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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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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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从政府成立那天，布党便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铁腕。1917年12月，彼得格勒的印刷厂发生罢工，列宁当即下令，罢工工人应作流氓处理。如果罢工继续下去，就该逮捕他们。他责备苏维埃政权太软弱了，下令对公民实行系统的“登记与监督”，以刑罚作为威慑手段，强迫所有的人劳动：
“这个登记与监督制度的目的很清楚也通俗易懂：每个人都应当有面包，有像样的衣着鞋袜能让他到处走动，有个温暖的住处，应当自觉地工作；无赖（包括任何想逃避工作的人）都不得闲逛而应该关在监牢里，或是以从事最沉重的强制劳动服满刑期；这些无赖的命运也理所当然是富人的命运——所有试图规避社会主义规定与法律的富人都该有同样下场。”
在1918年4月出版的《苏维埃权力目前的任务》中，他强调指出：“专政是铁的权威，在镇压剥削者以及流氓的时刻，它必须具有革命的大胆、迅速与无情。”“任何工厂、农场、企业中一切违反劳动纪律的人都对饥饿与失业负有罪责”，“必须学会怎样发现这些有罪的人，将其送交法庭，予以无情惩罚。”当工人遵循多年来的传统，不顾布党禁令，在5月的“圣尼古拉节”休息而不来上班时，他拒绝向传统屈服，命令：“与‘尼古拉’ 节妥协是愚蠢的。我们应该让契卡全部出动，枪毙那些因为‘尼古拉’节而不来上班的人。”他还要求，类似的“预防性暴力”也该在圣诞节和新年前准备好。
对工人如此，对农民又如何？由于布党对粮食购销实行国家垄断，农民不愿以贱价出售粮食，城里出现粮荒，列宁便于1918年1月14日下令派出武装抢粮队到农村去抢夺粮食：
“（人民委员会）向全俄粮食供应委员会以及粮食供应人民委员部提出：加紧派出政治委员们以及人数众多的武装工作队，采取最革命的措施，进行运载、征集和分配谷物等的运动；加强与投机倒把者的无情斗争，直接向地方苏维埃提出就地枪决抓到的投机倒把分子与破坏分子。”
列宁还命令在农村成立所谓的“贫农委员会”，由所谓“贫农”作卧底，领着“余粮征集队”去抢劫村里的“富农”。余粮征集队再把抢来的粮食分一点给那些所谓“贫农”，作为对他们的奖赏。
当时俄国农村已经搞过土改，地主阶级已不复存在。土地由村社均分给村民，每户农家都有自己的份地。因此，农村的贫富差别是勤劳与否造成的，所谓“富农”其实是勤农；而所谓“贫农”则是惰农。布党却依靠这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乡村二流子去抢夺勤劳苦干的农民，列宁甚至闹出理论笑话来，硬把“富农”说成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这完全是对马克思阶级划分理论的放肆嘲弄，与毛泽东异曲同工。与中国的痞子运动相似，俄国农村的“贫协”成了个藏垢纳污的去处，乡村二流子们仗恃政府的武力撑腰，在村里作威作福，鱼肉乡民，不但敲诈所谓“富农”，而且敲诈到中农头上去，丑闻频出，连布党内部都啧有烦言。列宁只好在这政策实行了大约一年后下令解散农村的“贫农委员会”。但他对农村“富农”们的莫名其妙的仇恨并未消散。
布党的暴政激起了农民的反抗。1918年8月5日，奔萨地区的农民不堪布党强抢谷物，起来武装反抗，起义迅速蔓延到周边地区。布党派出部队血腥镇压了起义。在此期间，列宁向奔萨地区领导发了几份电报。苏联解体后，这些电报被英国史学家Robert Service从秘档中刨出来公诸于世。
8月11日列宁发的电报如下：
“同志们！应无情镇压五个富农地区发生的暴乱。整个革命的利益需要这么做，这是因为与富农的‘最后的决战’现在正在各地展开，必须为此树立个榜样。
1、吊死（确保人民都能充分看到绞刑的执行）至少100个已知的地主、富人和吸血鬼。
2、公布他们的名字。
3、抢走他们的全部谷物。
4、根据昨天的电报指定人质。
此事应办得让周围几百公里的人民都能看见、颤抖、知道、喊叫：‘那些吸血的富农们，他们正在被绞死，并将窒息而死。’
收到电报后回电告知并报告执行情况。
你的，
列宁
找到一些真正坚强的人”
珍贵革命文物：列宁手书的电文原稿
8月19日，列宁又发电催促：
“古别尔尼亚执行委员会
奔萨
抄送古别尔尼亚共产党委员会
关于你们最后到底采取了什么严厉措施，去无情镇压五个区的富农并没收他们的谷物，我至今毫无所闻，对此我极端愤怒。你们的无所作为是犯罪。应将所有的努力集中于一个区，将该区的所有剩余谷物都抢光。任务完成后电复。”
本人的翻译水平太差，无法传达出原文的神韵来，例如上述第一份电报中那段话，英文译稿是：
“Do it in such a fashion that for hundreds of kilometres around the people might see, tremble, know, shout: ‘they are strangling, and will strangle to death, the bloodsucking kulaks.’”
