这些朝鲜人。……”
　　从这些文字里，看不出李升薰的“土地掮客”的味道。很可能，和任何一个东方村社的头领一样，这是一个有些见识、处事得体、为人也比较公道的人。否则，几百流民不会仅凭他和郝永德的一纸协议，就抛家弃业、携妻带子地流亡满洲。
　　4月初，400个朝鲜人开始了搭建茅舍、开荒垦地等艰苦工作。到18日，他们基本平整完了土地。为引水灌溉，这一天他们顺着当地农民的耕地边角，开始挖沟，并在伊通河边的一个叫“马家哨口”的地方筑坝。
　　此举却激怒了当地农民。中方大部分史料称，这是“……蓄意要淹掉长春县的数千顷农田。”三姓堡富农孙永清等几人，立即向长春县政府请愿，要求制止日本人（实为朝鲜人）开挖水渠。长春县公安局长田锡谷在得知孙永清的请愿后，也立即派一群警察前往制止。
　　孙永清、田锡谷的面貌，今天已无可考察了。他们面容模糊地在历史里，仅仅留有一个名字。后来有人把田锡谷说成是一个“反日义士”，有人则暧昧地说到，孙、田两人本是亲戚；日本方面谈到孙永清的请愿时，更认为一是孙永清盲目排外，再是他和郝永德“有隙”。
　　从一般村民的处事方式来看，孙、田两人是亲戚，孙永清和郝永德“有隙”的说法，可能都成立。如果和“衙门”没有个人关系，一个富农是不会轻易地惊官动府的；而如果不是因为和郝永德有矛盾、想借机报复的话，他也不需要惊动警察。作为一个当地人，他会以欺生的方式，自行或带同族人去制止那些朝鲜人。
　　至于朝鲜流民要“蓄意淹掉农田”的说法，则几乎站不住脚。在中国警察的警棍和枪口下，这些卑贱的朝鲜流民，立即停止了施工。他们唯一的应对，是李升熏跑下山去，去找郝永德。
　　郝永德是那种趋炎附势、心胸狭隘的土豪。并且，“人争一口气，树活一张皮”，也是乡间富户的心态。他先是奔走大小衙门，但都被冷淡地回绝。一直到6月初，他才通过和他做大豆生意的日本人介绍，面见了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他要借助日本人的势力，确立自己在三姓堡、万宝山的土豪地位。
　　但郝永德预料不到的是，自田代重德介入此事后，这个日本外交官就以他不敢想象的强悍方式，来处理这个细微的纠纷。田代以及7，000万日本人，不仅看到了万宝山400名朝侨的命运，还看到了整个中国如火如荼的排日情绪，看到了“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的一个机会。
　　
　　1931年6月3日，田代重德派出60名日本警察，荷枪实弹来到筑坝地点马家哨口。他们架设起机关枪，和中国警察、乡民进入了对峙状态。
　　7月1日，日警以黑洞的枪口，威吓那些可怜的朝鲜人继续施工。同日，大约500名三姓堡农民，打出一面写有“迫不得已，实行正当防御手段”的大白旗，冲到引水渠工地。他们和日本警察进入混殴状态，同时用铁锹将堤防掘毁，把水路填平。后来日方的一份材料提到：“……从该事故的组织性，所用的武器……以及该标语非中国农村民间惯用，可以判定这是中国方面经过策划的一起蓄意事件。”
　　在拳头、警棍阻挡不住村民后，日本警察向空开枪射击，以示威吓。三姓堡村民为示反抗，也在沟中向空中鸣枪，双方对峙鸣枪约半小时。此时，马家哨口前村一位正在分娩的产妇马氏，受到惊吓，母子双亡。
　　7月2日，在现场的60名日本警察，不顾已因母子两命案、而被彻底激怒的村民反对，再次命令朝鲜人强行挖渠。此后数日，在马姓族人的牵头下，三姓堡村民持步枪、刀片、农具、棍棒等，几次袭击日警、朝侨，造成几名朝侨伤亡。日本军警、领事馆迅速作出反应，命令进行报复。
　　此时，一个叫金利三的小人物出现了。
　　金利三是朝鲜人，接受过大学教育。此时，他任《朝鲜日报》和《东亚日报》驻长春记者。冲突发生后，长春的日本军警、特务和领事馆官员召见了他，要他赴万宝山实地采访、撰写通讯。
　　在万宝山，金利三见到了他的许多目光呆滞、激怒而惶恐的同胞。他先后和日警、郝永德、李升薰以及别的朝鲜人进行了谈访。日本人的压力和同胞的苦难，使他夸大、渲染了这一事件。
　　尔后，几份通讯稿发回朝鲜。
　　
　　7月上旬，《朝鲜日报》、《东亚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全文刊发金利三文。7月上、中旬，日本的主要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也纷纷转发，并发几年来满洲政府和中国人排日、迫害朝鲜人的消息总汇。
