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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为了他们能有人的尊严：研究生倾情艾滋孤儿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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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为了他们能有人的尊严：研究生倾情艾滋孤儿学校   
所跟贴 说实在的，我巨怕爱滋病人，希望自己这辈子都不要跟这有任何关系。然而，看了有关的报道后，我的看法在转变。。。 -- 游客 - (2470 Byte) 2004-7-14 周三, 21:55 (706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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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文章标题: 王志与李丹面对面：义不容辞 (485 reads)      时间: 2004-7-14 周三, 22:01      
作者：游客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央视国际 (2003年12月01日 14:35)

他曾经是一名太阳物理专业的研究生

为了艾滋病志愿者工作，他放弃了苦读7年的专业

在种种不解和嘲讽声中，他的艾滋遗孤救助学校落成了

从学生到志愿者，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一次次走近艾滋病患者

从救助病人到成立孤儿学校，他的公益事业究竟路在何方



■人物简介：

李丹：男，25岁，北京人，中共党员。199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曾担任该校红十字会外联部部长；2000年考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太阳物理专业研究生班。从1998年开始从事救助艾滋病人志愿者工作。2003年7月研究生毕业后，创办了“东珍”艾滋孤儿救助学校。

■精彩对话：

记者：一个社会问题，怎么会变成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甚至还在在读研究生的事业？

李：因为我看到了那些垂死的人，看到了那些得了艾滋病的感染者以及农民，他们苦难的生活。

记者：为什么会关注艾滋病这个群体？

李：那在中国一个艾滋病（知识）还没有普及到位的情况，中国的感染者一定受到更大的歧视。

记者：那你带什么去见他（艾滋病患者）了？

李：唯一的礼物就是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向他伸出手，和他握手。

记者：为什么要救助艾滋孤儿？

李：他心理上会有很大的阴影，他会觉得整个社会都在跟他作对。

记者：你连自立的能力都没有，养活自己的能力都没有，你拿什么帮助别人？

李：如果做公益的人，你永远只是向别人伸手的话，那你永远是一个弱者的角色。

■正文：

解说：一个星期前，作为河南商丘“东珍”艾滋孤儿救助学校的校长，李丹再次踏上了南下的列车。从1998年成为一名艾滋病志愿者后，五年中，类似这样的行程对李丹来说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

记者：大家对你都很好奇，一个学生，怎么会跟艾滋病救助有那么深的渊源呢？

李：这也算一种缘分吧。从初中、高中我都是比较“书虫”的那种人，然后到了大学就想变一下，觉得好像以前生活太枯燥了，就想在社会活动上多下点工夫。然后非常偶然的机会，1996年我上大一，刚入学，9月份开学，12月1号的时候，北京市红十字会就在全市各高校里面开展艾滋病宣传。我们北师大红十字会也想搞一个活动，就是发宣传品。然后就跟我们天文系讲，说你们能不能派几个学生出来帮一下忙。




记者：当时你听说这个通知，让你去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态？

李：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当时觉得红十字会是一个国际性的大组织，能参加这个活动很不一般。从家里拿了西服、拿了风衣，再系上领带，然后洗的干干净净的，别人说你参加这个活动就跟你参加婚礼一样。

记者：那如果不是艾滋病的救助活动，你还会那么隆重吗？

李：也会，因为当时对艾滋病真的没有任何概念。

记者：以前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李：以前听说过，包括小时候，大概上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电影吗，《艾滋病患者》，当时把艾滋病写的跟妖魔鬼怪一样，当时听过，但是根本没印象。

记者：这就是你跟艾滋病活动初次的接触？

李：对，第一次接触。但当时去了才知道，是一个一般性的发放宣传品，但是因为那天做的很郑重，所以这个活动的印象在头脑中特别深刻。

记者：什么印象？

李：就是感兴趣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当时我发宣传品的时候，也没有太意识到这个艾滋病有多可怕，传染性强或者弱，到底我有没有可能感染上这个病，我只觉得我对它有兴趣。

解说：上大学时，李丹学的是天文学专业，与艾滋病毫无关系。但这次普通的宣传活动让李丹对艾滋病产生了好奇，他开始关注艾滋病和它带来的社会问题。

记者：那你为什么会关注中国的感染者，为什么会关注艾滋病这个群体？

李：一方面是因为对红十字会工作的第一印象，我当时就做的艾滋病的宣传，所以我对它有一种特殊的好感。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当时在红十字会工作当中，看了一部电影《费城》。

