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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蓝衣社碎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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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蓝衣社碎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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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蓝衣社碎片6 (625 reads)      时间: 2003-9-28 周日, 10:52      
作者：游客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第六章 蓝衣社之春
　　
　　1、
　　
　　刘健群，1902年生，贵州遵义人。他的一个幼年朋友后来写到，他“老家住在新城石门坎。从他家屋侧的巷子进去就是陈公祠。父亲早年在本街开帽子铺。……”
　　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刘健群的父亲应该是一个面目和蔼的县城小掌柜，会算帐，但没有太多文化，随时会说出“恭喜发财”一类的话语。在遵义，这是一个既不贫寒也不算太宽裕的人家。
　　他早年的日子是平和的。但辛亥革命后，贵州兵匪不分，谁能拥有大量的枪支，谁就能当县长甚至督军。在兵匪统治下素本贫穷的贵州，此时“人民生活的困苦，几乎没有语言可以描述”。这浸润了刘健群的心灵。后来他写到“……这一幅血泪图，我从小便感受最深，长大成人活到几十岁之后，思之犹有余悸！”（刘健群，《艰困少年行》）
　　这形成了他关注大社会、大民生的性情。17岁那年，作为县城弄巷的一个出色子弟，他考入了贵州省立法政学校。就是这一年，“五四”风潮席卷全国，也波及到贵州。刘健群因缘际会，以学生身份加入了初初成立的“少年贵州会”。
　　“少年贵州会”受五四气息的影响，汇集了贵州最优秀、最具现代气息的一批青年。其领导人包括后来名重一时的何应钦，以及“现代宪兵之父”谷正伦等民国要人。不久，刘健群即出任《少年贵州报》主笔。
　　对法理、制度的熟悉，加上撰稿磨砺，使刘健群历练出了一副好口才。他的一个朋友曾谈到：“刘谈吐风趣，以擅长雄辩、演说驰名。……事后听人说，中国的演讲，第一数孙中山先生，其次是汪精卫、黄郛，第四就要算刘健群了。”
　　这副口才连同何应钦的发迹，使刘健群平步青云。1930年中原混战结束后，一批批部队被调集到江西围剿红军，何应钦出任南昌行营主任。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健群被任命为何应钦机要秘书，兼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军衔少将。
　　他主要的工作，是负责组建“江西地方整理委员会”。“少有大志、饱读经史”是他的过去；文人气质很重、很有头脑，是他的形象。随着几次围剿的先后失利，在繁忙的军务中，他开始细心了解江西民众的心理，思考朱毛等人在江西得势的原因。
　　
　　在1931年的黯淡辰光里，目不识丁的汉子们一拨一拨地加入朱毛军队，使这个缺少给养、弹药、军饷的队伍连连壮大。相反，装备精良、人多势众的国军，总是一触即溃。刘健群为此几近痛楚：是民众愚昧，还是国民党真的沉沦了？
　　这一年刘健群29岁，在乱世中长大的人，自然深知“官逼民反”的道理。对江西社会略作了解以后，他很快发现，朱毛以区区几千华里贫瘠之地，养兵数万，征敛自然也重，就正赋而言，甚至重于政府。但一是注重剥夺富户，二是宣传得力，再是负担平均，四是并无杂税苛捐。显而易见，朱毛财政的特点是取法公平。对山民来说，负担虽然也重，但公平这一点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朱毛。
　　江西围剿屡屡不能见效，和这有没有关系呢？刘健群清楚，军事后面是社会、财税、政工和基层政权的建设。这样，对朱毛的研究，就渐渐地、然而更有意义地，让位于对国民党的研究了。
　　他很快得出了国民党“贪污成风、腐败横行、作威作福、低效无能”的结论。为此他苦恼、愤郁，然而他毕竟年轻，不象真正的官僚那样世故老练。他又极富表达的欲望，没有什么“对人只说三分话”的处世方式。他开始积极寻找谈话对象。
　　这一年，在南昌的街巷、茶馆、住所里，他和他的朋友宣介溪以及南昌行营的四个青年同僚，交谈起了这些思考。几个有头脑的青年谈话丝毫没有禁忌。宣介溪一次苦笑地谈到，他和很多普通百姓交往时，“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国民党员。”
