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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文贯中: 饱受磨难后的思考(1)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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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贯中: 饱受磨难后的思考(1) (ZT)

PHM

头衔: 海归中校
声望: 学员

加入时间: 2004/04/04
文章: 326

海归分: 53001

标题: 文贯中: 饱受磨难后的思考(1) (ZT) (945 reads) 时间: 2006-9-10 周日, 10:54

作者：PHM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饱受磨难后的思考(1)
——
文贯中
第一部分：自述

传奇的家庭背景

我一生的经历十分曲折，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来自我的家庭出身。父亲文强奉令奔赴淮海战役时我才两岁，经过长达27年的时间我才有机会再次和父亲一起生活。当时我已29岁，第一次有机会详细地知道了父亲离奇而曲折的人生。他的一生经历几乎是一部中国现代史。他生于满清末年，离开人世时中国已经跨入21世纪。父亲年轻时投笔从戎，是黄埔四期的学生。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政策允许国共双方的党员跨党活动，父亲几乎同时参加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他参加过北伐，后参与南昌起义。国共分裂的时候父亲选择了共产党，说明此时的他还是一个热血方刚的理想主义者。在共产党里曾身据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的要职。李立三路线时期脱离共产党后，在国民党里又官拜中将。抗日战争中父亲曾长期在上海一带从事地下工作，后又去太行山，河南和西安从事抗日活动。淮海战役时他是杜聿明的代参谋长。国共两方面的许多高级人物他都曾有密切的交往。

参加南昌起义之后，父亲转战到了海陆丰，部队被击溃之后他流亡到香港，又从香港到了四川参加地下活动和城市暴动。1930年代初，他成了中共四川省委领导。在巴山蜀水的大小城市和乡镇乃至深山老林之间，想必到处留下他的足迹。那段时期当地组织的很多军事活动，很多便由他所策划。那时候的中共实行的是“立三路线”，只要党组织还有几个人就得举行暴动。不断暴动的结果是不断的无谓牺牲，却一无成效。最后，连父亲也被捕了。抓他的是当时统治四川的军阀杨森的军队。他对那些抓他的士兵说，自己不过是一介平民，和共产党没有什么关系，并给了他们几个大洋，就被放了出来。可是，当他回到自己的秘密据点的时候，没人对他死里逃生有半点庆贺。大家都冷冷地看着他，并对他被捕后竟能死里逃生，十分怀疑。有人甚至暗示，为什么别人被抓、被杀？他这个外省人倒安然无恙？父亲极为机灵，知道他的被捕极有可能就是自己人告的密，以为他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外省人，肯定不可靠。据父亲回忆，他当时赶紧找了一个借口，离开四川，回到老家湖南。从此，他就和共产党脱离了关系。

我的祖父是留日学生，当年和黄兴等孙中山的好友过从甚密。祖父早期十分赞同中国应该实行变革和现代化的理念，但他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现状渐生失望。满清灭亡后成立的民国很快沦为军阀火拼的混乱局面。北伐后出现的一丝光明迅速为国共分裂、日本入侵满洲的严峻局面所替代。共产党内在“立三路线”之前其实已经出现极端思潮。例如，北伐时在湖南省实行红色恐怖，斗地主，抄大户，游街等极左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江浙资产阶级代表的蒋介石最后选择和共产党分裂是必然的。祖父认为父亲没有找到救国的真谛，要父亲在家重温四书五经，不要再外出闯荡。虽然父亲同意祖父的部分判断，特别是“立三路线”的荒唐使他对如何才是中国的富强之路有所反省，但他并不甘心在书斋里虚度年华。面对日本蚕食东北和骚扰华北，父亲内心的热血又开始沸腾。他便化名在长沙办报，宣扬抗日。父亲批评政府抗日不力的文章笔锋十分犀利，引起同为黄埔同学，此时已为蒋介石左右手的戴笠的注意。戴笠在查明父亲的身份后约见父亲，以黄埔同学的名义要父亲恢复对黄埔校长蒋介石的信仰，并以国难当前，唯有实行“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才能避免亡国的的理由说服父亲前去杭州警官学校当教官。从此父亲重新回到国民党一边。