其中的sadist的语气，似乎根本不是中文能传达出来的，起码我这票友没本事传达。尤其是人民颤抖着喊出来的话，无论怎么挑选字眼，都无法再现列宁想象中的那种恐惧入骨的呐喊，更无从表现出伊里奇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强烈欣快感。
值得注意的另外一点是列宁完全颠倒了的价值观，在他看来，处死无辜人质不是犯罪，不这么做才是犯罪行为。这恰是国际共运的最本质特点，它颠倒了文明世界的一切价值观。他的名言是：“专政就是直接依赖于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权力。”（Dictatorship is the power relying directly on the power unbound by any laws）
这话其实说得不完整，“无产阶级专政”岂止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它同样也不受任何传统道德观念与一切文明原则的约束。正如斯大林在其读书眉批中指出的那样：“软弱、懒惰与愚蠢是恶德，除这三者外，其他一切都是美德。”因此，为文明世界一致谴责的残暴、嗜杀、狠毒无情、欺骗、狡诈、背信弃义等等，只要符合革命需要，就都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激赏的美德，而慈悲、善良、仁爱、富于同情心、怜悯心等等，都被布党视为“软弱”，乃是最大的恶德。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是列宁最好的学生，都深得“革命坚定性”的要旨，是列宁要找的那种“真正坚强的人”，因此都临危受命，去完成最困难的任务，两人的解决问题的手段一模一样——杀人杀到“阶级敌人”魂飞胆裂，再不敢反抗，乖乖屈服为止。
为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列宁在1918年6月间把斯大林派到伏尔加流域的察里津去，那儿是俄国的传统粮仓。斯大林到那儿后立即开始大规模处决在黑市上抓到的做买卖的人、“反革命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保皇党人，等等。
法国小说家、俄共党员Henri Barbusse 当时跟斯大林在一起，他回忆道：“没有一天当地的契卡总部不枪毙人。”夜里，卡车的引擎持续空转，好让引擎的轰鸣压下枪声和受害人的尖叫声。死者被装进麻袋，在月光下被掩埋。次日受难者的亲属们便到处寻找掩埋的痕迹，把亲人们刨出来重新安葬。
斯大林确实做到了他在给列宁的电报中作出的保证：“请放心好了，我们的手不会颤抖”。不久后，大批粮食便源源不绝地运往莫斯科。
托洛茨基也是个“真正坚强的人”。内战爆发后，他出任革命军事人民委员，受命组建红军，去镇压白党的武装反抗。当时沙俄的军队早已不复存在，布党控制的一点武装镇压手无寸铁的百姓犹可，要去与白军作战则根本没用。托洛茨基于是把沙皇军队的旧军官们找来，称之为“军事专家”，把他们的家属当成人质扣押起来，派他们上前线去指挥作战。他还发明了政委制度，给每个军事指挥官派了个政委，规定任何命令没有政委的副署就无效。于是具有战斗力的红军就这么从无到有地组建起来了。
这些都还在正常范围内。在整顿军纪中，托洛茨基才流露出了他“真正坚强”的本色。他规定，对于脱逃、不守军纪以及怯懦，其惩罚都是枪毙。他强调指出：“训练我们的军队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任何过错都不能不惩罚，犯错之后必须立即惩罚。”他甚至引入了古罗马军队的“什一惩罚制”，在打了败仗的部队中每十人里挑出一个来枪毙。政委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毙人。如果他本人被上面发现不够尽力，就连他也要被枪毙。因为枪毙了许多政治委员，托洛茨基得罪了老布尔什维克们，但列宁坚定地站在他一边。
因此，从布党上天那天起，红色恐怖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它本身就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存在前提，正如秘密警察头子捷尔任斯基在1918年7月14日回答记者采访时说的那样：
“我们主张有组织的恐怖，这点应该坦率地承认。在革命时代，恐怖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的目标是与苏维埃政府的敌人作斗争，建立新的生活秩序。我们判案很快，在大多数情况下，在逮捕罪犯与作出判决之间只需一天。在几乎所有的案件中，当罪犯面对证据时就坦白认罪了。有什么争辩还能比罪犯自己的坦白更有份量？”
