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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转贴]普通人的历史--奶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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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普通人的历史--奶奶的故事

天凉好个哈糗

头衔: 海归上校
声望: 教授

加入时间: 2006/03/27
文章: 731

海归分: 69072

标题: [转贴]普通人的历史--奶奶的故事 (599 reads) 时间: 2009-3-15 周日, 12:18

作者：天凉好个哈糗 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首先说明，以下这些是我70岁的老父亲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慢慢打出来的，真的很辛苦。想想一个对电脑一窍不通，拼音也不咋样的老头对着电脑慢慢敲键盘，打一万多字是多么花精力的事情。在我的脑海里，奶奶的影子已经很淡很淡了，毕竟我与奶奶从相见第一面到最后一面不过1年多时间，何况那个时候我还是个七八岁的孩子。但是我很清楚的记得，从我出生开始，每年奶奶要父亲带我回老家给她看看，而父亲无奈只有年年哄她说要带我回去，于是奶奶总是把老家院子那棵梨树结的最大的梨子给留着，说是要等着我回老家给我吃，直到最后放烂了才作罢。

父亲写的这些事情时间跨度很长，对于在这个版上混的人来说，也许有些事情太过遥远了。但这就是我们普通人的历史，平时所不知道的历史。

回忆母亲

母亲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

母亲生于一九零四年中秋节的前一天。正值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年。

母亲邓郑氏，她在四十五岁之前都没有名字，直到一九五二年，贡厂档郑辅要进行土地改革了才給她起了个名字-——字讳子英。但这个名字也只在户籍中使用，从来没人喊叫过她的这个名字，由于母亲常做好事，与人为善，大家都非常尊敬她，加之她在邓氏家族和郑氏家族中辈份较长，因此左右邻居及附近村上的人，不管姓张、姓李或姓王的，一律都尊称她为“老三婶”或“老三奶奶”（我父亲排行老三）；凡郑姓家族的则按辈份称她为“姑娘”或“姑奶奶”。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对女子都是歧视的，并且从小就对她们的身体健康进行了摧残——把她们的脚搞成残废——裹成小脚。女孩子从五六岁起都必须用一条一二十公分宽、一米左右长的白布（即裹脚布，简称裹脚）将脚紧紧地缠起来，不让其正常发育生长。我母亲当然也不例外。所以我母亲是个小脚（是个残废人）走起路来一扭一拐的。

我曾详细地看过母亲的脚：脚趾及脚掌的前半部分，由于长期被裹脚紧紧地缠住,不能正常地向前生长，从脚趾跟部连同脚掌的前端部分弯曲到脚底板的下面，变成了扁平的“鸭蹼”状，脚趾的尖端是朝着脚后跟的方向的。

母亲在六七岁的时候满清王朝就已经灭亡了，建立了中华民国。那时虽然已经提倡女孩子不再裹脚，但是，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当时的宣传媒体极其落后，我们家又处在偏僻的农村，乡村中有文化的人极少，对时局的变革、对新的政策一无所知。农村中的旧习俗、旧观点仍然没有什么改变，农村中的女孩子们仍然是要裹脚的。

据母亲回忆：由于生长中的脚被裹脚布紧紧地缠住，但发育中的脚的骨骼、肌肉等还在继续生长着，因而至使整个脚疼痛难忍（至残的过程），夜晚睡觉时痛得无法入睡，实在睏得太厉害了，稍微睡着一会又被痛醒。常常在无法忍受时，将脚抬起来高高地蹺在墙上，成倒立姿势，“唉！有时候都不想活了！”母亲一脸悲惨的样子说。

母亲说，她那时最开心的事就是在夏秋季里去水田里舀虾子——在犁过的稻茬田的犁沟里（水不太多的时候）将水沟堵成一段一段的，然后用瓢逐段将水舀干，在舀水的过程中用笊篱接着，小鱼虾就留在笊篱里了。她和几个小伙伴只要看到哪块田里有虾子，就欣喜若狂，几个小伙伴们便相约一起，拿着水瓢、笊篱等工具，便高高兴兴地去舀虾子。不管有鱼虾的地方的大小，也不管鱼虾的多少，她们一去就是半天，不到家里人喊叫决不回家。她们一个相同的目的——将裹脚布解掉让脚舒服半天。母亲在给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笑着说：“啊，那是给您的脚放半天假啊！”母亲被我的话逗笑了。
有一天她和几个小伙伴们正在“舀虾子”，玩得正高兴，隔壁的一位老大娘发现了她们的秘密，高声惊叫道：“哎哟哟！这几个小姑娘经常这样光着脚在水里玩，以后脚长得象个拍笆（一种修理茅屋用的工具，约有二十公分宽，四五十公分长。）样怎么得了啊！”（形容脚长得太大了。）外公外婆在这个老婆婆的提醒下也悟出了这个秘密的“危险性”，从此以后就再也未让她们去“舀虾子”了。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那个好心的老婆婆早已不在人世了，但是母亲在谈起这件事时总是觉得那个老婆婆过于多事。