父亲在淮海战役后，以战犯的身份在北京狱中渡过27个春秋。这段漫长的岁月中，我们几个兄弟从未有机会去北京看望他。但他曾有机会于1965年随团参观上海时，在华山饭店同阿婆，我及五弟有匆匆的，也是唯一的一面。原以为不久他便可获得自由，不料文革爆发，一拖又是十年。1975年父亲终于作为最后一批特赦人员获得期望已久的自由。其后父亲先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馆专员和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并于1980年代中期来过美国。当时我还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父亲以极大的兴趣到美国各地参观、访问，回国后又以极大的热情到处介绍美国作为先进国家值得中国学习之处。父亲的晚年正好赶上改革、开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使他极为振奋，认为虽然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堆积如山，但是总算找到了一条自强的道路，循序渐进，坚持政治和经济的各项改革，中国会有辉煌的前途。

2001年10月22日父亲以94岁的高龄去世，近400人前往八宝山参加了他的告别仪式。人民日报等报纸发了他去世的消息。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对家属表示了慰问。由于纽约领馆和全国政协的及时协助，我得以匆匆从美国赶回参加了父亲的告别仪式。父亲一生追求救国救民的理想，为此不惜抛弃舒适的生活，出生入死，上下求索，历经种种曲折和苦难。他的一生其实反映了中国在刚刚过去的这整个世纪中寻找如何在当代条件下，应付内忧外患，自强自力的漫长的求索过程。他的一生既已成历史的一部分，就留给历史和后人去评判了。

母亲是个极为漂亮而又性格刚强的女子，原籍宁波鄞县。外公是当地大户，由于祖上做官，家里拥有很多良田。母亲出生时，外婆当场就因双胞胎引起的难产而去世。两个孩子倒顺利产出。我的亲外婆去世不久，外公又娶了一个小外婆，并为母亲和她的双胞胎妹妹各找了个奶妈。母亲的奶妈就是后来把我们兄弟抚养大的阿婆。阿婆年轻时的经历和祥林嫂十分相象：丈夫是个农民，结婚不久便因做活太累而死，留下一个刚满一月的小孩，不久也夭折了。阿婆悲痛欲绝，日子过不下去，正好母亲出生后要找奶妈，阿婆就来了外公家。阿婆很爱母亲，完全把她当自己的孩子抚养。

母亲小时候就由外公包办和一个乡间读书人订亲。阿婆称他为秀才。由于家里条件好，我母亲上过宁波的一家私立女子中学。这是个现代女子中学，所以她在观念上就和外公有了冲突，对与秀才成亲一事并不情愿。据阿婆讲，那个秀才十分忠厚，老实，但母亲嫌他为人木纳，对他并无好感。事后想来，如果当年母亲服从父命，和他结为伉俪，不知能否逃脱后来的悲惨命运。母亲在她最要好的女子中学的同学的帮助下，假装投甬江自杀，逃婚到了上海，并在上海完成高等教育。

父母是在1940年代初成家的。当时正值抗战时期，他们过着四海为家的生活。抗战胜利后，母亲决定在上海安一个家。那时候祖父母都已去世，眼见我们兄弟几个一个接着一个来到世界，家中虽有保姆，副官，勤务兵，但总要一个当家人才放心。父亲有一天突然想起问母亲：为何从未听她说起娘家的父母和其他亲戚？母亲不得不坦白说出逃婚的往事，以及外公感到斯文扫地而十分恼怒，因此自己已经和家中其他人多年不再来往的原因。父亲说：我家里已经没有老人，你与家人又无往来，我们两人经常东奔西跑，小孩如何是好。我母亲十分为难，想了半天说，我从小有个奶妈，能不能把她接来作为长辈对待，家中的事绝对可以放心。我父亲认为这个主意极好，想要马上就去宁波。母亲认为父亲的身份过于招摇，不便前去，由自己化了妆只身前去便可。