　　金利三文象一声惊雷，震醒了整个朝鲜。整个7月，朝鲜各地出现了疯狂冲击在朝华侨的浪潮。日本便衣军警、特务、浪人等混杂在朝鲜失业青年、学生中，肆意扩大事态。他们杀死、打伤、劫掠、扣押、驱逐华侨，焚烧华侨的住宅、店铺。到当月底，在朝华侨被打死109人，160余人受伤。
　　一股的难民潮形成了。据中国海关统计，逃亡回国的华侨，7月9日，“抵威海卫者600余众，烟台者千余众”；次日，“返回安东者达2，881人之多”。
　　与此同时，一股更大的难民潮也在形成。朝鲜在满洲的流民大约有200万，史料记载：“万宝山事件”发生后，满洲居民开始处处袭击“二鬼子”朝鲜人。在山野、村社，流血事件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大批朝鲜人被迫回国。短短一个月时间，“在满洲寸步难行的朝鲜人，锐减到不足10万人”（《剑桥中华民国史》）。
　　仍然居住在长春的金利三，此时感到了空前压力。他连起居、出行都受到长春市民的监视。从朝鲜返华的华侨，更对这个朝鲜事件的始作俑者有着切齿之痛，他们在报刊上、金利三的住宅前，哭诉、谩骂，将在朝鲜的家破人亡，归罪于金利三。一些亲属抛骨朝鲜的人，决心血债血偿，商议筹款买命。
　　金利三被吓坏了。这个可怜的、违背了新闻公德的小人物，在几经思衡之后，决心在这种压力前低头。7月14日，他在《吉长日报》上发表忏悔声明，谈到“有关万宝山事件之真相歪曲，盖因余受日本领馆之愚弄。”
　　但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可能有点小才气、却猥琐怕事的人，次日就被日本警察署派出的朝鲜巡捕朴昌厦暗杀。
　　更来不及避免的是，“万宝山事件”已经通由郝永德、孙永清、李升薰等烦琐普通的小人物，使满洲的动荡，犹如不断添加柴火的热水那样，达到了它的沸点。并且还通由田锡谷、田代重德、金利三等形形色色的官僚与文人，从山野和乡民，进入了在东京的几十名黄埔军人的视野。
　　
　　从“滨口案”到“万宝山事件”，短短几个月时间，日本在急风暴雨中。全民族的反华情绪，充斥在东京的大街小巷。90名黄埔军人犹如风雨中的小舟，他们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些人物、细节、声音、场景所构成的巨大风潮，是他们所看到的、亲历的，并将用一生时间来思考的。
　　而更加强烈地震撼了他们的，是此时东京的一个浩大场面。
　　
　　3、
　　
　　万宝山事件象一声惊雷，震惊了饥饿的东京。如果说，1929年以来日本的生活是忍饥受饿、祈望转机、顶多也只是在广播和报章边喃喃咒骂的话，那么，到这个沉闷的夏天，一个徘徊、剧烈的日本年代就彻底结束了。
　　1931年7月下旬，一片比任何时候都要沉重的阴霾，压在日本列岛的天空上。乌云越来越低，逼近了东京犹如积木玩具的精致建筑。比阴霾还厚重的，是一大片陆军军人的列队身影。10万余名分布在本岛、台湾、朝鲜、满洲的军人，都严严整整地穿着军装，身材直挺挺地面对东京。
　　10万余双眼睛，穿越日本海和黄海，向二重桥广场的那一片神秘建筑祈求着。与此同时，建筑前的草坪上，也有无数日本民间团体、青年组织的旗号字样浮动。在军人列队身影的衬托下，这里的服色和人群显得五花八门。军人、学生、议员、工会活动家，工人、小业主、老人、妇女，身份各异，贫富悬殊，代表了日本的大多数阶层。
　　黑压压的人群，静默地或坐或跪。他们也在向日本之神乞求。二重桥广场是日本天皇的住所。可能也只有这么一个场所，才能负载起7，000万国民的共同决心，才能负载此后的14年历史。日本在表达一种彻底、永远告别过去26年平和日子的决心。
　　就从这里开始，东京盛大的群众场面、全民族不惜献身的狂热情绪，后来变得越来越平常。战争扩大、将士出征、战役胜利、又一块土地的获得，都使日本一再发出狂风暴雨般的喝彩声。满洲、华北、淞沪、武汉、珍珠港、东南亚、中太平洋……在一次一次的喝彩声里，7，000万国民达到了他们做梦都不敢想象的权力顶峰。
　　这样的场面，到硫磺岛易手、大批轰炸机将东京夷为一片瓦砾，冲天的火光使整个日本散发尸首烧焦的霉味时，不仅没有过去，反而以更极端的方式来表现。在塞班岛，日军2万3千人全部战死后，岛上2万2千名日本平民集体自杀。其中8，000名妇女儿童，站立在峻峭山崖上，一边平静凄苦地唱着《君之代》，另一边成批成队地跳海自杀。