　　刘健群被这一句话搞得心头发冷。有一次，他神态激愤地对他的朋友们说：“日本气焰嚣张，剿匪屡屡失败，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承认，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毫无建树，源之于党的失败！”
　　日记里的记载更加直截了当：
　　“……我们的党现在似乎对于群众的愿望变得毫无兴趣，党不仅变得远离群众，而且在许多地方，国民党简直被群众所痛恨！”
　　就在这样的对话和感触里，六个青年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谈话圈。他们定期或不定期地聚会，交谈农村、社会、政治、党务等范围广泛的问题。这一年夏天的宁粤分裂，使刘健群的声调更加沉重：“这决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我们只要好好算一算党曾经分裂过多少次，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不能扑灭赤祸。……党的混乱、党的软弱无能、党的颓废，已经到了非根本整治不可的地步！”
　　半年的思考、谈论后，刘健群的思路渐渐明晰。他认为，党已经到了生死关头，而挽救党的唯一路子，就是取得领袖的支持，在国民党陈朽、腐败的机体上，注入一股名为“蓝衣社”的清新力量，以彻底“改组”国民党。
　　在宁粤分裂的沉闷夏天，一个只有区区6人的布衣团在南昌组成了。它被视为“蓝衣社”的预备组织。即使几十年以后，蓝衣社并非从布衣团脱胎的真相已被披露，史学界仍然认为，蓝衣社“承袭了布衣团的主要构想”。
　　
　　“杜绝腐败，重组国民党，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这也是布衣团的主张。……布衣团最主要的特色，是限制团体成员的个人财产。”1969年，在接受来自美国的易劳逸教授采访蓝衣社旧事时，已年近古稀、重病缠身的刘健群，面貌里似乎一下子有了神采。他迷离的目光，似乎在注视着在南昌的那个29岁的自己。
　　那是他多么富有活力的岁月呵。世俗的一切得失、取舍，追逐金钱的本能，在救党救国的旗号下似乎都微不足道。“一个反腐败、有活力的团体，首先要保证自己不腐败。因此我们规定，每个加入布衣团的成员，一个月的最高收入不能超过200元，多余部分必须上缴给团体。反过来，月入不到20元的也能从团体里获得津贴。成员或其家属有灾病，老人的赡养、子女的就学出现困难时，也能得到救助。……”
　　这是一个相当温馨的组织图景。但作为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深知民国社会风气的易劳逸，当即对它的可行性表示怀疑。
　　从布衣团的这个“主要特色”里，可以看到乌托邦、互助公社的深重痕迹。在20年代，公社理想曾经席卷数以十万计的青年。一度，北平、上海等城市先后出现了几十个公社，但没有一个公社的延续时间能超过一年。
　　“公社---刘健群”，这是否蓝衣社最终灰飞湮灭的根源之一？易劳逸深邃的蓝色眼睛扑闪着，他询问似地，想从病体离支的刘健群身上得到答案。
　　但这不是根源。刘健群以及后来的蓝衣社，对公社理想都不感兴趣。只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实在的组织作用，就是使“成员的收入易于监控，可以在根本上杜绝内部腐败”；而且它可以解决成员的“失业”、“涣散”问题，增加组织的凝聚力。仅仅是因为这些作用，蓝衣社才一度在全社执行了这个规定。
　　对话渐渐深入，刘健群不断地说，也不断咳嗽。他是癌症晚期，自知已不久于人世。而且自来台湾后，他就每况愈下，最终潦倒蜗居在台北乡下的两间小屋里，处境很是凄凉。对已经无人问津的他来说，这，将是最后一次对外界说话的机会了。
　　一口浓痰噎住了他的喉咙，太太关切地看着他。“少年夫妻老来伴”，这是他的二婚夫人，和他在一起近30年了。在短暂的繁华后，跟着他，她吃的都是苦，承担的却是误解和骂名。或者，此时他对夫人，多少产生了恻隐之心？当时他是那么的自信，以为能够封妻荫子、追逐王霸功业。
　　他继续讲述着。从布衣团到蓝衣社，从出任蓝衣社书记长到当选立法院副院长。一生的光彩都在那十几年里。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蓝衣社，使当年如日中天的他最终沦落为台北街头的一个普通老人，连去医院看病都要挤公共汽车。
　　于是，这个对话就充满了人生无常的感慨，充满了一个不得志者步入暮年时的叹息。对于生长在简单民主社会的易劳逸来说，这使他很快进入了一种东方式的感动。
　　照射着这两间屋子的太阳，渐渐西斜了。易劳逸的笔记本上，已经满满记录了大半个蓝衣社的演变历程，他却感到，自己的速记进度太慢。这是一个多么睿智、深刻的老人呵！他的身上，有多少中国人命运的象征呵！