此时外公已经去世，阿婆仍留在宁波小外婆身边。母亲知道小外婆只吃当天的笋，阿婆必然会在下午四点多钟去外公家后院的一片竹林挖笋。到了宁波乡下后，母亲便躲在竹林里面。阿婆下午四点多果真出现了，拿了一个小筐和一把小刀。母亲就轻轻叫她。阿婆一听，吓得魂不附体，丢下小筐和小刀，一边跑一边说：你这个落水鬼不要来害我，你跳江可不是我逼的。原来母亲逃婚时伪装跳甬江自杀，为求逼真，江边还留有她遗书和绣花鞋。虽然没有打捞到尸体，但大家都以为人一定被冲到大海里面去了，因此家里人并不认为她还会活着。母亲于是几步追上包小脚的阿婆要她摸摸自己的手，若有体温便可证明不是落水鬼。阿婆将信将疑地摸摸她的手腕，发觉果真有热气，便问她究竟是怎麽回事。母亲便将逃婚后去上海的事解释一番，并告诉阿婆这次来宁波，打算接她到上海享福。阿婆起初十分犹豫不决，因为放心不下小外婆。母亲给了阿婆一段时间安置好小外婆后，终于将她接到了上海。谁知阿婆到上海不久，突变的风云已经密布于中国的上空，注定了阿婆接下来将近30年的苦难。

苦难的童年生活

1948年中，母亲、阿婆和我们兄弟到了台湾，父亲则只身前往徐州参加淮海战役。1948年父亲被俘后，一心以为根据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停战之后6个月内双方会交换战俘。他托副官捎出一封信来，要母亲快来大陆营救他。母亲接信后，先从台湾赶到南京，后去淮北、鲁南和苏北一带。据阿婆说，母亲去的时候还是穿着高跟鞋，抹着口红，一付上海摩登妇女的打扮。母亲离开台湾后，有时候会邮一封信回来，报个平安。母亲到了徐州一带后，解放军并不让她和父亲见面。一会告诉她所有的俘虏都在张庄，我母亲就赶到了张庄。解放军又说：你的丈夫他们已经到李庄去了。她就又赶到李庄。据阿婆说她在淮北一带竟然奔波了一年多，始终没有找到父亲。其实父亲他们已被转移到了山东。当年的淮北一带极为贫困，交通不便不说，食品也极为粗劣、匮乏。据说母亲到后来只能变卖首饰和随身携带的衣服，高跟鞋也换成了草鞋，有时甚至跟要饭的人抢吃的东西。

因为我们当时在台湾，母亲便把住在上海的陈妈妈，即当年帮她逃婚的同学作为和我们通信的一个中转点。陈妈妈后来就送出一封信到苏北，告诉母亲上海马上要封港的消息。这封信提醒母亲不要让自己的家分成三处，即丈夫在军监里面，本人在大陆，老人和小孩在台湾。至少应该让两方团聚，然后等待与第三方的最后团聚。这话一语双关，因为也可理解让母亲先回台湾。但是母亲的决定正好相反。她发了一份电报到台湾，要阿婆带我们立即回沪。那时候我们家里面虽还有副官和勤务兵，但他们中没人愿意再回大陆，就帮助我们把大包小包收拾了一下，送我们上了船。阿婆带着我们搭乘台湾到上海的最后一趟船回到了上海。