母亲的一生是饱经战乱之苦的一生。

母亲小的时候清王朝腐败无能，世界列强正欲瓜分中国，它们争相略夺，战事不断；民国初年，各大军阀在不同的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争夺地盘，长期混战，广大穷苦百姓四处逃避战火，流离失所；中年时期又逢日本鬼子大举入侵中国，日本强盗的铁蹄踏遍了中国的绝大部分领土。我的家乡就处在沦陷区内。

我隐约记得: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家里约有五六斤大米，在一个小笆斗里装着，我就嚷着要吃干饭（即大米饭）。母亲就哄着我说：再等到XX天你爸爸在家就煮干饭吃（爸爸在帮别人家打长工，很少在家），于是我就天天盼望着爸爸回家，盼望着吃大米饭的那一天。可有一天早上，我大哥起来去井边挑水，突然发现一群日本鬼子从我舅舅家的那个方向往我们村这边来了。(我舅舅离日本鬼子的据点近，鬼子经常进村，我们家离鬼子的据点较远，由过敏档的地方武装控制着，日本鬼子从来未到我们村里来过。)我大哥水也未顾得挑，慌慌张张地跑回家，气喘嘘嘘地喊道：“我大大（方言，当地许多小孩对母亲的称呼），不好了，洋鬼子（指日本鬼子）来了，已到小竹棵（一个村庄的名字）下边了！”母亲一听，一把抱起我弟弟一只手拉着我就往外跑。又正逢下雨天，地上的泥很深，我心里又害怕，走不上两步就滑倒了。这时鬼子已经离村很近了。于是我母亲一只手抱着我弟弟，一只胳膊将我挟在腋下就往村外跑，当我们跑到村外时，日本鬼子离村大约只有两三百米远了。我清楚地看见日本鬼子骑着马在村边的小河里乱跑（河水大约只有一米深），水花溅起老高，也不知为什么，那匹马在小河里来回地跑着，咴咴直叫，就是不肯上岸。大概是老天爷的保佑吧？要不然我们就被日本鬼子堵着了。
我们在跑出家门的时候，因我和弟弟的拖累，母亲没有顾得上锁门，我们隔壁居在跑出门的时候将门锁了起来，结果他家的门被日本鬼子砸烂了，屋内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不过他们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仅损失了一付门，但他们还是后悔不该锁门；我们家的门虽然完好无损，但是我家里的几斤大米被鬼子拿出去喂了马，于是我的一顿大米干饭的梦想就此破灭了。唉……后来听说那次日本鬼子的行动是去打三义集（过敏档的地方武装的一个据点），路过我们村庄，所以我们逃跑时离鬼子那么近，鬼子也没有追赶我们，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全国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穷苦人家的日子就更是无法诉说了；日本鬼子投降不久，中国又陷入了长达三四年的内战（即所谓的解放战争）。所以说母亲的一生中大半时间是在战乱之中熬过来的。

子女多是母亲苦难一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母亲一生共生过十子女，其中三个妖折了，我是第六个。按照我们家乡重男轻女的惯例，妖折了的和女孩子都不算数，因此我算作老四，所以我的弟弟妹妹们都叫我四哥。

在中国历代封建社会中，贫苦人家重男轻女的行为比富有人家更为严重。这与传统的习俗固然有关，但是家庭的生存的艰难更是主要的因素。
在我们家乡，穷人家的男孩子穿得再破烂也无人说闲话，甚至在儿童时期光着屁股也可以；但是女孩子就不行了，不仅不能光屁股，而且衣裤穿得太破烂了也会受人歧视。小孩长大橙人了，男孩因家里穷娶不到媳妇就算了，习以为常了，也无人说闲话；可女孩长大橙人了就必须嫁出去，不然就会有人说长道短。女孩子在出嫁时还必须有点陪嫁的东西，不然就会遭到婆家人的蔑视，甚至在生活中会遭到意想不到的刁难、白眼和歧视。正因为这样，所以许多穷人家一旦生下了个女孩子就会立即将其处理掉。处理掉的方法有三种：一，托人寻找愿意抱养童养媳的人家，送给人家作童养媳；二，送到野外丢弃掉，大都丢在靠近路边的地方，让路过此地而又愿意抱养童养媳的人家拣去作童养媳，如果碰不到有人捡去，那就任其饿死、冻死也就算了，那是老天爷的事；三，有些人家又担心丢弃在野外，万一被那些品德恶劣的人家拣去作童养媳，孩子以后会受到虐待，那样还不如死了的好，于是干脆将其捂死——就是在女婴刚生下后，立即用胎盘盖住女婴的口鼻，使其窒息而死。这当然是极其残忍的，但在当地却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事了。当时的郑辅对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也不管不问。