　　刘健群惊人的记忆力和一针见血的评述，使他对这个老人产生了几分同情、几分敬重。对话结束后，他真诚地对刘健群和夫人表示了谢意，而后告辞了。
　　这是易劳逸最后一次见到刘健群。短短几个月后，在大洋彼岸的易劳逸就听到了刘健群去世的消息。此时，他已开始《中国国民党的法西斯------蓝衣社》一文的写作。这篇文章的资料来源，除了他对刘健群的谈访记录外，还有刘健群送给他的一个小册子，《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
　　这个小册子起草于刘健群的江西时期。它不仅是布衣团的纲领性文献，而且，刘健群本人的发迹，布衣团的并入力行社，以及力行社演变为“蓝衣社”的历史轨迹，都和这个小册子息息相关。
　　
　　2、
　　
　　在《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的开篇，刘健群即写到：党已经完全堕落了，现在它仅仅是“军阀和官僚政客，争权夺利和贿赂成果的一个竞技场”：
　　“……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是党的领袖和党员之间的互相利用和互相冷漠。……有些党员利用领袖以达到个人升官发财的目标。假若这些党员对领袖的口号表示支持，那么他们就被视为忠实的和真正的同志。即使这些党员危害了社会，领袖们也毫不介意。……”
　　和宣介溪在过去半年的许多对话，经过整理也写进了手稿。比如“被群众所痛恨”、“源于党的失败”、“看不到党的工作”等。这是国民党的一个真实图景，也是国民党的最大忌讳。刘健群丝毫没有考虑这可能使他有杀身之祸，泼辣辣地挥洒情绪。
　　列举了党的面貌后，更重要的是“开出药方”。刘健群认为，“党的混乱、党的软弱无能、党的颓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方法不好、制度不完善、内容不充实”。因此，当务之急是全面地改组党。
　　但要全面改组国民党，又谈何容易！于是，以布衣团、蓝衣社来“修正”国民党组织，就成为刘健群的设想。他希望在维系现状的基础上，产生一个完全崭新的组织。也就是说，可以容忍旧的国民党的存在，但必须剥掉它的权力实体。
　　“……我们赞成保留党的原有的结构，但是此外在党内应组织一个献身于民族和普遍民众的队伍，它将给党注入活力并培育出党的精神。”
　　这个“队伍”是怎样的呢？它信仰怎样的“主义”？它推行怎样的政治主张？最后，它将给党“培育”出怎样的精神？这是更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刘健群以“中国国民党蓝衣社”为标题，开始了《意见》的第二部分。
　　同样是在这部分的开篇，刘健群明确写到，布衣团将以“墨索里尼的黑衫党人和希特勒的褐裳党为效仿”，力行独裁，使中华民国法西斯化。正因此，布衣团的后身才将定名为“蓝衣社”。
　　
　　1969年，刘健群曾经感慨万端地说过，“法西斯主义现在看来是很落后的了，但在当时它似乎是一种复兴国家的非常进步的手段”（易劳逸，《刘健群采访记》）。这个“当时”，指的正是30年代上半期，力行社、布衣团先后成立的时候。
　　1929年左右，一本名为《法西斯蒂真相》的小册子，它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在上海问世。这本书的作者，是意大利著名的自由主义领袖马泰奥蒂。在墨索里尼的暴力小组横行于整个意大利，并操纵1924年4月选举的日子，马泰奥蒂通过对暴力小组、黑衫党的深入调查，写出了该书。
　　刘健群读到这个册子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在两个主要欧洲国家------意大利与德国，都已确立或行将胜利，而且使经济腾飞、国家复兴。在欧洲中心的年代，它的影响迅速辐射世界。特别是一些古老、落后的东方大国。它也辐射进刘健群的心灵。
　　这本小册子使刘健群成了中国最早、也最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之一。不久后，法西斯的组织方式连同公社生活，被他混合在了一起。刘健群坚信，法西斯的组织方式，结合公社式的组织生活，是民族复兴的唯一途径。
　　这个看法通过刘健群的如簧之舌，也渗透着布衣团，使这个只有区区六人的小组织，出现了一种荒诞的清新，奇特的活力。但它还不够。在《意见书》的第二部分，《中国国民党蓝衣社》，刘健群更充分地表现着他的蓝衣社设想。
　　法西斯主义的第一个特点当然是领袖独裁，“假如领袖好，那么他领导的革命事业将迅速发展”。他认为：虽然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领袖，能够象印度的甘地、或者墨索里尼那样，用超凡的精神素质来凝聚全党，但是，“这样的领袖，一定会产生”。
　　这样的领袖，一定会产生！刘健群似乎看到了中国专制统治的漫长传统，他相信这些是中国法西斯化运动的根基，“超人会出现，并且领导起革命运动”。