我们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上海易手的前夕。母亲从苏北匆匆回来一次，帮助阿婆在徐家汇一带找了一个地方住下来后，重返苏北。那时，徐家汇一带有很多国民党的游兵散勇打家劫舍，秩序比较混乱。当时弄堂里住的大部分是外国人。母亲临走时要我们不要外出，要阿婆不管什麽人敲门，一律不开。一天有人敲门，阿婆要我们立即肃静，装出家中无人的样子。不料来人敲了很长时间仍不走。阿婆好奇，就把上着门链的门打开一条缝，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吓了一跳，赶紧把门关上。外面那人就说，阿婆，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吗？阿婆说，你的声音倒是蛮熟的，但我不认识你，赶紧走吧，不然我要报警了（当时家中还有电话）。不料门外人哭起来，并报出了自己的名字。阿婆赶紧打开门，发现这个又瘦又黑，满脸憔悴的人竟是四小姐（因为母亲在外公家排行第四，阿婆习惯称她四小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们两人不禁抱头痛哭起来。

母亲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回到上海的第一件事便是解决如何谋生。上海有一个很有名的立信高级会计学校，她就去那儿补习，将十多年以前学的东西又重新拣起来。我看到过她的成绩单，其他课程都是甲，只有政治课是丙。显然，对于新的政治话语，她当时是搞不懂的。可能因为专业知识出色，她很快就为立信高级会计学校聘用，成了一名老师。她的工资相当高，况且家中也不缺大件，所以生活还相当不错。

我母亲从小就是一个心气很高的人，小时候人们叫她四小姐，后来又做了文太太。成为立信高等会计学校的老师后，学生又口口声声叫她葛老师。邻居对她更是十分尊敬，总是文师母长文师母短的。特别是每逢夏天，邻居们的小孩总是恳请她晚饭之后在家门口给他们讲各种故事。我记得福尔莫斯大侦探的故事和安徒生童话是母亲最喜欢讲的，也是最吸引大家的。母亲常常绘声绘色地讲到很晚，大家才放她回家。母亲又是一个会弹琴，会唱歌的人，为人非常慷慨、非常喜欢交朋友。我记得小时候的上海还允许跳舞。母亲已经退出这些活动，觉得自己的教师身份不再适合这种张扬的生活方式。但是她有很多首饰，几十双舞鞋，各种化妆品，和时髦的各色服装，邻居经常来借。母亲常打开一盒盒的首饰对来的邻居大方地说，你自己挑把！到还东西的时候，常常遇到有的邻居说耳环弄丢了，或衣服弄脏了什麽的，母亲并不与他们计较。那一段时间大家都很尊敬她，喜欢她。她也觉得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为人爱载的人，对新社会和新生活还是充满希望的。我记得当时要兴建衡山电影院，她踊跃认购股份。电影院盖成后，也常常带我们去看各种苏联电影。不知从什麽时候起，母亲将家中几乎一切和父亲有关的东西全都销毁，连照片都一张不留，似乎要和过去的一切一刀两断。因此从我们有记忆起，便对父亲没有丝毫印象。我们有时问起父亲，母亲总神情复杂地说已经病死，并要我们不要再提这种话题。。

父亲可能已经知道我们回到大陆，虽然他并不知道我们具体住在什么地方，处于什么状态。这段时间母亲不停地给各处写信，仍在偷偷寻找父亲，但是始终没有下落。我觉得如果她确切知道父亲还活着的话，也许不会自杀。后来父亲在监狱里交待家里曾有几个副官、几个勤务兵，加上他自己共有20多条枪。他并不知道从上海搬到台湾，然后从台湾匆匆赶回的过程中，副官、勤务兵早已跑散。大部分的枪枝也早已散失。我父亲交待家中应有多少条枪以后，当局就来人要母亲如数交出。当时家中只剩一支装饰性的勃郎宁牌小手枪。国共谈判的时候，父亲全程陪同一位美国将军。临走时，那位美国将军便把这支枪作为纪念品送给了父亲。