但布党公开宣布要在全国实行“大规模的红色恐怖”，还是1918年9月1日的事，其借口是两桩暗杀案。
1918年8月30日，列宁到莫斯科一家工厂去向工人演讲。演讲结束后，他走向自己的豪华轿车，却被一个女人叫住了。那女人在距他三步之处向他连开三枪，有两枪打中了他。杀手被该厂的工人制服，交给了契卡，而列宁的司机则把伊里奇拉回了克里姆林宫。因为害怕再度遭到暗杀。列宁没到医院去，而是把大夫召进宫来作了治疗。这就是老帮菜在《列宁在1918》上看到的官方版本。
那杀手名叫卡普兰，是社会革命党人，也是个老革命。社会革命党人干革命的方式，便是搞暗杀。这卡普兰当年就曾因谋刺沙皇政府的高级官员而被判终身苦役，坐了11年的牢，才因二月革命获释。她在牢里搞坏了眼睛，几乎等于个盲人。然而她被捕后却把事情全揽在自己身上，说那是她一人干的，与他人无关，而且拒绝说出手枪是谁给的。就连神通广大的契卡都无法粉碎她的坚强意志，逼她供出同伙来，只好在三天后把她枪毙了。这案件到现在也有争论，因为卡普兰几乎是个盲人，要完成暗杀任务简直就没有可能。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就是她干的，说正因为她几乎是盲人，才会在距离三步之处开枪还无法杀死列宁。本人觉得这似乎不太有说服力：既然几乎是盲人，她还怎么能认出谁是列宁？但此事与主题无关，按下不表。
同日，彼得格勒的契卡头子乌里茨基被一位青年士官生暗杀。那杀手是为了他的朋友和军官被无辜处决而复仇。这两件暗杀案，便成了布党公开推行“红色恐怖”的借口。
从这点上最能看出新旧政权的本质区别来。前文介绍过，1881年，俄国的改革明君亚历山大二世被民粹党人炸死。当时大臣们极度悲愤，曾考虑过是否实行连坐法，以后不管哪个革命党人犯罪，都要让所有的革命党人负责，但他们毕竟有所不为，最后还是没敢这么做。
革命政府可就完全不一样了。1918年9月1日，布党的报纸《红色公报》宣布将在全国实行大规模红色恐怖，并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庄严誓言：
“我们将把自己的心化为钢，让它在自由战士的苦难和血液的烈火中得到锻炼。我们将让我们的心变得残忍、坚硬与不可感动，使得怜悯无法进入我们的心脏，使得它们在见到敌人的血海时绝不发抖。我们将打开那血海的闸门，绝不怜悯，绝不饶恕，我们将成百成千地杀死敌人。让他们在自己的血里淹死。为了列宁以及乌里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弗洛达尔斯基的鲜血（芦注：弗洛达尔斯基是《红色公报》的主编，于是年6月底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但季诺维也夫一直活到30年代才被斯大林枪毙，不知此处为何以他的鲜血作借口），让资产阶级的鲜血流成洪水——更多的鲜血，尽可能多的鲜血。”
这可不是虚声恫吓。共产党人历来是“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早在纳粹出世之前，他们就发明了人质制度，并大规模枪毙人质。乌里茨基被刺案发生后，契卡立即枪决了500名人质，他们的全部罪责就是“被推翻的阶级的代表人”，还在喀琅施塔德枪决了400名前军官。同月，根据列宁开出的名单，25名沙皇政府的部长和高高官， 765 名沙俄军官在莫斯科被枪决。内务人民委员别特洛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Петро́вский）在其著名的《关于人质的命令》中规定：
“必须将大量的资产阶级分子抓为人质，在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必须集体枪决这些人质。……不要为因实施恐怖而犹豫。”
据俄国学者拉津斯基披露，各地的契卡竞相比赛杀人。当时最常见的告示是：“只要有反革命活动的任何轻微迹象，下列人将立即被枪决”，接下来的就是长长的人质名单。他从秘档中找到的一份《契卡周报》中说：“在许多城镇中，大规模处决人质（mass executions of hostages）已经得到执行。这很好。在这种问题上，不彻底的措施是最糟的，它只能惹恼而不能削弱敌人。”据拉津斯基说，契卡当时流行的做法，便是将某个丈夫抓来作人质，等他的妻子上门来用自己的肉体赎回丈夫的性命。此时喝得烂醉的契卡官员便把那丈夫叫来，请他参加他们与那妻子的狂欢。
列宁本人就是这种讹诈恐吓的高手，深具这方面的才能。在内战期间，当外高加索的石油城巴库有受到白军攻击的危险时，他向巴库当局下令：“立即准备好一切，在有受到进攻的危险时，就将巴库烧成平地”。他还让当局将这决定写成告示，在城内到处张贴，以吓阻城内敢于与白军合作的人。
