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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转帖] 我的大学 【上海一医红卫兵造反派的回忆录, 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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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转帖] 我的大学 【上海一医红卫兵造反派的回忆录, 很长】   
Diamondho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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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 海归中将

头衔: 海归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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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5/11/01
文章: 4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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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转帖] 我的大学 【上海一医红卫兵造反派的回忆录, 很长】 (5170 reads)      时间: 2014-2-13 周四, 10:20   

作者:Diamondhorse海归茶馆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我的大学

前面的话

诸位学友:
本文借用了苏俄文豪高尔基的小说《我的大学》之大名,作为我的文革记事的标题。
这篇九万余字的记事只是我个人生活的一段回忆,也可视为一封私人信件。这个信件可供所有上医同学阅读,因为我们的大学生活曾经一起共同经历过那个特殊的年代。我希望能唤醒大家遥远的记忆,这些记忆可能是温馨的,更可能是冷酷的。

几个月前我随手写了这些关于大学生活的回忆,只不过是想从这些回忆中重温青年时代的种种感觉。回忆纯粹很私人,并非宏大的记事。写的都是自已经历的事,其中某些感慨可能有些偏颇,但这是自己私人感受,大家可以理解。
不得不承认,怀旧是进入老年的心态。我的写作就是出自这样的心态, 并非深思熟虑。

我常常回忆起在文革动乱中度过的大学生活,我对文革的理解也主要来自于这几年的生活体验,这些经历影响并奠定了自己以后一生的观念和自己的思想。从此我学会了思考,因此,我还得感谢这段日子,尽管那些时日大部分是迷茫和消沉,甚至是恐惧的。
对自己人生这段历史的追觅中,我努力回忆我所经历事情的真实过程,并还原当时的真实感受,不迴避那时幼稚、狂躁、脆弱和虚伪的心境。因为我觉得年青时的犯错是可以原谅的,这种经历也是生命中的一笔重要财富。

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70级(1)班 姚定方
[email protected]







我的大学---文革记事

第一篇 我的第一張大字报
第二篇 我的朝圣生活---大穿*》《连记事
第一次赴京朝圣
第二次赴京朝圣
第三篇 参加“解放日报事件”见闻
第四篇 我的工学运动---在十三棉的日子
第五篇 我在“内战”的日子里
炮打张春桥前后
批判張启成的“黑日记”
血腥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1. 陶人初案 2.其它班级“小爬虫案”
3.黄杏玉之死 4.助教之死
险陷第二次“炮打”
绑架孙蜀井案
王雁飞亦被绑架
大李的悲剧
顾履冰这个人
第六篇 工宣队进校之一 对抗篇
第七篇 工宣队进校之二 和解篇
第八篇 恐惧的“一打三反运动”
狂飙再起
我被“揪”出来
第九篇 终于毕业
第十篇 我对红卫兵运动的反思
第十一篇 我远逝的感情



第一篇 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选择《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为标题,作为大学生活回忆的首篇,是因为走到人生的暮年,静心梳理这几十年的生活历程,深刻感悟到文革对自己人生深远的影响。反思也从这里开始。

从1964年考入上医,至文革开始的66年,头二年的大学生活是在压抑的气氛中渡过的。压抑得令人透不过气来。高中时代对大学生活的向往,那种神秘美好的感觉从入学开始就渐渐地变淡,越来越淡,一种沉重的压迫感使人痛苦。似乎每周六下午逃离学校是最令人神往的。

学习的压力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到了上医才知道强手如林,从外地农村考上来的同学,虽然土得掉渣,衣着褴缕,有的女生穿草鞋,男生剃着标准的“马桶头”,模样就象那几年报纸上常刊登的被捉住的“美蒋特务”。他们与风度翩翩的上海同学实在不能比,但读书实力却确实不敢小觑。他们学习之勤奋,成绩之优秀,让优雅潚洒的上海男女生为之颜面扫地。每次考试,上海同学不仅落后,还常常是补考队伍的主力军。虽然我尚能徘徊在中等水平,但与我高中时(区重点中学)成绩名列班内三甲,已相当落魄了。虽奋起直追,却仍力不从心。到了大二,才慢慢适应了大学的学习生活,成绩也能居中上游。
但是,更沉重的压抑感来自于那个年代“越穷越光荣”的阶级路线。农村同学中的贫下中农出身者是辅导员的“依靠对象”。那是一个“大抓阶级斗争”,而且还“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箭拔弩张的年代。几位赤贫的农村同学,凭据他们的“苦出身”,盘踞了团支书、副支书的宝座,班长虽然由上海同学李清善担任,但这只是一个早上领操、叫口号的角色。即使这个角色,半年后也被剝夺。那些贫下中农的后代们最擅长的本事,就是大会小会动辄“忆苦思甜”,还有痛哭流涕的“控诉”。对此类不断炒冷饭式的哭诉,我初感新鲜,闻所未闻;继而厌烦,觉得浪费时间;后来是感到压力,因为这些东西成了他们的优势资源、政治资本。对此,我们只能唯唯诺诺洗耳恭听,还不得不装出一副深受教育的虔诚,装模作样地谈心得体会。这些人如此反复折腾,令我厌恶透顶。似乎我们“小资”情调严重的上海同学就是他们“忆苦”教育发泄的对象。
大学生活中一位最令人厌恶的傢伙是团支书徐世祥。此人来自山东,年长我们好几岁,满脸横肉,老气横秋,走路外八字腿一步三摇,是典型的“忆苦思甜”专业户,他的特色是为避免老调重弹使人厌倦,每次“诉苦”常常会冒出一些上回沒有的新内容。二十年前看电影《芙蓉镇》,内有一个流氓无产者,名叫王秋赦,我就想到了徐世祥,还想起大学一、二年级时我们在他的红色淫威统冶下的痛苦岁月及惶恐压抑的心情。
1966年6月1日,文革爆发,毛泽东“钦准”的北大聂元梓声讨校党委陆平、彭佩云的大字报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同时,配发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中国震撼了。中央下令全国大中学校“停课闹革命”。很快,上医校园内也舗天盖地到处贴滿了写在旧报纸上的大字报。不过风格与北大截然不同,挨揭挨批的都是老师,从教授、讲师到助教几乎是人人有份。

记得解剖教研室郑思竞主仼首当其冲被学生贴了大字报,最先当上了“反动学朮权威”,挂牌挨斗。郑教授平时很有风度,浅浅的白麻子脸常是笑咪咪的,看到女生更是笑容可掬。此时他低头弯腰,哭丧着脸,很是罪过。体育教研室的一位棒球教练被学生贴了“锦标主义”的大字报,竟吓得痛哭不己。大一时教我们物理课的一名助教(华师大毕业),授课水平甚差,也被同学贴了几張大字报,挖苦他“误人子弟”。校园内常常可以见到被套上高帽,挂牌游街的“牛鬼蛇神”。这些日子是闹哄哄的,六月暖融融的空气中除了弥散着大字报上的墨汁味,更充满着令人激动和热烈的气息,使我的内心激情荡漾。天下大乱了,我很兴奋。