　　在这样一个领袖的基础上，所有蓝衣社成员都必须过“苦行僧一般的生活”，蓝衣社的干部必须“等同于普通民众”。其收入、生活、行为都必须处在严密的监视下，大到娶姨太太、吸鸦片，小到穿西装、跳舞，都在取缔之列。任何贪污、“腐化”、违纪行为都必须得到严惩。
　　只有这样，蓝衣社才能“领导全民”，它的每一个小组才能成为“辖区内民众的无形核心”。反过来，在蓝衣社管辖下的民众，必须把“财产、生命和后代的命运”，全部托付给国家和领袖。他们要以日常生活来表示这种“托付”。
　　在蓝衣社统治下的中国民众，要尽的责任极其烦琐，从服兵役、绝对服从命令、随时准备“牺牲”开始，到爱戴领袖、包括见到领袖画像或闲谈至领袖时都必须肃立，最后，还有监视邻居、整洁居所、准时起居等细节。
　　那么，怎么培养民众的这些“精神”呢？这就需要把每个人的一生切割为若干时期。幼年时必须加入蓝衣社的儿童组织，少年时必须加入蓝衣社的预备组织，或处在预备组织的监视下。如果考核合格的话，那么，一个人步入青年时，他就可以加入蓝衣社组织了。这样，中华民国将演变成一个领袖------蓝衣社组织------普通民众的三级层次组织，实现社会的彻底军事化。
　　这就是30年代初，一个年轻政客为所有中国人设计的命运。
　　
　　命运有意地让刘健群、腾杰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几乎同时想建立一个挽救国家的秘密组织。而且，这个巧合如此完整：一个来自外侮，一个来自内患；一个突出组织，一个强调理论；一个致力基层秘密，一个致力领袖权威；一个用缜密的思考，一个不乏狂人的激情……他们把民国奇形怪状、混沌原始的各种习性，一同运用、体现出来，“蓝衣社”集大成着民国党团活动的特征。
　　把两份文件叠合在一起，后人可以看到，那就是蓝衣社全部的历史轨迹。在军党政警学的基层秘密组织、军队政训的控制、“新生活运动”、法西斯化宣传、对传媒的冰冷封锁、对蒋介石独裁地位的支持、大量的暗杀、对日本态度的坚定，以及三民主义青年团、令人生畏的军统局……一直到最后的兵败台湾、灰飞湮灭。
　　后来席卷全国的蓝衣社运动，在这两个从未谋面的人身上，完成了主要的理论储备。它让人叹息于历史惊人的戏剧性。
　　长达87页的《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手稿，在几经修改后于1932年年初最终定稿。随后，当春节临近、稀疏的鞭炮声断续响起时，刘健群决定以戏台故事里常见的“上书”方式，去游说、征服蒋介石。
　　
　　1932年1月，刘健群和宣介溪买舟向东南方。在这一路的船头，他的心头既有鼓荡感，又充满了忐忑。那个一生以三民主义、孙中山信徒自居的人，那个处世为人都以宋明心学为标榜的人，会采纳他的这个源于欧洲的“意见”吗？
　　他当时并不知道，在他离南京越来越近之际，在溪口镇，那个读过私塾，口气里都是“勇毅”、“诚信”等儒学信条，受过日本军国教育，入过地下青帮，开过交易所，信仰过三民主义，同时为了娶到一个女人、还非常滑稽地接受过基督教的人，那个中国历史上最古怪、最莫名其妙的大人物，也已对法西斯主义产生了兴趣。
　　史料记载：刘健群到南京时，他并没有找到陈立夫，但他也没有就此回南昌，而是继续在南京活动。到2月下旬，布衣团的活动中心从南昌转移到了南京，并从原来的6人发展为18人（易劳逸，《蓝衣社的建立》）。
　　在南京活动期间，刘健群频繁出入在何应钦府邸。在这里，他很快就结识了何应钦的侄女婿桂永清。一席交谈后，他以自己的口才和《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博得了桂永清的极度欣赏。
　　于是，接下去的令人眩目的发迹，就变得顺理成章。经桂永清推荐面见蒋介石后，蒋介石对刘健群极为重视。此后一个月内，他连续召见刘健群10多次，并“一月两迁”，先是任命刘为中央军校政训处长，继而调任新设立的军委会总政训处长要职，衔至中将。一时之间，南京政界把刘健群笑谑为蒋介石的“螟蛉子”（《康泽自述》）。
　　刘健群横空出世，跃居南京官场的高层。但，对这个“螟蛉子”提出的将布衣团扩展为蓝衣社的设想，蒋介石却迟迟没有作答。
　　他的目光已经投向了他官邸附近的一片巍峨的建筑。那就是励志社。
　　
　　3、
　　
　　励志社旧址，位于今天的南京中山东路307号。现在它只是江苏省会议中心。而在过去的50多年，它还先后是过学校、招待所、宾馆等普通场所。历史已经剥夺了一个时代给予这三栋宫殿式古朴建筑的特殊荣光。作为富有悲剧意味的一个时代象征物，人们只能看见，励志社，那不尽的尘封的面容与真相。
　　1929年元旦，励志社效仿日本“偕行社”而建，原址在黄埔路的中央陆军大学校内，是一个军内文化服务组织。1931年，由著名建筑师关颂声、越深设计，由陆根记营造局施工的中山东路励志社建成后，励志社开始了它兼为一个著名的服务组织、一个后来变得非常有名气的建筑的历史。不久后，作为社团，它的分支机构遍布了许多城市。
　　励志社事实上是那时的国家俱乐部。在励志社的历史上，还有这样的一笔：1932年3月1日，蓝衣社组织在此正式形成。