　　1944年10月25日，日出后不久，刚刚结婚的关之雄大尉带领6架飞机上天，随即撞向两艘航空母舰和一艘轻巡洋舰；而1945年8月15日黄昏，当2，519名神风特攻队员化做尸骸后，最早发起“神风特攻”战术的大西海军大将留下遗书：“……我将以死向这些勇敢的人和他们的家属表示歉意”。随后剖腹自杀。
　　从1931年7月到1945年8月，整整14年另一个月，整个日本都以这样极致的悲欢、杀身的决心和《君之代》的伤感乐声，来铺垫自己的道路。
　　这样道路的第一程，当然要从满洲开始。
　　
　　从满洲开始。陆军军令部长南次郎大将，这一天在日记里写着：“一个现实已经被制造出来了。……除了内阁以外，大多数人都了解了日本要满洲这个现实，都在推动这个现实。即使内阁也出现了松动，安达内相就有了足够的认识。……”
　　参谋本部的建川美次少将在拍往满洲的一份密电里称：“形势的变化让人喜出望外，这是一个千载难寻的机会。……对满洲的行动可以开始了。”
　　但南次和建川都不是主角。接到建川电报后，满洲，一个大尉急冲冲地走进会议室，他大声地说：“清谈、议论已经没有意义了。现在要紧的是行动、行动！只要一个中队，一夜之间，奉天和整个满洲，就永远归属大日本帝国了！……”
　　时间凝固于这一个大尉的面容上。那么，他是不是石原莞尔呢？
　　1928年，经关东军参谋、曾策划炸死张作霖的河本大作介绍，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的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参谋，军衔大尉。这是一个让人带有一丝恻隐的调任。出身于普通农家的石原已年近四旬。在人才辈出的陆军，这样的岁数还和“参谋”、“大尉”等字眼相联系，是异常刺眼甚至近乎滑稽的事情。
　　但这个调任后来被证明是致命的。在河本大作的眼里，石原是罕见的、可以引导日本未来道路的天才人物。他带到满洲去的，不仅有他被当作笑料的大尉军衔，还有一叠薄薄的手稿。
　　手稿是一批文章和计划，是石原对战争日本的一系列理论和主张。它后来被概括为“石原构想”。“石原构想”从“文明发展趋势”出发，要点包括“以日美为中心的两个文明决战”、军国“总体战”等。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占领满蒙、建立日中“新关系”、改造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这几乎就是此后十余年的日本历史。
　　也是在河本大作的帮助下，石原构想首先赢得的，是一个小小的、名为“满洲青年联盟”的密谋组织。
　　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了板桓征四郎大佐、土肥原贤二大佐、田中隆吉武官等后来非常有名的中下级军官。此外，和法西斯理论家大川周明一直有交情的河本大作，也在此中。它的成员大概没有超过50人，但已经够了。板垣为它提供了和陆军高级军官的联系，土肥原为它提供了对满洲社会的深刻了解，以及数百名训练有素的特务，大川提供了侵略理论，河本则通过自己当时任职的南满铁路侏式会社，使它和满洲23万日侨休戚与共，也使它获得在满洲的民间基础。它缺少的只是一个能引领他们道路的战略家。到1928年，这个战略家出现了，这就是石原。
　　石原不仅是“满洲青年联盟”所急需的战略家，还是使它深深扎根于满洲土地的组织家。一生的艰厄，使他不仅目光长远，并且作风细致。他刚刚加入“联盟”时，是不满意这个组织的。因为它人数太少，和满洲社会、特别是中国人的隔绝也太严重。它几乎只能算是旅华日侨和军官的一个俱乐部。
　　石原要求的“联盟”，是一个日占满洲的政府，是一个未来能完全控制满洲的政党。在他的提议和系列努力下，1928年年底，一个叫“大雄峰会”的秘密群众组织诞生了。“大雄峰会”完全处在“满洲青年联盟”的控制之下，其各分会、各外围组织的头目，均由联盟成员担任。它是联盟的下属组织。
　　和石原的要求一模一样，“大雄峰会”的成员，不仅包括关东军士兵、满洲日侨，还包括了形形色色的满洲居民、“汉奸”。地方士绅、流氓无赖、满蒙少数民族居民、乃至旧官僚胥吏，都身在此列。
　　经过惨淡经营，到1931年，“大雄峰会”已有成员数千人。未来日占满洲的一个政党雏形产生了，关东军占领满洲的时机，也随之成熟了。“万宝山事件”爆发前后，为给满洲事变进行舆论造势，一些由石原、河本等人亲自撰稿的小册子，在日本本土的军营、军校被悄悄散发。同时，以偷袭为手段、迅速占领奉天、制造中日开战既成事实、并经营日占满洲的绝密计划，也被制定出来了。