那时,毛泽东对我而言,只是政权的一个象征和符号,是一尊高不可攀的菩萨。现在这尊菩萨要领着我们大学生造反了,这让我兴奋不己。我只隐约地觉得,翻天复地扬眉吐气的时刻到了,所以我最欣赏老毛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希望,首先要把压迫在我们头上的“徐世祥们”掀掉。

实际上,从66年初开始,文革尚未正式拉开序幕,但我似乎已从报纸上排山倒海的大批判文章中闻到乱世的气息。我在图书馆阅览室翻资料,花费了二、三个月时间,写了两篇上万字的批判周扬“全民文艺”的文章,投至人民日报,当然如泥牛下海,毫无消息。现在,令人激动的辉煌时刻终于到来,从6月1日开始,我沉浸在莫名的狂热和燥动之中,此种激情和兴奋使自已寝食难安。我整日徘徊在大字报栏前,一遍又一遍地巡视。而更令人愉悦的是党团组织的权威似乎如冰山一样,在六月的烈日下不断溶化,“徐世祥们”都惴惴不安,飞扬跋扈的表情看不到了,对“小资”的上海同学表现得日益谦和。我不敢想象这个世界会真的改朝换代,但是,历史似乎到了让我们此等无名鼠辈们表现的时刻。不过尽管那时大字报已热火朝天,我却尚未动笔,一張未写,我是不屑于写那种标语口号式的大字报的。

到七月份初,这种轰轰烈烈的气氛似乎有些莫名其妙地冷落下来,新的大字报日益稀落,我有些惘然,以为文化革命就到此为至了。记得学生大饭厅接连放了二场精采的电影,是匈牙利的故事片《昨天》《黎明》,讲述了1957年的“反革命复辟事件”前后经过。影片最后是苏联军队的大坦克开进布达佩斯,纳吉被枪毙。我看得“汗毛凛凛”。毫无疑问,校方是“别有用心”,想让我们学生从中接受历史教训,让大家看看那些胆敢造共产党反的人决沒有好下场。

但是仍然有不识时务的同学,居然还敢贴党委副书记周岚的大字报,已记不清大字报内容,只知道结果是遭到很多人围攻,还把此位老兄拖到学生饭厅辩论,形同批斗。但周岚书记甚有风度,在全院大会上称:不要紧嘛,新兵上阵开错第一枪。就是这句宽宏大量的名言,后来给她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当权派们的好景不长,革命的暴风骤雨终于刮向上海。1966年8月下旬,有批北京中学生红卫兵来上医穿*》《连,发表演讲,煽动造上医党委的反,受到上医红卫兵大队部围攻。一群大学生把几个乳臭未干的女中学生团团围住,劈头盖脸的谩骂。我是十分佩服这些北京学生的胆量和口才,也十分欣赏她们的飒爽英姿和满腔激情。但对于上医党委,我既无恶意也无感情。我觉得,北京中学生到此地造反,是遵照伟大领袖指令,奉旨行事,而大学生们不识时局、太无眼力。我在“围攻”现场仔细听双方激辩,对这些北京学生产生极大的好感,但此刻确实没有勇气站出来与她们并肩作战。于是要写张大字报的意愿慢慢成熟。

我回到寝室后,随即起草了一份支持北京红卫兵革命造反行动的声明。我下舖同学是上海金山人张大鹤,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我给他看了我的这张声明草稿,看得他热血沸腾,当即同意抄出来。不过一个时辰,以《严正声明》为标题的一张大字报抄好。我签了大名,大鹤却犹豫了,他思量一会,满脸歉意,嚅嗫几句“我出身不大好,你一人吧”。我毫不介意地讲:“就我一人吧”。随即,大鹤与我拎着这张墨迹未干透的大字报,贴到后校门的大字报栏上。那天是周六下午,我写出了我平生第一张大字报,感到心情十分舒畅,出了这口恶气,令人愉快。然后就兴冲冲回家了。

第二天晚上我返回上医,心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再到后校门去欣赏自己的大作。令我诧异的是,它竟然失踪了。我绕着大字报栏寻了几圈,意外地见到这张大字报被揭下来贴在一张黑板上,而这张黑板用一只椅子靠着,放在后校门入口处的马路正中央,其实非常引人注目。我觉得奇怪,在昏暗的路灯下定晴细看,我的这张大字报旁边有好些人签名,不是支持,而是要与我辩论。我心想大事不好,惹祸上身了。此处不敢久留,趁着夜色茫茫,赶快溜回寝室。

果然,第二天早上,本人尚在梦乡里,就被寝室门口一阵嘈杂声弄醒。只听敲门声大作,有人高声叫“开门”。我睡意刚消,还不及回答,只见有一只手推开窗伸进来,顺势把门锁拉开。随即一群人拥了进来。我一看,是同班的常州人孙岳庆带领了一大帮女生,气势汹汹。我明白大祸临头了。

来者不善,只见一个身高体胖的女生,短发园脸,一付白边框眼镜,山东口音,此乃上医红卫兵大队部头目之一,医疗系一年级的学生。她指着我大声命令:快起来!与你辩论!我睡在上舖,床外沿有木栏,有着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易于防守。于是我用被头把全身紧裹,赖在床上不起。我明白自己孤寡难敌,只得口中念念有词“十六条说要保护少数”。幸好《十六条》刚颁布,我从中捞得一根救命稻草。讲政策是保皇派的优点,因此这些女将不敢乱来。此外我睡在上铺,除三角裤外,赤身裸体。那个年代的女生尚有羞耻之心,她们也不好意思随便爬上男生的床,于是我总算逃过这一劫。如果来的是壮汉,那就惨了。这群女将围着我的床一阵怒吼,见我髙挂“免战牌”,不愿应战,也拿我无法。吵吵闹闹几分钟之后悻悻而退。

虽然我用“驼鸟战术”,毫发无损。但毕竟被一帮女生如此围攻辱骂,很不光彩,自然成了同学们取笑我的话柄。此事大大刺激了自己,从此疾恶如仇,理所当然地走上造反之路。以后几年之内我写的大字报之多,至少在系里无人可及,这是后话了。但这第一张大字报的前因后果,至今难忘。





第二篇 我的朝圣生活---大穿*》《连记事


第一次赴京朝圣

我至今还遗憾在文革中跑过的地方太少太少,以致于错过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游山玩水的好机会。有同学曾得意地称自已的“革命路线”横扫大半个中国;也听说有同学在穿*》《连中不仅遍访名山大川,还有幸得一红颜知己,终成革命伴侣。而本人居然在这样大好形势中,死心塌地两次赴京朝圣,辛辛苦苦地抄了几大本毫无用处的大字报,收集了一大堆五花八门的传单。对这样的愚蠢,将悔恨终生!

