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张1954年的老照片上，刚刚成立的《巴黎评论》(Paris Review)杂志的编辑和记者聚在巴黎时尚宝地第6区的托侬咖啡馆(Café Tournon)门前，他们前后高低错落着排成几排，第一排的椅子上坐着几位衣着休闲的女士；杂志创始人之一兼编辑──美国作家乔治•普利姆顿(George Plimpton)则站在照片最高处，脸上带着自得的微笑，却又透着些许迷惘，手中拿着香烟和一杯貌似酒的东西。这张照片似乎也正是二战后美国人迷醉的巴黎旅居生活的写照：青春、自由、从咖啡馆迸发出的智慧激情、以及左岸地区(Left Bank)潮水般涌现的文学评论。当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和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也曾坐在附近的花神咖啡馆(Café de Flore)里，进行着他们著名的哲学辩论；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几年以前就来到这里，同时到来的还有索尔•贝娄(Saul Bellow)和年轻无名的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贫困潦倒的鲍德温当年就住在附近一个廉价而又略显简陋的维尔纳伊旅店(Hotel Verneuil)。
在过去六个月中，我一直住在距离托侬咖啡馆、花神咖啡馆和双偶咖啡馆(Les Deux Magots)只有五分钟路程的地方。后两者比前者更有名。尤其双偶咖啡馆，更是巴黎人和美国旅法作家曾经的精神生活中心。我最近有一次到托侬咖啡馆吃午餐，胳膊底下夹着詹姆斯•坎贝尔(James Campbell)一本著作，这本著作有一个很恰当的名字──《放逐巴黎》(Exiled in Paris)。我好奇地寻找照片诞生的那个时代留下的蛛丝马迹。在那个五十多年前的年代，人们可以在咖啡馆洗手间附近的小角落买到毒品，也有机会遇到在二战后以巴黎为家的众多非洲裔美国作家、艺术家中的一位。如今的我却发现自己显然是这里唯一的美国人。
英文书店“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坐落在圣日尔曼大街的德佩街区(Germain des Prés)。店主奥黛尔•海利尔(Odile Hellier)是一位娇小的法国女士，带着眼镜，时常给人慷慨而热情的感觉。海利尔充满感情地谈起属于她的“美好过往”──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大量流连于巴黎的美国作家群体创建了文学刊物和文学评论刊物，这些刊物的类型是50年代以来不曾在巴黎出现过的。海利尔女士的书店里几乎全是文学类书籍，她四白落地、狭窄而整洁的办公室则位于书店最里侧。在这间办公室里，海利尔仍然保留着当年的一些刊物和笔记本，笔记本上记载着那一代美国作家的名字。谈及那个年月，海利尔的怀旧之情溢于言表，她热切而执着的情感流露已很难在很多人身上看到。
很明显，美国作家群体的瓦解可以追溯到美元对欧元的快速贬值上来。如果鲍德温和赖特在今天的双偶咖啡馆谈论创作，两杯咖啡就要花掉他们将近15美元，还不包括小费。其实旅居巴黎的美国人的减少绝不只是因为美元汇率的波动。当鲍德温在1947年抵达巴黎的时候，他在巴黎获得的金钱和物质资助比他在纽约的少。尽管如此，他还是追随着赖特的脚步而来。除了鲍德温和赖特之外，还有数十位非洲裔的美国作家和艺术家，为了逃避美国分裂性、常常带有暴力色彩的种族歧视而来到这里。法国(尤其是巴黎)长期以来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文化十分推崇，尤其欣赏爵士乐。巴黎看上去也比美国的任何地方都更加自由、开放，也更吸引非洲裔美国人。十年之后，为了追求同一种解脱或自由，为了逃避50年代的美国社会和文化，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格雷戈里•柯索(Gregory Corso)和威廉•巴洛斯(William S. Burroughs)也将来到巴黎。
不过美国从50年代起开始变得成熟了──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政治上。公民权立法不断完善，更好地体现出“平等”这一美国立法的基本原则；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倾向也开始消退。50年代美国在文化上曾经相当保守，诗人劳伦斯•佛灵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由于出版了金斯堡的现代诗集《嚎叫》(Howl and Other Poems)而遭到起诉，原因是这本诗集充满了有关毒品和性的内容。一旦美国文化变得成熟起来，巴黎平等主义的吸引力也就削弱了。法国人不仅怀念美国人，法国人也同样怀念曾经属于法国的荣誉：法国(尤其巴黎)曾经被认为是显著区别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独特去处，法国人的这种怀念无疑是由于经济原因和情感原因。所以巴黎对于美国旅居者的怀旧，也是直接源于巴黎对于过去荣誉的怀旧：巴黎曾经被认为比其它城市更开放、更富于政治自由和文化自由，生活更轻松，也更适合创作。正如海利尔女士所说，随着欧元的诞生和生活成本的提高，“巴黎和其它地方变得越来越像。”所谓“其它地方”是指其它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这些地方，主导社会的力量是经济而不是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