我母亲就可能捂死过我的一个妹妹：我小时候曾听母亲说我吃过接奶（小孩本来已不应该吃母亲的奶了，但因其下面的一个弟弟或妹妹夭折了，他又接着吃母亲的奶——当地的一种陋习），而且我还听母亲说：“捂死一个初的生女婴很容易，只要将衣胞（胎盘）往她口鼻上一盖就行了。”我听她说得那么轻松的样子，所以我估计我下面可能有一个妹妹被母亲捂死了。

一个母亲竟然狠心地捂死自己亲生的女儿，这听起来让人有点毛骨悚然、匪夷所思，然而在当地、在那个时代却是穷人家的普遍行为，被公众认为是件极平常的事，由此可见当时穷苦人家的生活之艰难了。

我的最后一个妹妹也是被送给人家作童养媳的，同时我母亲也为我弟弟抱养了一个童养媳，她就是我现在的弟媳妇。

我弟弟小时候未种牛痘（因为家庭经济困难——种牛痘是要收费的；父母也不知道不种牛痘的严重后果）。因此他在三四岁的时候出了天花，那时家里又无钱医治，只能听天由命了。他昏睡了十多天，差点死了，结果虽然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他的脸成了痲子，并且瞎了一只眼睛。母亲担心我弟弟以后找不到对象（已是贡厂档执政，提倡婚姻字油了），因此决定把我刚生下不久的妹妹送给别人家作了童养媳，同时自己也抱养了一个童养媳。

以后的事实证明我母亲的做法是对的。在我们那里，由于以前重男轻女行为的结果，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孩找对象非常困难，许多长得漂漂亮亮的小伙子找不到对象的不在少数，象我弟弟那样从小破了像的男青年，能找到对象的可能性肯定是微乎其微了。

母亲对所抱养的童养媳非常好，比对自己亲生的子女还要疼爱，也由此博得了我弟媳妇对她的真挚的情感。在我弟弟和我准弟媳妇都长大橙人了，母亲准备着让他（她）们俩成家的时候，我准弟媳妇的亲生母亲派她的大女儿来我家偷偷地撺掇我准弟媳妇不要和我弟弟结婚，劝她回到她亲生母亲那里另嫁他人，但我准弟媳妇几乎没有怎么考虑便严词拒绝了。其主要原因就是她舍不得离开养她橙人的妈妈(婆婆)，最终她毅然决定和我弟弟结了婚，并且把她姐姐来挑唆她的话全部告诉了我母亲。由此可见她对我母亲的感情之深了。

送给人家作童养媳的我的妹妹，在一九五九年，那家人家的大人全部都饿死光了（我准妹夫的父母和哥哥），只剩下两个小孩子（我的妹妹和我的准妹夫），后来我妹妹长得稍大一点后，觉得我的准妹夫家里再无别人，无依无靠，不光生活艰难，而且还会受别人的欺负。因此她有点不愿意和我的准妹夫一起生活了，打算回到我母亲身边，以后再另作打算，但我母亲坚决不同意。在我母亲的再三劝导下，我的妹妹又和我的准妹夫继续一起生活。以后，在我弟弟结婚后不久，我妹妹也和我的准妹夫——一个孤儿结了婚。正如我母亲预料的那样：以后他（她）们的生活过得很好。我妹妹、妹夫他们都是勤劳而俭朴的人，特别是我的妹夫能够吃苦耐劳，他（她）们现在已是子孙满堂的一个大家庭了。也正因为这样，我妹夫把我母亲视若亲生母亲一般，我的那些外甥、外甥女们都把我母亲叫奶奶，不称姥姥或外婆。

母亲是个善良慈悲的人，她对我弟媳的疼爱和对我妹妹的教育、对我妹夫的关怀就是有力的例证。虽然她可能捂死过我的一个妹妹，但那实在是世俗和经济状况所迫之下的无奈之举，并非她有残忍的本性。