以下就说说那段枯燥无聊辛苦透顶的两次朝圣生活,不过其中还有一些值得回味的个人感情波澜。

从六六年八月下旬开始,政治形势变幻莫测,老毛亲自出马“炮打司令部”后,京城风声渐紧。学校大字报栏上常贴出耸人听闻的“北京来电”之类的短消息。其中最使人吃惊的是透露出国家主席刘少奇居然也有问题,不过此类敏感新闻的大字报很快就被校方复盖。又有北京传来消息称,老毛已放话要“重上井岗山”,似乎正面临一场生死决斗。北京有人写出了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危言耸听地列举了若干个“为什么”的问题,仿佛天就要坍下来。

此时上海的政局仍然是一潭死水,但据说复旦大学已有造反派蠢蠢欲动,上医也有人把复旦“孙悟空”战斗队炮轰校党委书记王零的大字报抄来贴出。不过那时的上医,尚风平浪静,还没有什么造反派闹事。到了九月初,又来了一帮北京红卫兵煽风点火,再次与上医红卫兵大队部冲突,闹出了“九三”事件。其实是北京红卫兵有点皮肉擦伤,不知何故,竟在五官科医院闹了通宵。其间也有上医学生参与。我汲取上次被一群女将围攻的教训,领教到女生们的泼悍,不敢再乱说乱动,只是静观其变。

同时传来好消息,大穿*》《连开始了,可以不花钱坐火车去北京,接受毛统帅的检阅,同时又能“取革命之经”。但听说班内有人从中作梗,以我曾支持北京红卫兵,是错误的“立场”问题,不让我穿*》《连。后来还是班长王雪胜出面为本人说些好话,将此事摆平,我才拿到了车票。班内同学己比我早走了,我独自成行。从大穿*》《连开始后,班内同学各奔东西,难得见面,成了一盘散沙。至少二年多时间,聚少散多,各人混各人的事。当时我觉得这样的大学生活,,有一种身心彻底解放的轻松感,够自由也够刺激。

记得我第一次赴京穿*》《连是九月十日。特别兴奋的感觉。此生二十年来第一次离开上海,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而且又是去“朝圣”。用“豪情万丈”来形容当时心情也不过分。那时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需走二十四小时,我心潮澎湃、睡意全无,只是次日清晨才矇矇胧胧地睡了个把钟头。

第二天上午到北京,初秋的北方天空,天高云淡,特别湛蓝,涼爽的空气中似乎有一种异样的清新的泥土味道,这与我从小就熟悉的上海马路上的大饼油条的气息大不一样。出了车站,只看到熙来攘往的都是学生,而且以中学生居多,甚至小学生也不少。大多只背一只书包,没有什么衣物行李。写在众人脸上的各种各样兴奋和拘谨的表情,表明大家都是初到首都。在北京车站门口,还见到几个北京中学生红卫兵吆喝着,用宽皮带抽打着一队人,把他们赶进车站检票口,这队人有老有小,有的人背上缝着“漏网地主”之类白布,表明了他们是“黑五类”和“贱民”的身分。这一幕使人感觉到社会动荡的气息,同时也领略了北京学生的厉害凶狠。

在火车站门口有政府的接待站,专门安排来京穿*》《连的学生住宿。我被分配到北京医学院落脚,并领到一张入住证。人生地不熟,转了好几回车,总算找到了北医。学生坐公交车也同样不用掏钱,我见到一辆辆破旧不堪滿身尘土的公交车塞满了大大小小的学生,车门也关不上,而售票员大姐挤在门口的踏脚板上,一手拉着门把,还一手拿着小旗挥舞吆喝,十分惊险。这般情景让我惊奇不已。我觉得北京的大街和满街灰卜卜的人实在太土气。唯一让我好奇的是街头巷尾的大标语水准比上海要领先一大截,上海的运动还在不遗余力地痛批“反动学术权威”,北京已是在揪斗中央各部委的“当权派”了,使人感到振奋新鲜。

此时北京医学院本校的学生不多,据说大多外出穿*》《连了。我被安排住在一间大教室里,二十多人都睡地铺。凭入住证领到一套军用被褥,还领到午饭,有馒头、煮鸡蛋、炒白菜,主食随便吃。同室有一位小孩是东北来的初中生,他已白吃白住了十多天,他说“能住多久就多久”。 我无人作伴,路也不熟,只好将就着与他同行,在北京的一些高校内乱走。从文革史看,至六六年九月初,老毛虽然已抖擞精神,穿上军装在天安门检阅了二次红卫兵大军,但他所支持的造反派刚刚崛起,势单力薄,还不成气候,与“老保”不能抗衡,因此政治形势尚不明朗。那时的北京高校的文革运动显得有点沉闷冷清,北京高校大部分学生去外地穿*》《连,煽风点火。校内大字报栏显得有点破败。总之,这番景象出乎我意料外,令我兴趣索然。

到北京三天后的晚上,一个军官突然来到我们住的大教室,通知我们明天要“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规定早上四点起床洗漱开饭,五点列队出发,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很是兴奋,有人一夜未睡,因为来首都就是要完成这个朝圣的目的。第二天,天还蒙胧,我们住在北医的朝圣大军己启程出发,在去天安门广场的沿途,会合了一支又一支的朝圣队伍,浩浩荡荡。至天安门广场时天色刚亮,只见人山人海。我们的朝圣方阵只能被安排在广场最外边。

不知等候了多久,刚开始大家都庄严地肃立着,后来渐渐地显得有些疲惫,不少人蹲坐下来,开始闲聊,嘻笑声此起彼伏。有的还在地上围坐一圈,打起扑克牌。忽然间听到潺潺流水声,原来蹩不住尿的小学生己随地解决了。有人作榜样,效仿者甚众,一时间流成河。不仅男生如此,女生们也围成一圈作掩护就地解决。在灿烂的阳光下,广场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氨的气息。

日上三竿,又近午时,大家都恭候得不耐烦了,而且饥肠辘辘。想不到见圣上一面如此辛苦。忽然,广场大喇叭原先不停地播放的《语录歌》换成了“东方红”乐曲,人群顿时骚动起来,我们都知道毛统帅将登上天安门城楼,于是纷纷起立昂首远眺。天安门离我们至少千米之外,远望仿佛尤如海市蜃楼,此时蜃楼上似乎仍无动静。过上片刻,喧嚣声突然安静下来,除“东方红”乐声外,广场上没有其他嘈杂音,乐曲间隙,若大的广场竟肃静得令人压抑,用当时的语言则称为“肃穆”或“庄严”。“庄严”片刻后,“东方红”又起,突然间人声沸鼎,“万岁”声大作,震耳欲聋。只见那海市蜃楼上人影幢幢,模模糊糊的一队人马出现在城楼上,不过实在看不清其中何人为圣上。辛苦了大半天,还看不清统帅真面目,不免令人几分惆怅。我只能随着众人狂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直至声嘶力竭………..。此景己是四十多年前了,虽沒有看清老毛的光辉模祥,但此番狂嗥喧闹的景象至今历历在目。这一天是公元1966年9月15日,是毛统帅第三次检阅百万红卫兵小将。距“八.一八”第一次检阅相隔不到一个月,距“八.三一”第二次检阅仅半个月。