这把枪很小，镶了一些宝石，也许近距离射击会有一些伤害，稍远一些便没有什么杀伤力了。母亲当年的想法十分天真，觉得这是父亲的一件有特殊意义的纪念品，又可当他的装饰品，保留着应该没有什么问题。1953年风声一紧，母亲就把那支勃郎宁手枪丢到家中的壁炉里面。后来在当局的一再追问下，母亲便承认了壁炉中的那把枪。公安局把我们家的壁炉敲开，找到了这把枪。来人又把地板掀起，里里外外查了一遍。因为没有找到其他的枪，公安局便觉得是一个悬案，母亲因此被判管制三年。

被管制以后，母亲便失去了教学的权利，变成了一个清理厕所的公务员，工资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一，生活变得拮据起来。据后来目睹文革的种种惨象的阿婆说，当年她倒还没有受到什么体罚，但学校里的师生对她呼来喝去的，她的心理无法承受这样的羞辱，回家后常常泪流满面。邻里的气氛也不见得更好。街道开了斗争会，将她的罪状一一公布。许多邻居怕受牵连，将她视若陌人，不敢再有来往。夏天的夜晚，邻居的孩子也不再邀请她出来讲故事。喜欢热闹的她，便将我们关在家中。家中笼罩十分沉闷的气氛。母亲仍不停地到处写信要找父亲，但始终不得其门。对父亲的思念和对前途的丧失信心，使她内心受到难以言状的煎熬。

受管制期间，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有公安局的人来我家要她交待历史问题。每次公安局有人来，我们兄弟几个就被她以种种理由送到远处去玩。我有时故意磨磨蹭蹭，在家逗留的时间长一点，就会看到来人拿出很厚一叠的照片，盘问母亲与照片里的人的关系。父亲那样背景的人，一生所认识的人不计其数。他和母亲又喜欢热闹，不是在家里请客，便去参加别人的宴请，聚会。母亲还喜欢跳舞、欣赏音乐，打麻将，接触的人必然很多。有些场合会留下合影。这些合影记录的不一定是政治性的聚会。但是公安局的来人不管那么多，总是追问当天聚会的目的，讨论的主题，参加人的背景，现在的下落。如果母亲说他们仅仅是泛泛之交，现在去向不明，来人就会认为母亲在帮助这些人潜伏下来。如果出于讨好公安局来人的动机，母亲就必须撒谎，这样必然加害于对方的家庭。以母亲的为人，是断然不肯这样做的。更使她觉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是，象她这种身份的人，往台湾跑都来不及，竟又带了全家从台湾回来，是否接受了特殊任务。当时母亲内心的矛盾，痛苦和后悔大概是笔墨所无法形容的了。

象她这样一个美貌、聪慧而又性格刚强的女子，当年曾为追求自由和理想，逃离家庭，不料现在竟然被管制起来，失去了种种自由，也无人格尊严可言，对她的精神打击一定十分沉重。当时我们年幼无知，十分淘气，并不知道如何分担她的苦恼。有时邻居小孩或学校同学吵不过我们时，便会扯我们家的各种小辫子，家长也会吵上门来。爱面子的母亲往往气得浑身发抖，但又不得不去邻居家赔礼道歉。父亲不但不在我们身边，而且音讯全无。所有的朋友、亲戚，连四周的邻居此时早已和我家一刀两断，避之尤恐不及。可以想见母亲每次硬着头皮去自己学校上班时的心情。世态炎凉使她痛苦万分而又无处倾诉。她觉得度日如年，并渐渐意识到管制结束后的日子也许更加难熬。母亲的精神因此一天天趋于消沉，绝望。

母亲是1955年春天的某个晚上用煤气自杀的。那天晚上在我记忆中留下特别的印象。她要阿婆准备很多我们久已买不起的美食。晚饭之后，她就把我们都召集在她身边，并要阿婆也坐下，说要给我们讲几个小故事。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老人临终的时候拿了一把筷子扎成一捆给自己的孩子们，让他们折断，结果谁也折不断。老人说，你们一根一根抽出来折呢？结果大家都说那就容易折断。老人就问孩子：你们获得什么启发没有？其中有个聪明的孩子就说，兄弟之间如果能够团结一致，就比较能够克服困难，也不容易遭外人欺负。故事讲完后，她要我们当场用筷子试验。我们试了之后，都向她保证一定做到兄弟团结，互助互爱。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如何孝顺老人。她讲完之后说：阿婆是我们家的恩人，我是她带大的，现在你们又是她带大的。你们应该永远对她好。我记得那时我们每个人都热泪盈眶，抱住阿婆说她是世上最好的人，我们要永远敬爱她。母亲似乎十分感动。