　　
　　励志社大会的一个参加者干国勋，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曾写到大会的进行情况：
　　“（3月1日）早晨8时前，大家都根据筹备处的通知到励志社集合。……会场中的座位布置成马蹄形，对着马蹄口所设的桌椅，即为蒋氏主持会议的席位。……”
　　但这个会议因淞沪战争，而显得不大圆满，二郎庙的人物“因公不在南京”而缺席了10余人，其中更包括三个重要人物：康泽率关注战争的首都记者考察团到前线考察，胡宗南则匆忙赶回前线，充实防御。最后，曾扩情也还留在成都“游说四川”。这样，只有40余人参加会议。
　　蒋介石到场后，如同桂永清推荐刘健群那样，这个绝密会议又有了一个小插曲。
　　不知道是哪个二郎庙人物多话，一个叫冷欣的黄埔一期学生，听说了励志社大会后，也闯进了会场。自然，他是希望在这个时刻、能凑上蓝衣社发起人的资历。但蒋介石没有给他这个面子。他一本正经地问冷欣：
　　“你来这里做什么？”
　　冷欣吓得不敢回答。然后蒋介石更加严肃地说：“你走吧。今天这里没有你的事。”
　　赶走冷欣的场面，让在场的人印象都非常深刻。它使这个会议显得异常庄重，会场静得只能听到细细的呼吸声。
　　一生有过无数兼职的蒋介石，自然是蓝衣社的真命社长。他开始致辞。这个讲话也一如他惯有的枯燥、烦琐。他显得非常振奋，满口“力行”、“复兴”。他的身后，挂着他自己拟订的，大致是照抄清末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手书，“驱逐倭寇、复兴民族、平均地权、完成革命”。
　　讲话过后，依照“民主集权”原则进行人事评议和投票选举。得票多少，将是干事、常务干事、力行社书记，以及力行社监察委员人选的主要依据。
　　邓文仪因任蒋介石秘书，没有成为被选举人。腾杰、贺衷寒、康泽、邓悌、桂永清、周复、肖赞育、郑介民、邱开基九人被选为干事。力行社第一个赞助者曾扩情落选，在许多人的评议里，这个当年的“扩大哥”既娶了姨太太，偶然还吸鸦片，他“能力全无、经验略有、但近来官僚不堪”。
　　得票较多的胡宗南被蒋介石亲笔圈出了干事人选。蒋介石的理由是军队“带兵官”不要多参合政治事务，以免影响打仗。此外，怎么都不能占据地位的戴笠，被蒋介石圈成了三个候补干事的最后一个。这可能和干事会里几乎没有浙江人有关系，同时也说明蒋介石完全操纵了会场。
　　常务干事是“三驾马车”，腾杰、贺衷寒和康泽。其中腾杰代表黄埔四期，贺衷寒代表一期，康泽代表三期；以便蓝衣社的统制全部黄埔力量。
　　顺理成章地，腾杰继续出任力行社书记。按照“书记负责制”原则，他要推荐下属各处、以及监察会人员名单，但这些人选的确定，要经过社长蒋介石的同意。
　　力行社设立六处，即书记、组织、宣传、军事、特务、总务。书记处是腾杰的助理机关，由力行社的几个“小字辈”组成。常务干事康泽兼任宣传处长，这和他正在办报的关系非常大，否则，他更合适的是周复的组织处长职务。他的《中国日报》也“顺便地”成为力行社的机关报。
　　军事处长是除了不在场的胡宗南之外，唯一象模象样的“带兵官”桂永清。总务处长是毕业于日本经理学校，曾扬言向蒋介石告发、此时却也被带到励志社的李一民。最后，为使力行社拥有一个比黄埔同学会更正式的“掩护和运用机关”（《康泽自述》），蒋介石决定设立一个新机构------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由肖赞育出任处长。
　　这个“调查处”不仅继承了黄埔同学会的全部权力，而且权力版图扩展到此时南京大小几十所的各类军校。此外，从它设立的那一天起，它就兼有特务机关的意味。
　　在会议临近结束前，蒋介石与40多名与会者沿励志社宽大的大厅，手拉着手站成一个大圆圈。他继续以他那呆板、毫无特色的语言进行鼓动：“三民主义力行社从此正式成立了，不达目的决不终止……”
　　从晚清开始盛行的秘密组织时代，从这里步入了它的最高潮。
　　
　　这一天，随着40余人走出励志社、涌向八宝街的一个园子，一个悬念也留给了大部分的与会者。那就是尚未确定的特务处处长人选。
　　不过，按照一般的估计，二期学生、广东海南人郑介民是腾杰的推荐人之一，出任该职务的可能性很大。
　　
　　4、
　　
　　励志社成立大会使“三民主义力行社”半公开了。当时，没有人觉察到一个影响历史的事件正在发生。没有任何报刊披露这个消息，至于麻木的人民，更不会想到这个小小的“社团”，日后会一度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3月仍未转暖的南京，八宝街一带的几个院子却异常热烈。励志社大会前后，由陈启坤出面，力行社在八宝街的一个“大园子”内，租下了两栋二层楼的房子以作总社办公地。肖赞育曾谈到，“因系秘密”，它不设岗哨、没有招牌，只有几个便衣警察守卫。
　　靠内的一栋楼房，一层是军事处和宣传处，二层是书记处和组织处。另一栋，则是肖赞育和另一个书记处人员的住所，“以作掩护”。同时，腾杰、康泽等人也纷纷在附近租赁房屋，以方便办公。