受检阅后次日,我即登车返回上海。因为实在吃不消北京初秋的气温,秋风乍起,早晚尤冷。我只有一身夏装,抵挡不住,不到一周就告别圣地,匆匆结束了第一次的朝圣。

回到学校后,发现校内也十分冷清,似乎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己停滞下来。学生大多穿*》《连未归,老师也走了不少。剩下的“有问题”的教师,包括己“定性”的“牛鬼蛇神”们的日子也甚为悠闲,因为监督他们劳动改造的上医红卫兵们也走了。我见到我们系主仼苏德隆教授,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脸膛,消瘦不少,但精神抖擞,气色甚好。他腰系水杯,脖围毛巾,手握掃把,跟着一队与他同样装束的“牛鬼蛇神”们,在大字报栏前从容不迫地挥动掃把。脸上巳全然没有三个月前被揪斗的恐惶羞辱的神情,显得神定气闲。

在学校闲混了几天,迎来了国庆节,副统帅代表老毛在天安门城楼讲话,号召红卫兵小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自此之后,造反成为时髦的主流意识,保守派节节败退,迅速被边缘化。而且还有一个明显变化是成立组织己不用请示汇报批准,三、五个人都可自立为司令部。当时校内有人组建“遵义兵团”,号称要造王乐山、李静一、周岚、卢凌为首的院党委的反,于是我立即就要求加盟。十月上旬“遵义兵团”成立,大会是在一间小教室内召开。我数了一下,仅三十六人。医三的学生占多数,也是他们发起的。当时给我印象较深的,如医三的肖继武,山东人,口齿伶俐、思维清晰。药学系三年级的戴定宪是组织者之一,在众说纷纭的激烈气氛中,把握会议能力甚强。医一的黄宗镛,福建人,操着一口闽南普通话,发言慷慨激昂,观点火爆,此时我就认定此位老弟过于激进。另一位从上医红卫兵“投诚”过来的医六同学傅极,发言观点稳健,很有水平。最后,药三的戴定宪被推举为兵团负责人。戴是个意志坚定的人,确实具有在乱世中脱颖而出的领导才能。他可能不会想到,这个“官衔”使他一生从此坎坷。我们班的李清善、王雁飞,二班的彭忠锦、赵鑫泉等人也参加了。上医最先“揭竿而起”的这群人,称得上是所谓“老造反”了。后来几年曾以“响当当”自居,引以为荣。但最后,有好下场的“老造反”实在不多,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后来仍然是“保皇派”收拾江山,重掌乾坤。

此时在上医,己是造反组织山头林立,学生、教师、工人纷纷宣布造反。从几个人散兵流寇模样的战斗队至几百人兵团级规模,无须登记注册。遵义兵团成立后,招兵买马,迅速壮大,成为校内最大派别。稍有名气的还有“八.一八”、“星火燎原”、“赤卫军”等组织,而保守的上医红卫兵则无声无息地解散,其头目都成了消遥派,或游山玩水,或钻研功课。在数年后他们又东山再起,成为工宣队麾下的红人,这是后话了。
记得导致上医红卫兵瓦解的关键之战是发生在十月下旬的一场大辩论,竟然历时十八个钟头。这是上医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正面交锋,辩论主题是什么,现在毫无回忆的意义,但规模之大,参与之众,辩论之激烈,印象颇深,远胜于九十年代的“大专辩论会”。辩论会场在学生大饭厅,台下二派组织的学生各坐一边,双方辩手轮流上台发言,从头天下午直至次日清晨。台上激辩,台下双方学生齐声呐喊助威,文明礼貌、中规中矩,远比今日的“大专辩论会”精采。这在文革的“文斗”中,堪称讲文明的样板。辩至凌晨后,台下众听众已昏昏欲睡,甚至鼾声四起。忽听掌声热烈,酣睡者被惊醒后也跟着一起拍手,不知是为己方还是为对方。

遵义兵团随后加入了“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这是上海高校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戴定宪也成为常委之一。红革会成立后,在上海滩的影响与日渐增。如揪斗常溪萍,炮轰陈曹市委,制造“解放日报”事件,扶持王洪文的“工总司”,策划市委夺权等。最终因炮打张春桥被中央文革“1.29急电”一举剿灭。而戴定宪也成阶下囚,从此不得翻身。毕业后与他的“粉丝”滕玉芬双双被分配至新疆。



第二次赴京朝圣

闹哄哄的造反生活使自己的神经兴奋甚至颠狂,常常昼伏夜行、不思茶饭。到了1966年11月,京城形势发展很快,党政组织纷纷瓦解,而上海的政局则仍处于僵持状态,毫无起色。上海市委仍稳如泰山,凭着上海批《海瑞罢官》的政治资本,凭去世不久的市委书记柯庆施是老毛的“好学生”,市委抛出几只“替罪羊”和“死老虎”后很笃定。而上医党委尽管名义上“靠边站”,但仍照样行使权力。

11月3日,经兵团同意,开了介绍信,我与李清善、赵鑫泉三人再次去北京取经。此行心情远好于第一次赴京,因为己加入造反组织,有些趾高气扬、踌躇满志的感觉。车到南京,去南京大学穿*》《连,走马看花。只见南大校门口有巨幅标语,上书“彭冲下跪有什么了不起!”这是至今对南大唯一的印象。彭冲是南京市长,因执行“反动路线”被批斗,造反派令其下跪请罪,引起保守派愤怒抗议,于是造反派针锋相对刷了此条大标语。看来,与首都的造反派相比较,南方人显得“温良恭俭让”,北京红卫兵的青春期燥动远超过南方青少年,他们动辄打人,下手极狠,是我亲眼所见。据说仅八月份北京就打死几百人。我头次赴京在北京大学就目睹示众的“黑帮”们不仅被罚跪,而且竟然是“五体投地”。后脑勺被红卫兵用脚踩着。在中国文联也看到田汉、光未然等文坛大师不仅被剃了阴阳头,满头满脸竟被痰液口水披挂,令人目不忍睹。此种野蛮,尤其是对人身尊严的践踏,甚于历代封建王朝的刑罚。“士可杀不可辱”,所以在文革中,文化人以死相抗,自绝之多,超过中国历史仼何一个时期。这也是老毛的文革受人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在南京登上北去列车,因为是上海来的过路车,又是大穿*》《连期间,车厢内极拥挤,连行李架、座位下都躺满人,过道内寸步难行。我们三人在硬臥车厢地板上找了块立足之地坐下,因人太多,气味难闻,我独自一人去餐车找地方休息。那儿的人稍为少些,我挤在一张餐桌旁。一旁有几位女中学生,由此有一次值得回忆的美好的邂逅。

一看就知道她们是北方人。风尘仆仆、一脸倦容,朴实无华。其中一位年长的约十五、六岁,短发,瓜子脸,很清秀,披着那个年代时髦的棉军大衣。很快大家就聊起来。她们来自北方小城宣化市,离北京不远。刚离开上海,打算回北京。这位年长的女孩姓迟,初三学生,她与二个同学及妹妹一起到南方穿*》《连,玩了一个多月。我在大学同学中被公认是健谈的,但是与陌生女孩聊天倒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这几个女孩对我这个大学生颇感兴趣,问长问短,从学校的文革运动到上海的风俗习惯。我随口答之,