她最后的一个故事大意是讲一个父亲要死了，他对自己的孩子说，我在后院的葡萄园里埋了很多金银财宝，我忘了它们放在什么地方。我死了以后你们去挖一下。老人死了以后，孩子们将葡萄园前前后后挖了一遍又一遍，还是什么也没发现。不料到了秋天的时候葡萄结的特别大。其中一个孩子悟出来了：金银财宝就是勤劳，如果每天都去松松土、除除草，我们就有源源不断的收入。父亲传给我们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勤劳致富。当时我觉得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但并未意识到母亲是在向我们留临终遗言。那年我才小学一年级。后来她就要我们盥洗后睡觉去，说她还有要事处理。我们知道她经常深更半夜仍在伏案疾书，并不怀疑，便散去准备睡觉，但我记得她美丽的大眼睛中流露的目光十分异样。

将近半夜的时候我仍靠在床头睁着眼睛想着母亲讲的故事。此时其他人都睡着了。母亲到我们房间来发现我的眼睛还睁着，就像施催眠术一样，用手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并口中念念有词地要我赶紧入睡。我的眼睛闭住后不久便睡去了。早晨四五点钟的时候阿婆习惯性地起来到卫生间去。自从母亲变得越来越想不开之后，阿婆便养成个习惯，在去卫生间之前先去母亲的房间摸一下她的床。阿婆那段时候已经有所防备，怕她晚上再次象年轻时一样离家出走，到外面去寻短。那天早晨阿婆发现她的床冰凉，心里一惊。赶紧开灯，只见床上并无她的踪影。阿婆奔到厕所时，注意到厨房的门紧闭着，便用力去推，以为母亲也许在厨房里。但是厨房门打不开。当时我们弄堂还有个守门人叫老王。她就慌慌张张的跑去叫老王。我能想象出一个小脚老太太当时跑到弄堂口去叫人的情形。

老王听到阿婆的求救，赶紧跑来我家，从后门把厨房通天井的另一扇门狠劲推开，然后将厨房的前门打开。我这时已经醒来，听到吵闹声就去厨房。只见母亲脸向天躺在厨房里的一张大桌子上，仿佛睡着了一般，身上盖了一条白床单。阿婆已经哭得死去活来。那时候煤气虽然已经关上，整个屋子的门窗也已打开，但房间里仍然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煤气味。事后知道，幸好细心的母亲已将厨房里面所有的门窗缝都用撕开的布条堵上，厨房到厕所有一个排气管也被碎布严严实实地堵死。不然厨房漏出的煤气一定会使我们全家中毒。邻居们这时已经赶来，帮老王把母亲抬到弄堂里。有人又抬出一个躺椅，将母亲置于其上做人工呼吸。听一个后来移民去香港的人说，母亲好像还有微微的一点反应。但等到救护车把母亲送到医院后，医生宣布抢救无效。我记得那是1955年的初春。那天本来就极为阴冷。想到那样美丽、活泼、充满智慧的母亲竟然就悄然离开了人间，内心难以接受，并使我越发感到周体冰凉，恐怖异常。记得后来来了个警察，问母亲留下什么东西没有，并在家中四处寻找，最后在厨房的一个碗柜上面找出了遗言。据他宣布：母亲的遗言要求把家中的小孩都送孤儿院，要阿婆尽管拿走家中她愿意拿的东西，回宁波养老。

（待续）

---《观察》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为芝加哥大学博士，现任三一学院经济学教授

作者：PHM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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