记者：《费城故事》？

李：就是一个（艾滋病）感染者，他是律师，他没有犯任何错误，只是因为他的老板知道他是感染者，就把他开除了，然后他就觉得我是受到歧视了，然后有很多人受到同样的歧视，他要去打官司，去告他的老板，用自己的官司来为自己和同样的人赢得这种反歧视的胜利，最后他赢了，但得到这个胜诉通知的时候，他也同时去世了。当然我讲的可能是比较简单一些，但当时的触动确实很大。

记者：它为什么对你有触动呢？我相信你经常看电影。

李：就因为他演的非常非常地好，非常非常地真实，而且就是你身边的人，感觉到他这种人就可能存在于你身边。

记者：你指什么，它跟你的实际生活有联系吗？

李：它跟我的实际生活并没有太大的联系，因为那毕竟是美国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在美国艾滋病已经发展了十多年，艾滋病感染者还受到如此的歧视，那在中国一个艾滋病（知识）还没有普及到位的情况，中国的感染者一定会受到更大的歧视。

解说：在学校的第二年，李丹加入校红十字会，并当选为外联部长，这也让他有了一些机会，可以更多地接触到社会上的一些艾滋病救助团体。2001年，在参加第11个世界艾滋病日的宣传活动时，李丹结识了自己救助的第一个艾滋病感染者宋鹏飞。

记者：你带着钱去见他了吗？

李：没有，我们当时没有想到钱的事情。

记者：你带着东西去见他了吗？

李：没有。

记者：那你带什么去见他了？

李：唯一的礼物就是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向他伸出手，和他握手。


记者：你想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李：我想传递一个我们是朋友，我跟外面那些歧视你们的人不一样，我不会害怕你，我是你真正的朋友，我想和你交朋友。

记者：那你当时心里真的有把握吗？

李：说实话，心里有点虚，真的。当时就觉得到底可不可能，心里犹豫过，因为突然想到呢，我手上有一个几天前的破口，手被划破了，当时已经结疤了，应该无所谓。但当时总觉得好像心里不踏实。因为艾滋病能通过血液传播。但是最后过了几个月，正好赶上学校献血，因为当时也是必须要献的，献完血，然后查了血，化验单上写着“阴性”，就相信了。

记者：是你主动要求检测的吗？

李：不是，因为献血的时候必须要这样，必须要查艾滋病病毒。

记者：但是你很希望通过这个来证明我没有被感染？

李：对，第一次这样查的时候，确实是希望能够查一下有没有被感染，这是为我自己。后几次，因为我一共献过五次血，认识宋鹏飞之后，献过四次，每年献一次，后来那几次就不是说为了给自己看了，而是为了给别人看，因为我需要告诉别人，说我跟感染者（接触）已经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了，但我还是没有被感染。

记者：你想通过这种行为证明什么呢，你是想证明给宋鹏飞看，安慰他，还是说证明给我自己看，我很勇敢，还是说我想告诉社会，这没有什么？

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既然我知道了这些知识，我知道这些知识是正确的，我再不去做的话，就比如说恐高，我在一个悬崖上往下看，我明知道自己掉不下去，但我害怕，这我觉得好像我心理上有问题。那如果说我明知道这个不会传染，但我还是拒绝的话，那我就会觉得我心理上有问题，这是为了自己我要去做。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我需要向别人来证明这样是不传染的，如果说连我自己都不这样做的话，那怎么能向别人表明说这样是安全的，所以我必须这样做。

解说：宋鹏飞是在一次手术过程中，因为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之后，他跟随父亲从山西老家来到北京求医。李丹的出现不仅让宋鹏飞在困境中多了一份友谊，两人还相互鼓励，一起加入到了艾滋病志愿者的行列中。

记者：那后来你们的关系变得很亲密，曾经一度？

李：对，是曾经一度，在1998年到2001年之间，我们可以说同吃、同住、同玩。

记者：为什么？

李：因为之前来的除了媒体就是媒体，大家只想给他做新闻，并没有太多心理上的一些交流。而我们想做的就是真正的能够交一个朋友，心理上的互相支持，然后我们共同为中国的艾滋病（救助）事业做一些事情。

记者：你想去做什么呢？

李：因为我觉得中国当时很需要这样一个人站出来，中国需要自己的《费城故事》，因为只有通过媒体来宣传，通过媒体让大家知道有这些人受到歧视，他们在痛苦，人们才可能改变认识，改变对待他们的态度，才能真正消除歧视。