当白军将领尤登尼奇威胁着彼得格勒时，列宁下令：
“必须逮捕全体宪政民主党党员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以先发制人地打击密谋。他们——整个一群人——有能力帮助密谋者。不逮捕他们就是犯罪。让几十几百个知识分子在牢里服刑要比一万人挨打更好。哦，哦！更好！”（注：着重号是原有的）
“非常重要的是干掉尤登尼奇（说的就是干掉：给他一个彻底的打击）。如果（他的）攻势已经开始，能否动员2万工人和一万资产阶级分子，将大炮放在他们后面，枪毙数百人，以此给尤登尼奇一个巨大的冲击？” （注：着重号是原有的）
这些文献因为内容实在敏感，一直到苏联解体才终于曝光。同时曝光的，还有列宁就如何镇压Shuia发生的僧侣反抗事件，于1922年3月19日写给政治局的信。列宁本人也知道那内容见不得人，因此特地在信的开头说明只许政治局委员传阅，不得以任何理由复制。委员们若有什么评论就直接写在那份文件上。这文件的英文本就放在网上，任何人都可以查阅，这儿摘译两段：
“因此，我得出了以下不容置疑的结论：现在我们必须最决绝地、最无情地粉碎黑色僧侣百人团（ the Black Hundreds clergy），必须以如此的残暴镇压他们的一切抵抗，以致他们几十年内都不会忘记。”
“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枪毙的反动僧侣代表和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的数量越多越好，因为以这种方式，我们将给这些‘听众’准确地上一堂课，使得他们在几十年内都不敢梦想任何形式的抵抗。”
这就是捷尔任斯基同志说的“有组织的恐怖”，它的目的是吓得一切胆敢持异议的人肝胆俱裂，终生不敢抵抗，只敢乖乖臣服。必须承认，这套手段确实行之而有奇效，它也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真实涵义，而这就是为何共党国家都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视为国家政权的柱石。离开有组织的恐怖，共党政府连一天都无法维持下去。
红色恐怖的功能并不限于此。托洛茨基在解释为何要谋杀沙皇一家时，说：“它能向我们的队伍击一猛掌，告诉他们再也没有了回头路。前面不是全面胜利，就是全面灾难。”因此，红色恐怖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咱们水泊梁山早就有的“投名状”战略——逼着或诱导大家都去犯罪，最后就断了众人的回头路，只有跟党干到底。
如同在中国戡乱战争（我党所谓“解放战争”）中后来发生的那样，这投名状战略是一种恶性互动的罪犯战略，一旦一方开始有组织的恐怖，必然引来对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因而刺激出双方的深仇大恨，使得兽行越来越疯狂。
在俄国内战中，白军也照样搞白色恐怖，照样大规模枪毙、活埋战俘，甚至使用诸如挖眼、断肢、割生殖器等毒刑折磨战俘，使得本来就是野蛮世界的俄罗斯彻底沦为中世纪杀戮场。但白军有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不懂“阶级斗争”学说，总觉得对方是自己的同胞，下不了手，因此总是把仇恨发泄在犹太人身上（因为当时俄共领袖中有许多犹太人）。而布尔什维克则根本不管是同族还是异族，只要不是“阶级兄弟”，那就是根本不是人，而是活该被屠宰野兽，被无情扫除的垃圾。
总而言之，俄国内战是人类历史上相当残暴血腥的一章，凡是看过《静静的顿河》的读者都该有点印象。哪怕从高尔基的小说中都能看出俄国普罗大众的野蛮兽性来。当这种沉睡的兽性被布党政府有意识地激发出来并加以娴熟的驾驭与利用，那就只能造出一个人间地狱来。
直到内战临近结束，这种大规模的genocide与atrocities都还在持续。那位后来成了苏联第一批元帅之一、至今还被歌颂为苏联军事天才的图哈切夫斯基杀起平民和战俘来也同样能干。在镇压塔姆波夫暴动中，他命令：
“被击溃的匪帮的残余现在聚集在森林中。……我在此命令你用毒气肃清这些森林，使用毒气时，必须能确保它能散开并杀死一切藏在那儿的人。”
为此目的，他给负责指挥的军官送去了250桶氯气。在整个战役中，图哈切夫斯基动用了4万5千名士兵，706挺重机枪，铁甲列车，以及18架飞机，用毒气与大火使得塔姆波夫地区的一大片土地成了无人区。 | |
作者：芦笛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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