　　一开始，只有区区60余人的力行社，让这个园子显得很寻常。附近的居民都以为这是普通的人家。但没几天，它就一下子鼎沸、神秘起来了。
　　3月是蓝衣社6年多的历程中，魁首们聚会最频繁、相处最默契的一个月份。按照蒋介石对力行社的要求，力行社不另设机构，“只有小组和社员”（《康泽自述》），全部60余人被分为六个小组。小组每周会议一次，组长也每周要向蒋介石汇报一次工作。这带来了力行社此时紧张、严密、热烈的氛围。
　　蒋介石在当年6月7日前往武汉主持“三省剿匪总部”以前，主持了力行社全部的13次会议，“并且每日会议都长达3小时以上”。一个成员更回忆到，“在第一年的上半年，三位常务干事经常与蒋氏围着一张小圆桌四方坐下，讨论国家大事与社务”（邓元忠，《林培琛访问》）。他过问着力行社每一个计划，敦促着每一步动作。
　　在他无比庞大的军人身影下，这个春天，蓝衣社的第一轮发展狂飙卷起了。
　　
　　一个力行社成员1932年春天的日记曾写到，“得到总司令的同意”后，蓝衣社“气势一日千丈”（《唐纵日记》）。这种震动南京的气势，首先因为它接管了首都的防务，成为蒋介石的“御林军”。
　　这年春天涌入八宝街的人流里，有五个“皇亲国戚”。他们是蒋介石原配毛福梅的亲侄子、“天下第一侍从”毛邦初，首都卫戍部队88师师长俞济时，警卫团团长宣铁吾和蒋介石的两个侄孙，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和空军首脑蒋坚忍。在古代，这些亲族子弟、近卫部队往往身着锦衣，一时之间，蓝衣社被笑称为蒋介石的“锦衣卫”。
　　批上锦衣后，蓝衣社还被笑称“黄袍加身”。在“皇亲国戚”的后头涌入八宝街的，是遍布各地的一百余名黄埔将官。这个长长的名单，包括了关麟征、黄杰、王敬久……等后来声名最显赫的黄埔毕业生，是当时几乎全部的“学生将军”。
　　将官之后是校官。在连年混战、军饷不给的背景下，南京街头处处可见“失业”、开小差的黄埔军人，不止南京，“各种大城市到处发现这类游手好闲的人物，他们招摇撞骗、为非作歹，社会混乱，莫此为甚”（《康泽自述》）。
　　这些良莠不齐的失业军人，却是蓝衣社的一块肥肉。几乎是励志社大会刚刚开过，蓝衣社就开始了以开办培训班、“分配工作”来网罗党羽的活动。3月，“自新训育班”开班，蓝衣社一举通吃了全部的270名校官；4月，“团警班”开班，第一期就招揽了500余人，此后又连办三期，共汇流2，000余人。
　　这个春天，在办公室里，腾杰的眼睛不断投向一张硕大的地图。他似乎看到了一个个粗壮的军人身影，而他目光所及的区域也，一天比一天广漠。2，000多名团警班成员，先是在淞沪、江苏、浙江等地，成为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禁烟、税务、交通、铁路等警察部队的头目。不久后，那些身影又进入中南、西南、西北和华北，负责起保安部队。
　　这些地方武装，毫无例外地成为日后蓝衣社各种阴谋、策反、颠覆、串联活动的主力。在蓝衣社剪除军阀的“削藩”中，在席卷全国的“新生活运动”中、在华北的抵制“自治”中……在接下去几年，处处可以见到这些人的身影。
　　这个春天快过去时，腾杰的地图已覆盖了大半个中国的团警势力。上百个保安团、几百个警察局，从中心城市到县城不断在地图上被标列、添加……
　　夏天到来时，力行社已拥有成员约200人，大多数人都是将军。此外，军人会也在各地控制了200多个小组，并且“小组常有多至15人者”。
　　蓝衣社一举成为南京的三大派系之一，民国新的权力格局出现了。几十年以后，易劳逸教授写到：“（国民党）党内派系泛滥。……其中最大、最具影响的派系是CC系、政学系以及黄埔系。……在1932年到1938年间，黄埔系有效运作的核心，是一个纪律严格的秘密组织，闻名的蓝衣社。”
　　这番论述，被收入了《剑桥中华民国史》。
　　
　　又何止是“黄埔系”？这个春天，腾杰的目光似乎穿透了烟雨迷蒙的南京，他还有一张更加隐蔽、不断细密的蛛网形地图。
　　3月，革青会兼并了18人的布衣团。革青会南京小组成立。从这里开始，一个庞大而细密的革青会网络，在一个个城市、街区、住宅舒展开来。任觉五担任南京支社书记后，干国勋执掌武汉支社，叶维负责上海支社，贾毅主持北平支社。接着，十余个支社、上百个区社、几百个小组，开始密布在工会、报馆、学校、社团。
　　革青会的使命是成为辖区内“每一民众团体……无形的领导核心”。许许多多的市民，就在这个春天风闻到了蓝衣社的存在。
　　这个春天，八宝街还发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迟迟没有任命的特务处处长，终于下达任命了。担任处长的，不是控制着颇具规模特务势力的邓文仪，不是早早显示了特工才能的郑介民，而是流离沪浙十年、一事无成、曾经偷鸡摸狗，在家乡几次诈骗、屡受殴打、名声极差的那个从前的流氓，后来变得勤奋含蓄的戴笠。
　　这个希奇古怪的决定一公布，戴笠兴奋得眼珠子要从眼眶里蹦出来。当日，他在南京大宴宾客，次日，他正式受命在徐府巷草创特务处本部。为了给他压根还不存在的手下以神秘感，戴笠特地把自己的私人办公处，安置在和他私交极好的胡宗南、在南京鸡鹅巷53号的驻京办。