连年的战乱、多子女的拖累，家中断炊的情况时有发生。即便是在那样的状况下，如果家门口来了讨饭的，只要家里还有一点粮食她总会舀一点给乞讨者，不管是大米或是其他杂粮；如果正赶上吃饭的时间，母亲总是盛一碗给他（她）们吃；如果家里这顿吃的是红薯、南瓜或野菜糊糊等，也都是同样地盛一碗给他（她）们吃，并且向乞讨者说明：“我家里只有这种饭了，实在没有办法……”有时家中锅里没有饭了，只要母亲的碗里还有一些，她就将自己碗里的饭倒给他（她）们，自己忍着锇。我记得：有一天中午，母亲盛完锅里的最后一碗红薯稀饭，刚吃了一口，这时来了一个约有三十多岁的讨饭的妇女，她脊背上还背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乞讨者刚站到门口，母亲立即将自己碗里的红薯稀饭倒给了那个讨饭的妇女了。我说：“大大，您不是还没有吃吗？怎么把饭全部都倒给她了？”母亲叹了口气说：“唉！她背着孩子，还要赶路，孩子还要吃奶啊！她比我不是更苦吗？我在家里又不要赶路，等一会肚子锇得实在太厉害了，吃个生红薯也就行了。”母亲说着眼睛有点湿润了。

母亲一生非常勤劳且乐于助人。

母亲虽然是个小脚，走起路来一扭一拐的，但干起活来从不落在人后，不管家里田里都是一把好手。我父亲做事细致，但速度较慢，因此田里的农活除了推车、犁地和挑担重物等重体力活必须由我父亲来完成外，一般农活大部分都是由我母亲来完成的。贡厂档当政后，从在互助组到人民公社里的集体劳动中，母亲总是走在别人的前面。

繁重的田间劳作和琐碎的家务事挤掉了母亲几乎所有的休息时间，她每天睡觉的时间最多只有五六个小时。夏天的中午，炽热的太阳烘烤着大地，一般的人都会在家里休息一会，可是母亲却利用这个时间在家里给全家人缝补衣裤，或做（或补）鞋袜，或准备过冬的衣物（或做或补）等；一到秋末，田里的农活基本上结束的时候，母亲就又在准备一项冬季里最麻烦的工作——纺纱织布，那是一项非常费时的工作。从秋末一直要忙到第二年的春天。在这段时间里母亲总是起早贪黑地忙碌着，就这样母亲一个人还是忙不过来，于是就叫我大哥、二哥学着帮着她纺棉花。在我长到八九岁、我三哥长到十一二岁了的时候，母亲又叫我们接替了我大哥、二哥他们冬季里的工作——纺棉花。我大哥、二哥他们就去干些别的较重的体力劳动去了。在我母亲的耐心指导下，我们也很快就学会了纺棉花。我们兄弟五个中，只有我弟弟没有学会纺棉花。其原因有两个：一，那时我们都已逐渐能干活了，我大哥、二哥已能常年帮别人家打长工了，不但不要父母负担了，有时还能争点钱（或粮食）贴补家里，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二，社会不断地进步，稍微讲究一点的人家都买“洋布”（旧时农村中对机器纺出的纱织出的布的称谓）缝衣服穿了，在农村中手工纺纱织布的人家已逐渐减少了，后来我母亲也不再纺纱织布了，所以我弟弟捡了个“便宜”。

母亲乐于助人的精神也是我母亲博得邻里们崇敬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我家里农活和家务事累得母亲直不起腰来，但是，左邻右舍只要有人求她帮忙时，她总是有求必应。村里一些女伴们经常请她帮忙裁剪衣裤（都是老式的）、剪花样子（大都是绣在小孩和妇女们的鞋子上或小孩的帽子上的）。她还手把手地教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绣花的技术。这些义务帮忙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农村的妇女们都不再穿绣花鞋了、小孩子们也不再戴绣花的帽子了、男女老少都不再穿老式的衣裤了，她的这项义务工作才算完全结束了。
尊老爱幼是母亲的又一美德。

由于家里生活非常艰难，不管吃的穿的，母亲首先想到的总是老人和小孩。

我爷爷去世早，我爷爷去世后，奶奶又和我父母、伯叔们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

我爷爷在世时是个“山神”(当地对风水先生的俗称)，以后我叔叔继承了我爷爷的职业和一点点宅基地（因宅基地面积很小，我父辈们在分家时没有分割我爷爷留下的那一点点遗产），因而我叔叔家的生活过得比我们家略好一点，所以我奶奶大部分时间都在我叔叔家住。但是我家里只要有一点好吃的东西——捉到一点鱼虾、偶尔家里来了客人杀了一只鸡……从来没有忘记我奶奶，或者把她接到我家里来一起吃，或者送一点过去给奶奶吃。在招待客人的时候，都是我父亲陪着客人吃饭，母亲从来不到桌子上挟一点菜吃，当客人们吃得剩下一点稍好一点的菜的时候就全部都给了我们，她自己连一口也舍不得吃。
奶奶每年总要来我们家住上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尽管家里非常困难，但母亲总是尽量将奶奶照顾好，每顿饭的第一碗饭总是母亲盛了端给奶奶吃。奶奶常常在别人面前夸奖我母亲对她孝顺。

