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一书中,我们试图解释这个大转型的来龙去脉。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人放弃了阶级斗争,把精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他们当时对市场经济的了解颇为有限,而且他们有限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此前轰轰烈烈的政策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中国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上双双大倒退。中国不仅把自己孤立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之外,而且也切断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和精神依托。除社会主义之外,中国对其他道路知之甚少。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中国唯有从社会主义实验的废墟中重建自身。同时,毛泽东的逝世和他的激进主义的破产为“思想解放”创造了空间。在1978年初中国爆发了“真理标准”的大辩论,进一步帮助中国人民摆脱了激进意识形态的束缚。中国实用主义的传统——“实事求是”——也得以复苏。虽然他们手中没有任何绘好的蓝图,但中国领导人胸襟开阔,立志要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拉开了它的序幕。
随之而来的中国经济大转型是由两个性质迥然不同的改革共同推动完成的。一个由北京精心策划;其目标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得一清二楚,那就是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由国家主导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因为那是社会主义的基础。该战略是要“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包含了“放权”和“让利”——改革前,国有企业严格由政府管理,而且必须把它们的所有利润都交给国家。在国家计划的控制之下,自由企业在毛泽东时代根本不存在。可以理解,一心要挽救社会主义的中国政府把他们的努力放在国有企业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