　　戴笠向自新训育班要走了30个人，开始在南京三道高井的一所普通住宅，依照自己的方式，训练他们。
　　
　　这张声势日渐惊人的“地图”，就是腾杰的“组织建设”。组织建设之外，是“精神建设”。随着革青会的兼并布衣团，这个春天，《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也被接纳为蓝衣社的主要文件。布衣团“限制成员个人财产”的特色，经过腾杰整理，变成了对早期蓝衣社有深远意义的《生活限制条例》。
　　
　　5、
　　
　　《生活限制条例》后来被称为是“修身进德之举”。和刘健群的设想一样，这是一个琐碎、细致、严厉得近乎苛刻的条例。它要求成员勤奋、“力行”、清廉、简朴；限制奢侈浪费，如外出不得坐客轮的头等舱，尽量减少用车等；限制腐化堕落，如不准赌博、不得娶姨太太等。一句话，它也要求大小成员，“生活等同于普通民众”。
　　首先限制的是收入。民国奉行“高薪养廉”制度，高级公务员的收入一般为民间十倍以上。如一个上校团长，法定月薪为240元，足以养活一个七八口人的大家庭。此外，腐败弥漫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各种贪污、受贿、灰色收入，使官员的收入往往能达到法定薪水的几倍以上。
　　与这样的高薪相比，军人会的一群上校，由于薪金由蓝衣社列支，每月仅80元。助理书记陈启坤的月薪同样是80元。即使是总社书记腾杰，其月薪也不过120元。在这样微薄的薪金中，他们还要上缴5%的“社费”，还要无穷无尽地“乐捐”。
　　八宝街如此，其他人也不能避免。按照《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的建议，《生活限制条例》规定，薪水不由蓝衣社列支的成员，必须将超出200元的收入，上缴给刚刚组建的“厚生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是力行社的福利机构，一个小型的“公社”经济组织，其主要职责是收取高薪会员的上缴，发放失业人员救济，负责为失业人员介绍工作等。一句话，它要使入社人员“生活和工作都永远有保障”。
　　当时任侍从秘书的邓文仪，月入为400元，每月上缴200元。桂永清等人的每月上缴亦有此数。一个成员谈到，由于蓝衣社内高薪人员非常多，一开始上缴也非常自觉，失业人员每月30元的救济，从1932年到1934年是得到保障的。“介绍工作”也较有成效，军人会曾请马培基、杨政和及张淳等三人帮忙编著《演习操典》一书，著书期间，三人加入军人会。该书“完成后即告失业，乃由肖赞育、易德明介绍到航校任区队长”。
　　限制高薪，反过来，社内办事人员的薪水却相当平均。“刚从大学毕业的助理员也是社内最低薪水人员，每月就有60元”，和高干的差别极小。
　　
　　随着《生活限制条例》的推出，及各个后来或重要、或昙花一现的人物的介入，八宝街的生活，开始显露一种民国罕见的清新。
　　这种清新首先因为成员的年轻。1932年夏天，拥有数千名成员的蓝衣社，平均年龄约27岁。年龄最大的曾扩情不过37岁；大多数人是20多岁；而最年轻的成员林培琛，则只有17岁。
　　林培琛是整个蓝衣社历史上，最年轻的力行社社员。他的加入力行社，多少有些幸运色彩。他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因为热心时事，关注国家前途，成为匆促组建的“童子军筹备会”成员。不久后，在一个偶然的集会中，他被力行社的一些首脑看中，立即退学到力行社书记处任助理员。
　　加入力行社，使林培琛年轻的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新的追求。他的工作是负责内部联络，安排会议，保管、誊写、整理各类文档，事务并不重大却非常繁忙。同时，出于保密的需要，他后来回忆，在整整5年多的时间里，他吃睡都在办公室，“一月只出来理发一次”，此外足不出户，没有任何娱乐、休闲和私人生活。
　　一道灰色的院墙、无数往来的亲切“同志”，就是林培琛青年生活的全部。在作为力行社成员的6年多时间里，除了一批简短的家书外，他和自己的家庭没有任何关系，他连腊月春节都没有回自己的广西老家。对他的父母来说，这个儿子是中华民国的、蓝衣社的，不是他们自己的。
　　林培琛的顶头上司，是与腾杰一同创办力行社的陈启坤。这个年轻的姑娘，也和林培琛一样，把自己的私人生活、爱情与婚姻，都纳入了八宝街的生活。这一年3、4月间，她和腾杰在八宝街一带的一所普通民房里，匆忙地结婚了。几乎没有举办仪式，不过是几个同窗、同事一起吃了一顿饭。
　　轻易地度过人生这个最难忘、最甜蜜的关口后，她继续自己在蓝衣社的文档、内务、联络等方面的工作。她几乎比林培琛还要忙，以至不久后就患了伤寒。在不知觉中，要命的病菌，在侵蚀着她年轻的躯体和生命。