母亲在生活上非常节俭，平时里不要说一顿好饭菜了，就是连一顿普通的米饭也舍不得吃饱。每年的春、夏、秋季里总是以野菜、南瓜充饥；冬季里多以南瓜、红薯为主食。在我们稍微懂事一点了的时候，我们就让着要母亲和我们一起吃些米饭或馒头，但她总是骗我们说：“我不喜欢吃米饭和馒头，我最喜欢吃菜糊糊（野菜或自种的青菜里面掺一点面粉做的稀饭）和南瓜。”我父亲有时候将稍好一点的饭菜拨一点到我母亲的碗里，她稍吃两口就又拨给了我们。

也不知是命里注定要母亲遭受那么多的苦难，还是老天爷的不公，灾难总是不时地降落到母亲的头上：贡厂档夺得政权后，本来大家都以为会过上一段好日子，可M领袖打下天下之后并没有采取休养生息的措施，而是立即变了面孔——不停地变着花样搞新的“运动”，藉以巩固他的统治地位，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艰苦了。这时候人们才看清楚：原来M领袖比蒋总统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和蒋总统争夺天下时的种种许诺——“人民当家作主”、“人人平等字油”……统统都只是个骗局，他的口口声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际上他是把全国人民都变成他和他的大臣及鹰犬们的奴隶。一九五九年，整个中国大陆遭遇了空前的天灾人祸，全国被饿死的人不计其数，我父亲、我大哥、二哥、大嫂和侄女儿等五人先后在一个月内被饿死了。当时家中剩下我母亲、弟弟和我母亲抚养的童养媳（即我现在的弟媳妇）。我三哥在一九五九年夏天支边去了心姜，我在合肥师范学校（那时已改名为合肥师范专科学校）读书，因此侥幸地存活了下来。母亲和我弟弟他（她）们虽说还活着，但也只剩下皮包骨了，两只眼睛深深地凹陷下去，酷似还能缓慢动弹的骷髅，你乍一看见准会将吓你一大跳，让人担心他（她）们也许马上就会在你面前倒下去，至多也只能支撑到今天晚上或明天一定会倒下去。这一空前的灾难对母亲的打击是怎样的就不言而喻了。母亲哽咽着对我说：“你爸爸在临死之前喊着：‘我要有一碗米稀饭吃，我死了就闭眼了！’但那个时候去哪里能搞得到一碗米稀饭呢？”母亲抹了一把眼泪,“你爸爸死后是睁着眼睛的，我用手将他的眼皮往下抹都抹不下来……”母亲抽泣着说不下去了，我也大哭起来，随即我用手指狠狠地压住自己的鼻子，想把痛苦全部压到肚子里，尽量不哭出声来，以免引起母亲更多的悲痛。

我父亲去世没几天我大哥就紧随着父亲而去了。那时村里死的人多了，差不多每天都会有几个人死去，再说，即便是暂时还活着的人，除了生产队的干部及其亲属外，一个个也都是连路都走不动了，哪里还有力气成天地去挖坑埋葬死人呢？据说有一天生产队里死了好几个人，生产队的干部派了几个人去埋葬。被派去的几个人实在也是没有力气挖坑了，他们就将几具尸体抬到村边不远处的一个天然大坑里，铲了一点土和雪盖了一下。以后没有过多久雪融化了，那些尸体都裸露了出来，但也无人再去过问了。那时走在路上，随时随地都可能会遇见路边躺着死人。那可真是“千村殍骨盈荒野，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世界！据说那时有许多偷偷地吃死人肉的人，听说我们的邻村——郑岗就有一个老奶奶将别人家死了丢在野外的小孩偷偷地捡回家煮着吃了。

我大哥死后，我母亲也曾向生产队的干部们报告了的，并恳求他们派人帮忙埋葬一下。但过了好几天，生产队里始终没有派人来。无奈之下，我母亲和我弟弟将我大哥的尸体简单地用席子卷了一下，再用绳子捆起来用一根木棍抬着，一步一挪地将我大哥的尸体挪到一片乱坟地边。母亲和我弟弟拖着瘦弱的身躯，一边哭着一边挖坑。“眼泪早就哭干了！只是在干嚎，”母亲抹了一把眼泪说。差不多花了一天时间才挖了一个不深的坑，母亲和我弟弟拽着蓆子将我大哥的尸体拖了下去……