越说越多。北方女孩的性格比较豪爽坦率,我们聊得颇为投机。夜深了,其他几位女孩已熬不住疲惫,伏案入睡。就只有迟姓的女孩还很有劲地与我聊着,这样我们竟然几乎通宵未合眼。次日清晨车到北京,我们分手告别。我望着她们的背影渐行渐远,融入茫茫人流,并没有什么其他感觉。

穿*》《连学生接待站把我们三人分配至左家庄住宿。这是一个刚建成不久的住宅小区,被用来安排接待穿*》《连的学生。非常巧的是,在这儿竟然又遇见了那几位火车上认识的女孩,她们也住在左家庄内。这样,在以后半个多月中,我们与这几个女孩常见面,也越来越熟悉。

这次在北京半个多月,我们在清华、北大、北航、北师大、地院、北外、北钢等高校活动,主要是了解各校运动的进展,摘抄一些大字报,以及去各造反组织收集他们的小报和传单。并把这些小报、传单统统打包寄回上医。我们做这些事可谓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但想不到的是在回上海后好久,我有次去兵团资料室查阅材料,竟发现我们辛辛苦苦从北京弄回来的几大包资料,居然连外面的纸包都没有拆开,原封不动地堆放在墙边。这些时效性很强的情报资料,根本沒人看过。我连称“可惜”,管理资料的女同学不好意思地说“这种东西太多了”。我也无话可说。

到了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第八次检阅红卫兵,我正巧碰上了。其实,在上次九月十五日朝圣后,我对此己不太感兴趣。我觉得有一次就够了,再来一次是既辛苦又没什么意思。看来本人对领袖感情确实不深。当然对老毛而言,为打垮政治对手,想出此等高招,真是集历代帝王治国擅权之大成。大穿*》《连耗费巨额经费,用的是国库公款,而且劳民伤财,严重影响國计民生。大穿*》《连召来上千万不谙世事的青少年,白吃白喝白住白玩,接受自已检阅,培植个人迷信,教唆造反,打倒那些不听话的同僚下属,这种手段真是阴险之极。当然以上看法只是今天的反思。不过从自己当时内心来说,对老毛一而再再而三的检阅确实不以为然,觉得太过分了。

依然是检阅前一天有军人来安排学生们的朝圣,当然沒有人敢言不参加的。这次比上一次还辛苦,北方初冬,清晨寒风砭骨,冻得够呛。依然是数不清的人头,挤得水洩不通。忽然上千名军人列队跑步入场,分列二边筑成人墙,把人海一劈为二,中间留出一条六、七米宽的道路。大家这才明白这次毛统帅要采用巡视检阅。好不容易捱到将近午时三刻,广播声中依旧是“红方红”响起,依旧是震耳欲聋的“万万岁”,只见一长列车队从远处驶来,越来越近。

我的前面至少有二十层人墙,后面也至少有二十层。此时脑袋拼命向上挣扎着,踮着的双足几乎悬空,浑身上下被挤得汗流浹背。在恍恍惚惚中见一辆辆敞篷汽车缓缓开过,车上的人清一色地裹着军棉大衣,实在分不清伟大领袖的御驾是哪一辆。忽然听到附近人群中爆发出超强分贝的“万岁、万万岁”,听到如此嚎叫声,才知道御驾己临。说时迟,那时快,待我的大汗淋漓的脑袋清醒过来,只见到伟人的后脑勺己一晃而过,真是弹指一挥间。辛苦了大半天,冻得直哆嗦,居然连一点点尊容也未瞻仰到,心中不免几分懊丧。就这样,我的第二次朝圣在几分钟内草草结束。很多人与我一样,这时只能是張大着嘴,伸颈怅然遥望己绝尘远去的车队。

被领袖巡视后的第三天,决定启程返沪。李、赵二同学因有事在几天前己回去了,逃过了这次被领袖巡视的辛苦。临走前,我向这几位女中学生告别。她们似有些依依惜别之意,尤其是小迟,眼帘下垂,似乎很难过。她摘下她胸前的毛泽东像章送给我。这枚像章是文革初期产品,甚粗糙,但当时数量不多。物以稀为贵,而且又出自于一个很可爱的女孩之手。我很高兴,赶忙道谢。这时,我看到她忽闪的睫毛下有闪光的泪花。她对我说:“我的名字叫迟桂华。桂花的桂,中华的华。你把姓名地址告诉我,我会写信给你。”我看着她的大眼睛,忽然心底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伤感。我对这位女孩萌发了一种朦朦胧胧的好感。我也明白,这一别离,可能再难见面。但从此我们开始了历时二年之久的书信往来。其中有那个年代所特有的革命激情,也有温暖的柔情,但是,我们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再没有见过面。这段萍水相逢的往事,这段纯粹而纯粹的温情和友谊令我一生难忘,关于在北京分手后,她的跌宕的生活历程,以后再说。



如果讲,前面所说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和二次“朝圣”是我的文革生涯的序曲,那么,接下来经历的动荡岁月才是真正的言归正传。下文将以记流水账的形式,依照时间程序,回顾那段蹉跎的日子。


第三篇 参加“解放日报事件”见闻

第二次“朝圣”回来后,发现上海真是大乱了。马路上“打倒”“砸烂”某某走资派的标语已铺天盖地,各行各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造反组织、造反司令,多如今天的公司经理。也有一些“另类”造反组织,如多年前支疆的上海人成立了“返沪兵团”,控诉以前上当受骗去新疆,现在要讨还一張上海户口;临时工合同工成立“红色劳动者造反司令部”,把上海总工会主席拉出来批斗。造反的宗旨是要清算以前所受的不平等待遇,并力争转为正式工。后来听说临时工的造反司令被公安局捉走,因为他们穿*》《连组织了全国总司令部。中央为此还专门下了文件,严禁成立全国性组织,违者取缔。相对而言,地域性的组织易于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全国性组织可能会和中央搞对抗。因为老毛鼓动的“造反有理”和“四大民主”是有底线的,他也怕有人造自己的反。他教导子民:“舍得一手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是专门对付别人的。

一些造反组织常开着卡车、敲锣打鼓招摇过市,所以街头上一天到夜不得清静,锣鼓声,口号声,语录歌声,声声入耳,实在是热闹得很。不过,这样热气腾腾的“革命形势,”与北京相比,仍慢了一拍。譬如,十一月初我在北京见到北师大保守派红卫兵谭力夫关于坚持“阶级路线”的讲话正受批判。这篇讲话极富煽动力,此兄口才甚好,八月底在北师大一次辩论会上,此文出炉,曾红极一时,被有些人热烈追捧,后来遭中央文革批判,称其“干扰斗争大方向”。谭力夫也被北师大《井岗山》公社抓起来批斗。但我返沪后,却见到《谭力夫讲话》贴遍马路和学校,还正在走红。许多上海人还误以为谭力夫是中央首长。由此看来,那时消息灵通、先知先觉的北京红卫兵确实有资格到外地发号施令。象“首都三司”、“清华井岗山”、“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似乎成为钦差大臣。