　　林培琛、陈启坤，一个是蓝衣社的灵童，一个是蓝衣社的圣女，他们带给了早期蓝衣社以特殊的纯洁。不止他们，一个叫严泽元的成员在几十年后回忆，“当时在社内办公的人，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一个叫梁干乔的成员则更加发奋，他几乎每天都是凌晨3、4点钟才上床休息，第二天又早早起床，准时上班。
　　这样繁重的工作，以至于“有一次全体办公的人员健康检查时，发现很多人患有神经衰弱症”。
　　繁忙的工作，平均的收入之外，是一种融洽、亲密的生活氛围。梁干乔在其《遗作集》里回忆到，那时他和腾杰、康泽等人一样，也刚刚结婚；一结婚，他在大院附近临时安下的家，就变成了许多青年的“大家”。腾杰、陈启坤、林培琛以及许许多多的青年，都在这个家庭里进出自如毫无拘束。许多人有他们房间的钥匙，有时他们夫妻不在家，“青年同志”也可以随便出入，甚至从窗子爬进去。
　　家里如果有食物，他们可以“任意取食”，最多是留一张条子，而后在条子上写“谢谢阿梁”！29岁的梁干乔和他的新婚妻子也从不介意，甚至非常欢迎这样的不速之客。
　　这样的生活情境，烘托、深入进了每一个年轻的心。许多年以后，一个已年近古稀的原成员易德明，在面对采访者时，依旧无比的激动、缅怀。他一件事一件事地讲述，在讲述的过程中，不时地泪流满面。
　　
　　清新气息之外，是严格的纪律执行和生活的自律。
　　禁止打麻将、赌博，是《生活限制条例》的律条之一。韦碧辉是蓝衣社在陈启坤之后，所吸收的再一个女社员。刚刚入社，她就接受指令，以拉家常、串门子的方式，来探听、监督成员的该方面违纪。
　　不仅是她，许多人都自觉、自发地进行纠察。胡靖安时任蒋介石侍从，常在节假日邀朋唤友，麻将一打数圈。他的邻居，却是以正直、严谨著称的桂永清。桂永清对胡靖安先是屡次规劝，胡靖安也屡屡保证，但仍不时犯这个毛病。几天后，桂永清即在干事会中提出这个问题，干事会决定“照章惩罚”。负责惩罚的，是胡靖安过去的下属、候补干事戴笠。
　　戴笠多少给胡靖安留了点面子，让他先返家。“胡乃告家人将出行一星期，实际是被禁闭一星期”（邓元忠，《肖赞育访问》），从此戒麻将达数年之久。此外，另一成员罗纲也因为打麻将被禁闭一星期，并被罚“写小楷五千字”。
　　两个违纪打牌事件后，全社肃然。节俭、严谨、甚至苦行僧一般的生活风气，弥漫于八宝街。有人记得，年龄最长、最早赞助力行社的成员曾扩情，甚至只因入社前娶妾，数年内每有升迁、另调事宜，一概遭受多数年轻成员抵制。
　　与此同时，蓝衣社也一改民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官场习气，对于社内高干的违纪乃至失误，都严厉追究。
　　以“长策略”著称的康泽，本身是个极重纪律的人。他时常在清晨5点钟召集革青会紧急会议，并严禁坐车、严禁迟到，迟到者不论地位，一律罚站。于是这一年春天，临近的居民常看到，天未破晓时，一行人就一溜小跑、穿街过巷，而后消失在那个神秘的园子里。但他却意外地成了这种苛酷纪律的牺牲品。
　　一次，康泽“误将”易德明的办公电话，告诉了蓝衣社的另一成员。在戒律森严的蓝衣社内，这也违反了条律。“易德明发现后，将此事告知郑介民”，由郑介民在干事会上提出，其结果是“康泽被弹劾”（《易德明访问》）。
　　在此之外，1932年春夏的八宝街，一种破家报国的既悲壮又多少有些荒诞的气息，升腾起来了。
　　送返外国妻子即是一个例子。蓝衣社规定，为保密起见，其成员不准许与外籍男女通婚。已经通婚的一律限时送返。任觉五曾娶日本妻子，另一成员李忍涛曾娶德国妻子，均迅速办理离婚手续并送返回国。几十年后，一些成员对此态度也颇有保留，认为这“制造了拆散家庭的悲剧”。
　　清新气息的烘托、严格纪律的管制，使蓝衣社的成员一开始没有奢侈浪费，没有懒惰腐化，“大家都廉洁清寒地生活”（邓元忠，《腾杰访问》）。蓝衣社另外规定，“凡贪污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在最早的两年里，至少在南京，“无人犯过”。
　　这样的生活气息、严格纪律，使几十年后，数十名蓝衣社首脑仍然感慨于早期的清新热腾，唏嘘于后来的土崩瓦解。
　　
　　6、
　　
　　“组织建设”、“精神建设”之后，轮到了“活动建设”。1932年6月，正是八宝街兵强马壮、声势惊人之际，前线的枪声似乎传扬到了这里。中共党史称为“第四、五次围剿”的连续作战开始了。战争在三个战场同时进行：长江以北的大别山即“鄂豫皖三省苏区”，贺龙的洪湖苏区，和长江以南的朱毛江西、福建苏区。
　　三个战场中，大别山是当年“围剿”的重点。6月7日，蒋介石亲任“三省剿总”总司令。他先是驻足庐山，而后前往武汉。这一次，仅仅是他的亲随中，就有15名力行社成员。一个成员后来写到：“……除了经常性的办公机关外，主力都集中到汉口、前线或苏区。……被称为‘有声有色’、‘气焰极高’。……”
　　几十年后，邓文仪更称这是蓝衣社的“第一次集体行动”。蓝衣社通过“铁与血”的手腕、来铲除“五鬼”并实现独裁社会的道路，就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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