记者：但问题是你能做什么？

李：我当时想我如果能做的话，我是《费城故事》里面律师的那个角色，我来帮助他，我来做他的后援，我站在一个没有被感染者，非感染者的角度说话。

记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走近宋鹏飞，对于你来说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李：我想可能是身边人在往回拉我，很多人都在讲，说这个病危险，你不要过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阻力。每个人都需要亲人，都需要一种亲情、友谊，如果说他们都在疏远你的话，都在讲说如果你这样，那我们的关系就会远，我就会不理你，那你就会受到很大的压力，你会想到底是维系感染者这一面，还是维系原来的那个生活的圈子。可以说现在父母那方面，他们已经不反对我了。现在担心的只是说我会不会被一些坏人，在外地出差的时候，被坏人打到或者怎么样，他们对感染已经放心了。

记者：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李：我已经献给四次血，然后每回检验都是阴性，都没有被感染，所以他们也没话说了。

解说：列车抵达商丘站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四点多钟了。“东珍”艾滋遗孤救助学校离车站并不远。李丹这次给学校带来了一笔经费，还想再接几名已经联系好的艾滋孤儿到学校来上学。

学生：校长好。

李：同学们好。

学生：校长，拿的什么？

李：这些东西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叫Doreen的人，给大家的。

学生：校长，掉了。

学生：地上还有一个。

李：哪里，好的，谢谢啊。

学生：客气，客气。

李：好了，大家静一静。这些东西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叫Doreen的外国人捐给咱们的。

学生：谢谢。

李：对，谢谢他。

李：然后呢，这些东西放在梁艳艳老师办公室。现在呢大家可以玩一下。

学生：给我一个，给我一个。

解说：李丹对艾滋孤儿的关注源自他结识的另外一名艾滋病感染者。2000年，李丹考取了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太阳物理专业研究生班，由于为一些因医疗事故而感染艾滋病的患者提供了法律方面的援助，此时的李丹已经在艾滋病志愿者中小有名气，很多艾滋病感染者都愿意找到李丹寻求帮助。2002年年初，一名年仅八岁、因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的小女孩张夏青，跟随着她的父亲找到了李丹。

记者：与张夏青的接触，跟宋鹏飞的接触，有什么不同吗？

李：我觉得完全是一样的，当然宋鹏飞他是自己想做一些事情，张夏青她是很懵懂，她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甚至对自己的病都没有太深的了解。当时在湖南卫视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个湖南医大的一个大学生问我，说你觉不觉得你这样做很残忍，让一个小孩面对公众，她如果说活下来，长大之后，她的人生会面对什么，因为大家都认识她，都知道她。然后我对他们讲，说你想的是她长大之后会怎么样，但如果她没有上媒体，没有别人帮她的话，她可能根本就长不大，可能明天就会死去。

记者：你不公布她的形象，也可以帮助她？

李：因为这种人很多，而且也很难让别人讲说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这个人真实性如何。很多感染者，包括小孩，就是在媒体上匿名的，说我在打官司，我在做什么，我是怎么感染的，但后来没有得到多少的捐助。但我帮助的这个小女孩张夏青，她在2002年2月份的时候，被一个剧组资助，大概捐了将近六万元钱，足够她吃两年的药品。

记者：对于别的孩子来说，环境会改善，大家会理解，但是对于张夏青来说，公开她的形象就是一种牺牲？

李：我不这么认为，像其他的小孩，比如感染艾滋病的小孩，他们除了说打官司赢得药品之外，并没有得到社会太大的帮助，而张夏青现在打赢官司的希望有，但是获赔不会太多。而且当时如果说没有公布她的形象的话，没有得到那六万块钱，她可能到现在没有等官司打赢就死了。

解说：张夏青来自河南，在救助她的过程中，李丹有机会走近那里的艾滋病感染者，并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他们中一些人的遭遇。在探访这些患者的过程中，李丹还接触了一些艾滋孤儿，他们的生活状况让李丹意识到，一个和艾滋病同样可怕的社会问题急需引起各界的重视。

记者：那现在要救助艾滋孤儿，为什么要救助艾滋孤儿？

李：是这样的，因为当年卖血，很多人感染艾滋病，可能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同时去卖血感染了，然后他们这个家族里面，因为一般情况下都是同一个大家族一起去了，可能叔叔、阿姨、婶婶什么的都有艾滋病。那如果他们这一家都感染艾滋病的话，（家里）所有的孩子都成为孤儿了，真的没有人去养他们了。