　　7月份东京街头的喧嚣场面，不仅掩护了他们的这些秘密行动，更使和平内阁的国内影响一落千丈。在这个新陈代谢急剧、各种潜伏力量此起彼伏的权力真空时期，他们终于要出现在历史的前台了。
　　
　　4、
　　
　　石原莞尔等人的计划，不仅有军事行动部分，还包括占领满洲后，“新满洲”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详尽规划。其计划要点，是形成“满洲青年联盟”---关东军---“满洲国”的三位一体，制造一个事实上的“独立王国”。它综称《虎卷》，是仅仅由四、五个人掌握的绝密文件。
　　《虎卷》刚刚形成，在东京，几十名黄埔军人也以自己的方式，向蓝衣社的历史迈出了第一步。
　　1931年7月中旬的一天，“万宝山事件”所引发的东京风潮还在飙升，“东京黄埔同学会”又按照惯例，举行了一次聚餐会。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聚餐，几乎没有联谊、漫谈、私人的成分。一个黄埔五期学生后来回忆，主要是“讨论此事件之前因后果与日本对华政策。参加的人数很多，发言也很踊跃”。
　　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小规模的但严肃、有力的会议。他们按照进入黄埔的期别，先后发言，低沉处泪流满面，慷慨处怒发冲冠。
　　这些黄埔学生，绝大多数来自长江流域的小城市、集镇、乡村。他们生长在破碎、蒙昧的晚清和民初，也生长在各种各样乡土传说、人文遗产里，如《水浒传》、瓦岗寨的故事，曾国藩、左宗棠等近现代名人的事迹。前者浸染进他们的血液，使他们对“聚义”、会社，有着天然的亲近。后者则激励着许多人的志向、抱负。
　　又不止是这些遍布于山野的乡村传说。他们一般都接受过私塾教育，熟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随后因为时世的变迁，他们又上了近代化学堂、进入黄埔，阅历着一个辛酸而热腾的大时代。在断裂、转型、同时黑沉得看不到前途的社会里，他们渐渐成为一群热血青年。
　　
　　与大时代的“书生”不同，他们打过仗、流过血，见过死人堆，身上弥漫着硝烟味道。于是，不清议、不空谈，敢想敢做，迅捷有力。分析了日本的人心民意、军方异动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中日之间，行将爆发一场不可避免的大战。
　　在他们看来，这场大战的结果，是山河破碎、大片国土沦陷。那么，怎么办？
　　这个会议的具体内容，已经随时间的流逝而永远湮没了。作为一群下级军官的聚餐会，它没有做会议记录。于是，会议的地点只是简单的“东京地区”；准确的时间更没有人能够说出。
　　至于会议所产生的结果，也只是“……这些黄埔毕业生确信日本很快就要发动一场全力的侵华战争……便选派了腾杰和肖赞育一起，于7月下旬返回中国，就这个迫在眉睫的危险向南京政府提出警告……”（易劳逸，《蓝衣社的建立》）。
　　又不止这两个黄埔生。这一路回国的，还有一个叫陈启宇的留日文官。他和腾杰有一层私人关系，是腾杰未婚妻的胞兄。他是为回国探亲，才与腾杰、肖赞育做了一路的。
　　
　　在模糊迷惘的历史尽头，在晨雾笼罩的东京码头，1931年7月中下旬的那个早晨，腾杰、肖赞育、陈启宇等三人，在一群黄埔学生的挥手送别下，带着简单的行李，踏上远洋渡轮的甲板。他们的目光中一定没有多少依依离情，从他们的行李里也能看出，他们以为只要再有一些日子，就能够再到日本、再到东京。
　　船渐渐地离开码头了。薄雾渐渐地淡去。不知道这一天的天气，是晴朗还是阴沉，不过7月的日本海，一般说来天气都是不错的。海上有一些水鸟，渐渐升起的还有太阳。而他们一定会愿意一直地站立在船头，不愿回到那狭窄沉闷的船舱里去。
　　东京远了。看不到了。那么他们能够意识到吗？以后的许多年里，他们将没有机会再来东京。
　　1931年7月下旬，几天的航行后，终于，南京、中国，都近了。都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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