十一月下旬,我在上海文化广场就目睹北大聂元梓的盛气凌人。她是奉中央文革之命,专程来上海煽风点火的,公开号召打倒陈、曹市委,并一手策划批斗教委主任常溪萍。此次批斗会是华师大《红革会》主办,批斗时文武兼备,华师大红卫兵出手凶狠,把常溪萍斗得很惨。大会开始不久,有几百个华师大保守派红卫兵闯进来搅局,与我们干起来,都被赶走。三十年后,我读了《聂元梓回忆彔》,才知她主要为报复北大“四清”时,常溪萍整过她的一箭之仇。所以说,这种阶级斗争,就是冤冤相报,老毛把老聂当枪使,老聂又把我们当枪使,都是为了一己私利,唯有我们是没有邪念的,很傻很天真,所以也只配给人当枪使。

文革中有一句名言曰:造反不分先后。后来上海的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不仅与时俱进,而且有新的创造发明,如占领报社、全面夺权等,领先于全国,甚得老毛欢心。这证明了上海人的智慧不屑于冲冲杀杀,而在于大局观。

关于占领报社,就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我们《红革会》制造的“解放日报事件”。当时敢对中共神圣的舆论工具采取“革命行动”,乃是领导革命潮流的惊人创举,此举震动了全国,后来跟风者甚众。《解放日报事件》促使上海工人造反派与学生造反派同流合污,并引出上海“一月革命”夺权的创世之举。

我在报社内,熬过了很辛苦的三天二夜。事件的起因是《红革会》要求把自已的“红卫
战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至订户手中,以肅清解放日报的“反革命流毒”。其理由可谓冠冕堂皇。当然,作为上海市委机关报,岂能放下身段与群众的“派报”平起平坐。所以《红革会》的要求遭断然拒绝。于是,复旦《红革会》派出百把人进报社辩论,继而占据报社各办公室,把编辑记者们统统赶出大门。这一“革命行动”的影响巨大,至少一百多万订户己有两天看不到解放日报了。上海市委对付我们的办法很厉害,用他们的几万名《工人赤卫队》把解放日报社围得水泄不通。而且还发动成千上万的市民,包括身穿绿衣的邮电职工,在汉口路的解放日报大楼周围游行,呼叫的口号是“我们要看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是党报”。游行队伍一拨连一拨,声势浩大,川流不息。这些被我们称为保皇派的对手,还算文明守法,除了在大楼外连续不断地转圈呐喊外,沒有与我们发生严重冲突。

《红革会》担心对方会闯进报社,用桌椅板凳把大门堵塞。还发动各路救兵,命令各高校的红革会派人进驻,并请刚成立不久的《工总司》造反队也进来协防。此外,体育界的《上体司》、复转军人的《赤卫军》等造反组织也派进来不少人。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晚上,我奉命从报社后门进入楼内,只见大楼每一层的房间、过道都横七竖八躺满人,气味难闻。墙壁角落里堆放几大箱面包糕点。这是泰康食品厂送来的,随便吃。那个年代还沒有矿泉水,所以大家只能喝冰冷的自来水。因为彼此间不熟悉,也无话可说。白天默默地瞅着窗口外游行的人群,晚上就席地而坐,找件脏兮兮的棉大衣披上御寒打旽。二天过去,蓬头垢面,喝冷水啃面包,也无法酣睡,确实辛苦。临时设立的“火线指挥部”办公室熙熙攘攘,大小头目进进出出,一脸焦虑,商讨对策。我觉得这样的“革命”实在无聊无趣,也不够刺激,就想寻机会开小差逃走。

正巧,火线“总指挥部”派上医《红革会》去华东医院捉曹获秋市长,让他来这里解决危机。我赶忙跳上了去捉人的大卡车,车上有几十个红卫兵,其中大多是上医学生。但是情报有误,我们匆匆赶到了华东医院,却找不到曹获秋。大家正沮丧时,有人称,发现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正在此地住院。众人一拥入内,从高干病房内把穿睡衣,光脚穿皮鞋的老韩揪出来了。我们给他披上棉军大衣,推出门外,并命令他的司机把车开过来,遭司机拒绝。这个老韩正患着重伤风,清水鼻涕不断流,他一边走,口里不断嘟嘟囔囔“这是绑架”“你们犯错误”等等,走在二旁的几个医疗系四年级同学破口大骂“他妈的”“混蛋”“老实一点”。他当然拗不过我们武力相邀,只好乖乖地爬上我们的大卡车。此时已是半夜三更了,他先被送到上医过夜,第二天一早被送到报社。而我则趁机逃回寝室睡觉,再也不上“火线”了。据说在我离开报社后第二天,“老保”们就发动进攻,在报社门口双方短兵相接,用桌椅板凳大打出手,双方都有人头破血流,但“老保”没能得手。这场恶战,把我们千辛万苦弄进报社来的那个韩哲一吓得昏过去,只好再抬出去送回医院

至今我还记得这次“绑票”中的这样一个细节:到上医后,负责安置韩哲一休息的是二位上医“赤卫军”,也是属“老造反”之列。这二位老兄对被我们半夜捉来的韩哲一,非常客气,甚至是尊敬。他们一口一声“韩书记”,嘘寒问暖,还特地为他做了一碗洒酿鸡蛋当夜宵。而且居然还拿上《语录》本,恭恭敬敬地“请韩书记签字”。老韩也当仁不让,戴上老花镜,为他俩签名留言勉励。当时我觉得真是咄咄怪事,只觉得工人同志太“愚忠”,对被红卫兵随便一撸就倒的当权派,居然还如此恭顺,真是愚不可及!不过,这确实道出了从四九年以来,“当权派”在普通民众,尤其是在年长的工人中难以撼动的权威,似有“三个代表”的威风。回想当年小小的支部书记之类,那些最最低级的领导,上台作报告,居然下面还有人恭恭敬敬地做记彔,可见当官的权威如日中天。被老毛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文革,快近半年,但要彻底掃荡刘少奇的虾兵蟹将,看来决非易事。至少在当时的上海,在这个产业工人最多最强的城市是如此。由此也可理解,老毛后来为什么会对上海的“一月革命”推波助澜,并对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寄以厚望。这或许就是他号召青年学生下工厂支持工人造反派,美其名曰“与工农相结合”的政冶背景。利用学生的智慧武装有勇无谋、对老毛赤胆忠心的工人造反派。

几天后,“解放日报事件”在周恩来、陈伯达过问下,最终和平解决。经讨价还价,被保守派骂作“野鸡报”的“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道被送至订户手中。仅此一回,下不为例。这是给《红革会》一个面子而已。但从此《红革会》声名大噪,名扬上海滩。