解说：从2002年开始，李丹的志愿者工作逐渐转移到救助艾滋孤儿方面。今年七月，李丹研究生毕业，他做出了一项改变一生的决定——专心从事救助艾滋孤儿的工作。他发起成立的“东珍”艾滋孤儿救助学校经过三个月的筹备，终于在十月落成了。“东珍”的意思就是“东方的珍宝”，为了这些被李丹看作“珍宝”的艾滋孤儿，他放弃了自己曾经十分珍爱、苦读了七年的天文学专业。

记者：荒废学业不可惜吗？

李：怎么说呢，是觉得挺不甘心的。毕竟我大学四年学的天文，然后研究生三年上的太阳物理，这七年的时间就这么完全被抛掉了，确实觉得有些可惜，而且我真的喜欢天文。但就像刚才说的，事有轻重缓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更重要的，而且我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能在做艾滋病（志愿者）的过程当中帮很多人，我甚至能救到很多人，我能挽救很多人的一生。

记者：我们这个社会当然需要志愿者，需要有人去关注艾滋病，但是我们同样也需要天文学者？

李：就是如果把中国比作一棵树的话，这棵树很漂亮，枝叶、花朵，我们这些天文学家就好像一只鸟，在树上做窝，建一个非常漂亮的窝，底下的人经过这棵树的时候会说好漂亮。但这棵树上已经有一些虫子，可能跟这棵美丽的树相比并不起眼，但它以后会繁殖，会危害到这棵树的健康，甚至会把这棵树蛀倒，那我们这些鸟是先在树上筑窝，还是说先把这些虫子给吃掉。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年轻人来讲，应该先去把这个虫子清理掉，然后再去做那个漂亮的。

记者：那为什么是艾滋病这条虫呢，而不是别的社会问题呢？

李：大家已经忽视掉它的危险性了。就像美国一样，美国的艾滋病出现已经二十多年了，他们下了很大的力气，每年花几十亿美元去治这个病，去做这个社会工作，但现在美国每年还增添五万的新感染者。

记者：但是天文学是你的专业，艾滋病不是？

李：虽然我对艾滋病并不太了解，可以说我并没有经过社会学，没有经过经济学和药学的这些学习，但是我知道中国需要这样的人，我可能是一个铺路石，因为我在这方面并不是专家，可能以后真的艾滋病界成熟起来的，很多专家介入了，社会学专家介入了，经济学专家介入了，流行病学专家介入了，那我可能就被历史抛弃了，但我觉得毕竟是我们为这件事情尽了一份力，我们在为国家尽了一份力。

老师：现在开始上课。Stand up（起立）.Good morning, students.

学生：Good morning, teacher.

老师：Sit down, please.

学生：Thank you.

老师：今天我们学一些小动物的名称。老师先念一遍，然后我们用儿歌读出来。Bird.

学生：小鸟，小鸟，bird.

解说：在“东珍”艾滋孤儿救助学校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学习都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还处于草创阶段的这所学校条件十分简陋，但相比之下，这些孩子们的生活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学校现在有二年级、四年级、五年级三个班，共十七名学生、四名任课教师。这些孩子的家庭中一般都有两人以上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而有的孩子父母已经因为艾滋病双双去世了。

记者：那你想给孩子做什么呢？

李：在这个学校里，你能看到每个孩子都活得很快乐，他完全看起来把以前的那种伤痛忘掉了，但是这种伤痛不是今天看到忘掉，他就永远就忘掉的，它有一个烙印，深深烙在脑海里面。

记者：那他们到底需要你什么呢，或者说，你能给他们什么呢？

李：如果说孩子在一个地方很快乐的生活的话，比如说在我们的孤儿学校里面，他过的很好，受教育，有很好的生活条件，他在这个学校里面会忘记，完全不提那种以前的伤痕。这一方面是条件已经让他忘记了，还有一方面是因为那种伤痛，也是孩子想极力避免的。

记者：你不觉得把他们集中起来，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会加剧他们这种自卑感，或者不好的影响？

李：没有，……我们现在已经办这个学校一个月了，我们并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记者：一个月就能判断吗？

李：因为我们有十几个孩子，一共十七个孩子，他们在一起已经生活一个月，没有发现这种情况，而且我们也预估，我们也问过一些教育专家，他们讲过不会发生那种情况的。

记者：分散抚养是不是确实更好一些？

李：当然我们觉得分散抚养是最好的方法，因为他确实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家，一个真正的父爱、母爱，这都是一个正常家庭所必须的，但我们想这种条件可能不适于推广。我们并不排斥说可能会有负责任的人、好心人来收养孩子，但可能更多的是有一些人想借机拿孩子发财，或者说一时热情，很难保证这些人是真正对孩子好的，所以我认为这种模式并不适合推广。