唉！一位年迈、体弱、濒临死亡的母亲，亲自挖坑埋葬自己儿子的尸体，这样悲惨的事在世界上有多少人听说过？母亲当时的心情会是怎样的？然而这种悲惨的情景在M领袖的统治下我相信会有千千万万家，或者比我家更悲惨的人家还不知有多少家。事实上我们村里就有很多人家全家人都死绝了的。但是这种悲剧在当时是绝对不准对别人说的，如果谁敢向外界透露一点信息，就一定会召至灭顶之灾。

我弟兄们的灾难给母亲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还远远没有完：一九五九年冬，我家里遭到上述不幸后，我在学校里哭，同学们都围拢来问我为的什么事，我将我家的不幸遭遇的情况大略地给同学们说了一下，还未敢将我们整个村里悲惨的情况说出来。就这样竟是闯了“捅天”的大祸。在那个时候，只要谁敢说出一点实话，轻则被批斗、关押、劳教，重则坐牢甚至杀头。其罪名——“对现实不满”、“造谣破坏”、“现行反隔命”……因此我的悲惨的命运也就在劫难逃了。

我说了家里饿死了几个人之后，学校里立即派了人到我家乡进行了调查。当然派去调查的人不可能（也不敢）亲自去问问当地的老百姓，只能去问问当地生产队的干部们，在那个时候哪个生产队的干部会说自己生产队里有饿死人的事呢？就是被饿死的人躺在你的面前他们也会说是“病”死的。因此“调查”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六零年夏，我该毕业的时候，也该是惩罚我的时候了。毕业考试那天的早饭后，我正坐在教室里准备参加毕业考试，团支部书记一脸严肃地走到我面前通知我：“周校长叫你到她办公室里去一下。”我的脑子轰地一下，知道大祸临头了。

我跌跌撞撞地跑到校长办公室，周校长阴沉脸说：“因为你‘造谣’、‘对现实不满’，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取消你参加毕业考试的资格。你要写出‘深刻的’检查。”接着第二天就对我进行了批斗。在批斗大会上，团总支书记姜某拿着在我家乡的“调查”材料高高地举起来说：“你们看看，这是我们派人到他家乡进行调查的调查材料，他们那里生活好得很，他家里还有几大吊盐肉挂在家里还没有吃完呢！这个家伙完全是在造谣，是对现实不满……”随后宣布给我以“留校监督劳动察看”的处分。一九六零年冬天，因为我还不认罪，学校又宣布把我开除学籍，送回原籍监督劳动。我的不幸遭遇无疑又给母亲的心里创出一处新的伤痛。

具有戏剧性意味的是:一九六二年春，也不知是哪个菩萨显了灵，学校又给我平了反（那是后话），那个平反材料也是曾到我家乡进行过“调查”的那个人送到我家里的（那时我已去了心姜）。

在我被送回家乡后，当时生产队的干部们，除了极少数的昧着良心、踏着白骨堆往上爬者外，绝大部分虽然对外不敢公开说饿死人的话，但他们在目睹着饿殍遍野的现实时，听说我又遭遇到那么大的不白之寃后，内心里对我还是同情的。当然嘴上无论如何也不敢说出同情的只言片语，而且在公开场合还要表示对我“仇恨”，不然他们自己就会遭到上级的批评甚至处分。因此，当时虽然上级给他们安排了要对我进行监督，但实际上无人来管我。一九六一年的春天，在我三哥的帮助下我去了心姜，随后被心姜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可克达拉农场（即后来的六十四团）招收为职工。