40年后,读到当年市委书记陈丕显儿子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他称“解放日报事件”是聂元梓策划领导的,对此我一无所知。他还称红革会挟持副市长李干成去华东医院找市长曹获秋,后来却揪来了韩哲一。我在此“绑架”过程中从未见到李干成。倒是在报社里见到一位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被作为人质扣押。据说,后来在“老保”们发起进攻时,他被押送上武斗第一线,作为“人肉盾牌”领受考验,吓得这位副部长浑身抖瑟。

第四篇 我的工学运动---在十三棉的日子里

“解放日报事件”后,我想踏踏实实做点事,于是在十二月下旬与李清善、王雁飞发起组成“擎天柱”战斗队,此大名是王提出的,大约有顶天立地的意思。后来又把一些上海同学拉入,如沈鎧、林国和、张大鹤、贝渝戈、淡兴华等。现在觉得似乎是把他们拉上了“贼船”。此时,同班的王雪胜、马从秀、鲍金秀等观潮者也加入遵义兵团,成立了《韶山战斗队》。与我们相比,他们是比较低调温和的。

我们战斗队借用了八号楼环境卫生教研室的一间房间做办公室。那时老师见到造反的学生,就如同老鼠见猫,岂有不肯借之理。有次我们在路上看见前面有位老师手中拎着一只油印机,想到我们战斗队办公室正缺此件东西,大李就快步赶上,从他手中一把夺走,声称“借来用用”。吓得这位老师弯腰躬身,连连说“送给你们,随便用,随便用”。 所以当时造反派的“革命权威”所向披靡。尤其是“遵义兵团”在校内势力最强,说一不二。那段日子,应该是我们心情最舒畅的时期。

有了办公室,就想到“擎天柱”开张之日总得造点革命声势,我们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在校门口贴了张大字报,大书“勒令”二字,,限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饶孝先”某日某时到八号楼二楼某室《擎天柱》战斗队认罪。饶孝先原是做过我们一个学期的政治辅导员,此人个头短小、其貌不扬,又是一副凶巴巴的、装腔作势的左派面孔,开口闭口就是马列主义,还时常训斥我们。我是很烦此种人的。所以拿他来开张“祭旗”,甚觉惬意。文革刚开始不久,他就被医二的同学批斗,并且被强迫改名。我记得这张“勒令改名”的大字报内容,批判他的名字有“反动”味道,因为他的出身是资本家,“孝先”,用心何在?难道想做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于是该大字报为他准备了二个名字,一曰“自新”,二曰“改造”。他无奈就选了“饶自新”为新名字。当然几年以后他又悄悄改了回来。

果然,到此时辰,饶自新来报到了。我们听到轻轻的几声敲门声,知道他准时光临。先厉声命令他“向伟大领袖请罪”,他忙抬头四顾,寻了一圈,就是找不到领袖画像,非常茫然,也十分慌乱。后来终于发现室内有一张写字枱上放着一尊二十公分左右的小小的领袖石膏头像,于是赶紧赶到面前深躬三次,口中不断嘟嚷着向老人家请罪。因为此尊石膏像甚小,他这样弯腰请罪的样子显得很滑稽,我们强忍着几乎要笑出来。大李板着脸训了通话,让他再写一份深刻检查。实际上,弄来这样一尊石膏像让他请罪,这是我们故意为之。此办公室墙上原先并无领袖像,这样做是有心令他出洋相。 现在回忆这捉弄人的一幕,就如顽童的捣蛋。不知饶先生还记住这一幕悪作剧?如记得,请多多包涵。

但文革中挨整的饶孝先,是不会忘掉这些屈辱的,他的报复心很强。文革后,饶孝先曾狠狠报复了曾批斗欧打过他的医二(4)班的張志正。张是我在二军大读研的同学,是核医学专业研究生。張在快毕业前,去上医办事,不幸被饶认出,真是冤家路窄。饶根据张志正一身黄皮,得知冤家在二军大就读,于是一封公函寄到二军大党委,张就成了文革“打砸抡”分子,被开除学藉。后来,我们同学议论此事,只怪老张不该招摇,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知“还乡团”的厉害,自找倒霉。

我们的战斗队成立后,参加了一连串的“革命行动”,如各种规模的游行示威及静坐示威,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到66年底,保守派大势己去,造反派则摧枯拉朽为所欲为。院党委早已靠边,王乐山、李静一被隔三差五地拎出来批斗,我对写批判他们的大字报也写腻了。至于系党总支不值一提,对赵挥、谢震二个正副书记,我懒得写大字报,觉得他们官太小,不值一批。赵挥是条硬汉,接受批判时神情自若。被“解放”后对我们仍很客气,可谓宠辱不惊。而谢震是软蛋,认罪时他奌头如捣蒜,削瘦白净的脸上涕泪交加。工宣队进校后官复原职,顿时神采飞扬,判若两人,真乃小人也。

那时我觉得校内的“革命”已无处可革,眼光已放向校外。我记得曾在1966年底参加过支援上海师范学院《红革会》的一次“革命行动”,几个高校的《红革会》集中十几辆卡车的红卫兵,浩浩荡荡开到师院。在师院《红革会》带领下,几百个人似狼如虎在校内横冲直撞,目标是砸掉对方“保守派”组织。我们齐声呐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还大声嚎着“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么雅致,那么文质彬彬…………革命是暴动……”,个个近于歇斯底里,有的甚至用砖头砸碎玻璃门窗。我跟着队伍冲进对方组织的大楼,在黑洞洞的走廊里摸到一扇大门。门上了锁,进不去。我竟然用穿着棉大衣的肘部,对着门上玻璃使劲一击,玻璃顿时粉碎,然后伸进手去开门锁。进屋内大家把桌椅板凳全部掀翻砸坏,把油印机、纸张等小件物品洗劫一空。事后,我对自已的野蛮行为感到不可思议,革命居然使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居然变得如此凶狠狰狞。从此我也懂得当时的流行语“砸烂”二字的实际含义,这並非是一个夸张的或抽象的概念。

转眼就到了1967年元旦,《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非常蛊惑人心的社论,至今印象仍深,记得标题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中称要“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即把文革运动深入到各领域。相隔三十年后,文革高层内幕被逐步披露,才知道此文的背景是老毛在12.26日的生日家宴上,向众位文革小组秀才举杯称:“祝开展全面内战”。秀才们把“内战”二字换成“阶级斗争”。其中更刺激我们的是,这篇社论号召青年学生要到工厂农村去,与工农相结合,因为工农群众是文革的主力军。还指出这是区别“革命、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知识分子”的分水岭。

伟大领袖已觉得,不把上海乃至全国的工人造反派扶植起来,天下不会真正大乱,自己也难以乱中夺权,打倒刘少奇。仅仅靠红卫兵运动,成不了大气候。于是他发出“开展全面内战”的命令,而我们再一次被当枪使,被弄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去发动工人造反夺权。

我们仔细研究了这篇文章,觉得这是新形势、新号召、新方向。这时,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不久,实力并不强。下属静安区分部向红革会请求支援,于是,兵团总部通知我们战斗队到国棉十三厂,去支持该厂的工人造反队。命令下达的第二天,十三棉就派了一辆卡车把我们接去了。