记者：这是你的想象吧？

李：任何事情都需要制度化的，一个人他可能是好人，但你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是好人，每个人想收养孩子都是好人。如果要对孩子的未来负责的话，你必须要确立一套制度，要有监管，要有评估，去说明这个家庭是好人，而且他以后会很好地对孩子。

记者：你的制度建立起来了吗？你们学校？

李：是这样，我想我们现在是希望由我们学校做一个榜样，让其他的社会慈善团体来仿效我们，来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们那种对孩子的爱是不缺乏的。

记者：那你刚才也说了，仅有爱是不够的，还需要制度？

李：对，制度。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群体来讲，它比个人、家庭制度化要容易地多，因为一些家庭它是分散的，而且它需要很大的社会力量去监管它。但作为一个学校来讲，作为一个组织来讲，它本身内部就有制度，它可以通过内部的制度协调来管好这些孩子。

学生：去动物园。

老师：这种老虎只有在东北有，知道吗？

解说：就在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公园里玩耍的时候，去接另外几个艾滋孤儿来上学的李丹，因为种种原因只身一人返回了学校。由于外界的不理解，李丹要吸收更多艾滋孤儿上学的想法遇到了阻力。一些观点认为，缺乏社会经验是李丹和他的志愿者们从事艾滋孤儿救助工作最大的障碍。

记者：你的学校本来可能在旁人看起来就是不完善的，就是幼稚的？

李：对，现在我承认我们还有种种问题，但毕竟我们只开始了一个月，而且我们里面的人手比较缺乏，但现在有很多人在帮我们，很多教育界的人，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在给我们出谋划策，我们会尽力把这个学校办好。

记者：你觉得准备好了吗？

李：我想我们是做一个尝试，而且我们有信心把这个尝试做好。

记者：但是孩子不能作为试验品？

李：对，孩子不是试验品。因为孩子在村里面已经可以说是吃不饱、穿不暖，很多家庭已经负债很多，孩子没有足够的钱去生活、去上学，可能已经辍学。那我们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到这里来上学，可能说我们的管理上是有问题，但毕竟是一个比农村更好的环境。

记者：那你们的经费来源呢？

李：主要是国内和国外的捐款，比如说联合国在京机构的人捐了两万块钱，给我们师资，然后，有一些外国朋友捐了一万块钱，给孩子作为到明年二月份的生活费。然后还有很多国内、国外的人在捐衣服、在捐被子、在捐书，捐电视、VCD这些东西。

解说： 由于一心专注于艾滋孤儿救助事业，李丹的生活常常会发生困难，不得不依靠家人和朋友的资助。

记者：你连自立的能力都还没有，养活自己的能力都没有，你拿什么去帮助别人？

李：对，这是一个问题。现在我还没有能力养活自己，因为我现在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艾滋孤儿这个事情里面来了。但我也觉得这是个不正常的现象，为什么搞公益事业的人都要穷的掉渣，连自己都养不起，非要向别人伸手要钱，去要生活费。所以，现在我们马上去做一个商业，我们希望能够经营一个公司，然后这个公司来弥补孤儿院的开支，还有弥补我们生活的开支，这样就是比较良性的运作。因为如果做公益的人永远只是向别人伸手，那你永远是一个弱者的角色。

记者：那你要运转这个公司，你的钱从哪儿来呢？

李：这个公司的钱，我只能说还是找朋友借。

记者：你们的用心肯定是值得赞扬的，但是你们怎么样做到让社会放心呢？

李：因为这件事情我们都是年轻人在做，比如说我25岁，我是里面最大的，其他的人可能18岁，可能22岁，我们都是刚开始起步，刚开始做事业的人，就作为我们来讲，我们在做一件事，我们肯定作为个人来讲，我们不希望在这件事情上出现什么的纰漏，因为这样的话，很多人在看我们，如果我们出纰漏，我们一生的信誉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不会用我们的信誉去冒险，我们不会去做一些比如说不好的事情，贪污啊、虐待孩子啊，因为这样以后我们再也做不成任何事情了。

记者：这个学校最后的目标是什么，要成为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李：目标就是第一让这些孩子完全抹平他以前心理上的痛苦；第二能给孩子以教育，就是基本的数理化知识；然后第三能教孩子做人，人文的知识。

记者：你有失败的准备吗？

李：当然有。但我们觉得这种失败，我们不希望有，但是如果有的话，我们也并不担心，因为这些孩子已经被社会知道了，就算我们的这个学校关闭了，他们也可能得到社会上其他人的帮助，更可能得到政府的帮助。

责编：常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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