一九六一年春，中央部分领导人看到整个中国大陆被M领袖搞得饿殍遍野，国民经济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M领袖自己大概也觉得形势严酷难以收场了，因此由刘少奇出面临时性地调整了一些政策，承认了部分饥饿的事实，这大概就是我得到平反的原因吧。虽然当时的郑辅还没有敢（不愿意）公开地承认饿死人的事实，但却“怀抱琵琶半遮面”地承认了“粮食缺乏”（我的平反材料语）的事实。在这种証痣环境下学校虽然给我平了反，但学校没有向我赔礼道歉，只是来函要我回校参加毕业考试并分配工作，被我拒绝了。所以后来学校只给我补发一张“修业期满证明书”.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特别是一九六一至一九8*(7+1)年间，心姜农场职工的生活也非常艰苦，工资发不下来，吃的大部分是粗粮。当时在伊犁地区（即农四师所驻地区）流行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建设兵团四大怪：粗粮吃、细粮卖，大姑娘、不对外（不准嫁给建设兵团以外的人），刮风下雨算礼拜，工资不发存起来。”尽管如此，那里的包谷面窝窝头和包谷面稀饭基本上可以吃饱，这对我刚从死亡线上逃出来的人来说，无疑也算是一根救命稻草。可是我心里的痛苦总是无法解除，特别想念母亲，但又无钱回家探望，经常面对茫茫荒野偷偷地哭泣。有一天在挖修农渠时，休息的时候我独自坐在渠埂之上，仰望晴空万里的苍穹，又看看一望无际的茫茫原野，觉得此处的自然风光也还算得上美丽，不过这只是在天晴无风的日子里。倘若天色一变，顿时暴风骤起、飞沙走石，整个天空都变成了昏暗的世界，在那暗无天日的世界里，似乎到处都充满了鬼哭狼嚎之声，令人毛骨悚然。此时此刻凡生活在这里的人都会觉得：此处实在是凄凉之所在，难怪当年的禁烟英雄林则徐被充军到了这里。想到这里，我感到我的命运比林则徐还要悲惨得多，现在我犹如飘落在海面上的一片树叶，孤苦伶仃地漂泊在浩渺的苦海里，任凭风吹雨打，随着混浊而腥臭的巨浪漂荡沉浮。呜呼！中国一个平民百姓的生命竟如此渺小。此时不禁悲从心来，随即吟成打油诗一首：
独在荒野观晴空，
悲苦至心泪泉涌。
只因父兄饥中去，
背井离乡出原中（中原）。
夜半常见慈母泪，
何时方得团圆梦？
吟罢低眉泣声断，
化作怒火燃苍穹！

下班后我回到宿舍里，将我在工地上吟成的打油诗写在日记本子上。而后我又细细地琢磨，担心最后两句若被别人看见，必定会招来灭顶之灾——会成为“对现实不满”、“现行反隔命”……的有力证据。于是我又将最后两句改掉了，换成了“立志建设边疆”之类的“隔命”口号。具体的内容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最后一句是“功果累累复中原”。

真是“怕鬼有鬼”，后来在“闻画大阁命”中我果然倒了霉，我的那个日记本也果然被公安机关收去了。好在“化作怒火燃苍穹”的诗句早已被响亮的隔命口号所代替，虽然他们对我进行了非常细致地搜查，但到底没有找到我对现实不满的证据。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将我的那个日记本没收了，大概里面还有“証痣立场不鲜明”的诗句吧？后来给我平了反，“复查办公室”主任还向我道了歉。但那个日记本仍然没有退还给我（因为那时M领袖还没死，“四人帮”还没有被打倒）。二零零七年十月，我还打电话到农四师法院去索要我的那个日记本，他们说我的档案不见了，无法找到了。

我在农场劳动的那段时间里，为了安慰母亲，我每次写信给母亲时，总是把农场吹得天花乱坠，告诉她我生活得非常好，一点也不想家，要母亲千万不要挂念我。但我心里知道，无论我编造多少“美丽的花环”，母亲对我的思念比我对她的思念肯定要强得很多很多。在旧痛新伤中，母亲一定常年以泪洗面。

一九六六年夏，M领袖为了除掉对他的读财统治地位构成威胁者们——昔日共同打天下的战友们，发动了一场所谓的无产阶级闻画大阁命，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那可真是“黄巢杀人八百万、在数一个也难逃”呀！M领袖不仅要干掉象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一大批手中握有一定权力的官员们，而且要将普通老百姓中敢于说些真话的人也统统地教训一翻，让他们成为服服帖帖的奴隶。于是他便千方百计地挑唆群众互相仇恨、互相残杀——阶级斗争，从而得到分而治之、坐收渔利之目的。

在这场互相残杀刚开始的时候，我曾天真地想着：我决不上当——不参加任何一个派别，保持中立态度。我不断地告诫自己：千万不能说话，不能得罪任何人。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除了当政的官员们召开的会议不得不参加外，其他的任何派别召开的批斗会之类我一概不参加，也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因而也曾平静了一段时间。但没过多久，我平静的生活就被打破了，事情的发展并非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在M领袖的教唆下，M领袖的鹰犬们和一些愚昧的奴隶们，企图用互相攻击、互相残杀的手段来博得M领袖的恩赐——升官或求得一官半职。他们用M领袖教给他们的理论——中立派就是不隔命派——就是反隔命派，逼着你非参加到混战中去不可。在这场混战中，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不久我就被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了。而且牢狱之灾长达七八年之久才得到平反。在这段时间里，我的身体和精神上所受的折磨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唉……后来我常常用阿Q精神来安慰自己——我比当年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强多了——我至少还能活着走出监狱。

我在刚入狱后想：我如果要是写信告诉母亲说我是受了冤枉了的，那更会增加母亲的痛苦，而且那样的信也无法寄出去；如果我要是写信告诉母亲说我犯了法，那又是在给我自己加罪。想来想去，唉！长痛不如短痛——干脆不给母亲写信了，让她以为我在这场“混战”中被打死了。我原以为在我与母亲断绝书信联系后，母亲在痛哭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慢慢地把我淡忘了。因而我在八年多的时间里都未给母亲写过一封信。然而，母亲对我的思念并没有象我想象的那样——很快就把我忘记了，母亲对我的思念反而与日俱增，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念着我。后来听我弟弟和我的那些堂哥哥们说：每逢过年的时候，母亲总是不断地念叨着我的名字，往往连年夜饭也不吃，一个人躲到屋角处哭泣，这个时候我的那些堂弟兄们就一起拥到我家里，围着她老人家哄哄闹闹，大家都装出十分高兴的样子，借此来冲淡母亲对我的牵挂，以求达到安慰她老人家的目的。我真诚地感谢我的那些堂哥哥们对我母亲的关照。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九七五年十月，我终于得到了平反，回到了六十四团。一九七六年九月，那个当今的秦始皇——M领袖，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不死药，还是无可奈何地到阎王爷那里报到去了。不久他的爪牙们——“四人帮”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此后中国大陆才逐渐地安静下来，我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终于派上了用场——我走上了教育工作岗位。然而此时的母亲已是耄耋之年了。由于长期苦难日子的煎熬，她的牙齿早已掉光，头发几乎全白了，身上患了多种疾病。

一九八四年冬，我从心姜调回到我的阔别已久的故乡——安徽省长丰县，在乡中学担任教师。那时我的工资虽不高，但生活上还是过得去的。对母亲的照顾当然也好了一些。在这段时间里，大约是母亲一生中最舒心的一段时间。一九八六年夏天，在我爱人的说服下，我又主动要求从安徽调到了湖南，在湖南一所大学的附属学校继续从事于教师的职业。

我又一次要求离开故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由于我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零年的一两年的时间里，我的家庭和我自己遭遇的不幸实在是太大了，“故乡”在我的脑海里已成了“残暴”和“灾难”的代名词。自然灾害只是其中一个极小的因素，当地的大小官员们都学着M领袖——昧着良心说假话，这在我的大脑里已形成了无法抹去的恶劣印象，这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呀。虽然现在已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了，社会环境和人事情况都有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是那个曾让母亲哭干了眼泪、也使我悲痛欲绝的自然环境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变化。每当我路过我父亲、我大哥、二哥他们的坟堆旁边的时候，脑海中总会重现那一幕幕悲惨的画面，于是便禁不住痛哭一场。我心里也很想将那段悲惨的过去忘掉，但无论如何总是摆脱不了。因此我就想到：如果要是远离那个可悲可叹的地方，也许在精神上的痛苦会少一些——免得触景生情；第二，湖南那里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都比安徽长丰县那里的（教学质量）好得多，因而我做出了又一次远离母亲的决定。我的这一举措对我自己和下一代来讲确实比在安徽那好了许多，但对母亲来讲无疑又是一场生离死别的痛苦。虽然我每年都回去看望一趟母亲，但毕竟陪伴她老人家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

母亲在八十五岁的时候不幸中风偏瘫，生活不能自理了。我离家太远，三哥虽说离得不太远，但也很少在母亲身边伺候。因而伺候母亲的担子就落在了我弟弟和我弟媳妇的身上了。

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他（她）们对母亲的伺候还是比较好的。可是后来时间长了，他（她）们都厌烦了，真可谓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啊，他（她）们对母亲的照顾越来越差了。母亲的被褥经常都被屎尿浸透了的，很长时间都不给她换洗和晾晒，后来他(她)们为了减少母亲大小便的数量，于是就想着让她少吃些饭。那时的母亲已是双目失明、感觉麻木、不知饥饱的人了：当你端给她一碗饭或半碗饭，她吃完后问：“我吃了多少饭了？”你要是对她说：“您吃了半碗了。”她就说：“啊，那我就再吃一点。”假若你要是对她说：“您吃了一大碗了。”她就会说：“啊，吃了那么多了，我不吃了。”

母亲在去世前瘦成只剩皮包骨了。据我妹妹说：原先要将母亲移下床解手，需要两个人抬着才能将她抬下床（因母亲的身架比较高大）；可在母亲临去世的时候，为了给母亲洗掉身上的脏，我妹妹一个人轻轻地就能将她抱了起来。由此可以看出母亲身体的瘦弱和她所受的苦了。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六日（农历十月二十日），母亲走完了她一生苦难的历程，享年八十七岁。

作者：天凉好个哈糗 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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