十三棉是上海国营第十三棉纺厂的简称。此厂位于泰兴路苏州河边。全厂有四千工人,是一个中型老厂。据说该厂造反组织山头不少,但隶属工总司的工人造反队仅几十人,势单力薄,根本不成气候。,工总司成立后,到处招兵买马,十三棉的这支队伍就“挂靠”上去,抢先一步傍上工总司,拉大旗作虎皮。

但这些造反队头头都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挂靠”后开张多日,仍然门前冷落不得人心,沒有人把他们造反队当回事。无奈之下,就请求上边派些大学生做高参。我当时确实有脚踏实地做点实事的决心,下决心把这支乌合之众的造反队搞大。除了战斗队的几位同学,还把陈璐、刘顺波(我的表姐、医二(2)学生)、赵鑫泉等人动员来了。十几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意气风发,带着简单的行李和漱洗用品,自付饭钱,与工人同吃同劳动,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促膝谈心,策动造反,终于在短短二个月内,帮助工人造反队夺下工厂大权,在一个基层工厂实现了老毛的“战略布署”。这件事假如是发生在上世纪1949年之前中共打江山的造反年代;或者,假如四十年前的这场文革闹剧,是光荣史而不是反动史,那么,我们这些青年大学生就会作为历史的胜利者载入史册,至少会在十三棉厂史中留下灿烂的名声。而现在,正好相反。

所以,我体会领袖语录:“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乃是大错特错,老毛这样的历史观太幼稚、太天真。首先,历史常由胜利阶级随意打扮,胜利者所写的历史,只是独家自说自话的光荣伟大正确的自述史,未必是客观真实的东西。如对抗日战争历史的重新叙述,肯定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就有“拨乱反正”的感觉。其次,仅仅看这近百年来,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角色转换得太快,己弄不明白,不知谁能是笑到最后的胜利者,这使得历史的真面目也有些模糊,苏共这个张狂大半个世纪的庞然大物轰然垮台又是一例。

忽然想到八十多年前,老毛背着油纸伞,提着小布包去安源煤矿,他在那里策划于密室,游说于基层,煽动工人造反。实际上,与我们的做法如出一辙。记得我们到十三棉的第一天,一下车就先与造反队的几个头头开会,了解厂里的运动情况。当夜在厂内外刷了许多条大标语,口号是“十三棉要大乱”,“坚决支持工总司造反队”,还有“并肩战斗”等等,因为《红革会》已在上海名声大振,所以,这些大标语在工人中反响很大,大家都知道造反队请来的“高参”並非等闲之辈。

当时在十三棉七、八个群众组织中,工人造反队不占优势。唯一占便宜的是他们抢先注册,挂靠了王洪文的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有工总司作后台。但这个造反队在厂里的名声並不好。工人们忌讳这个组织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头头们都是原先的无名鼠辈,而且“鼠辈”里面的正经人也不多,“乌七八糟”的人不少。如“出身不好”,“有经济问题”,“有男女关系”,“吃过官司”等。经我们调查后,把二位身份还祘干净的列为主要负责人,一个叫龚菊生(男),三十多岁,戴黑边眼镜,有文人气质,城府甚深。另一个叫胡金妹,中年女性,脾气很直爽。这些造反队头头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对我们唯命是从,非常听话。因此也很配合我们的工作。

我们规定每周下车间劳动三个半天,以加强与工人的交流。可惜因为忙,只劳动了几次,没能坚持下去。由于我们与工人一同劳动,慢慢关系亲近,工人们对我们很有好感。我们也坚持不懈地与他们谈心。看在我们这些大学生“高参”面子的份上,参加造反队的工人越来越多,由原先势单力薄的几十人发展到一千多人,成为厂里实力最强的组织。与此同时,我们也游说其他几个组织,软硬兼施,让他们自动解散,于是这些组织先后改旗易帜,归顺于工人造反队。只有一个叫“赤卫军”的组织,几十个人,坚持不肯就范,他们的“高参”是一个来自于华东纺织学院的学生。于是我们联系了华纺《红革会》,打听到此人原来是保守派红卫兵,保守派垮台后,他就来十三棉混。我们掌握到此人的底牌后,胸有成竹,首先让造反队把他抓了起来批斗,罪名是“政治扒手”。因为老底被揭,此位老兄顿时疲软,不敢反抗,被赶出十三棉。接着又以这个“赤卫军”组织受控于“政治扒手”为由,口诛笔伐,在大造舆论后,造反队就将它“砸”掉,宣布它为“非法”。终于不到一个月,软硬兼使,陆续将其它山头全部铲平,由工总司造反队一统天下。

初战告捷,大李和王雁飞先后离开了十三棉,由遵义兵团委派其他仼务。我负责了以后复杂细致、风险更大的工作。

1967年1月,正值“一月革命”,那时“夺权”是最时髦的话语。刚到十三棉时,我们尚无群众基础,而且厂内“山头”甚多,如过早夺权势必会变成抢权混战。后来把对手的山头统统削平,夺权之事就自然水到渠成。为配合这个准备夺权的形势,我们召开了二次批判厂党委的“资反路线大会”。为此我们收集了不少文革早期工人揭批厂党委的大字报材料,由我执笔,分门别类,写成十几篇批判稿,从各个角度对厂党委进行批判。除此之外,还有开首的“大会开幕词”,结尾的“大会通令”,以及“告十三棉革命群众书”、“夺权公告”,都由我一手包办。我通宵达旦地写稿,完成后让几个口齿伶俐的青年工人上台宣读。在大造舆论之后,理所当然地把十三棉大权,或者更具体地说是把工厂的几枚印章拿到了手,完成了夺权大业。

我们十一位同学的努力工作,终于使十三棉走出乱局。夺权后,由我们学生“抓革命”,搞大批判。工人造反队“促生产”,配合默契。我们还劝说造反队“解放”了一位被打倒的副厂长,由他负责生产管理。各车间的新的领导班子也陆续形成。生产形势终于稳定。我们出版了几期油印刊物,这是我们自办的小报,文章都出自我与林国和二人笔下,沈鎧负责美工、刻字及印刷,做得相当精美。有意思的是,造反队在安排工人政治学习时,规定要学习毛选、人民日报及我们的小报。当我看到工人们在虔诚地朗读我们的小报,心中的感觉非常滑稽,因为我们的文章居然与毛选和人民日报社论平起平坐,被工人们谈学习感想。如果上纲上线,真是罪该万死。可见我们的胆大妄为。时隔四十多年,如果这些小报能保留至今,也可算历史文物了,它能见证我们这段难忘的生活,当然也会是文革的罪证之一。

在我们尽情发挥的舆论攻势以及工人造反队的专政铁拳下,动乱中的十三棉终于被“和谐”了几个月,这就是我们工学运动的辉煌战绩。其实,当年这样的实例不少。由学生指挥工人,呼风唤雨,控制一些工矿企业的运动,并取得赫赫战果,这并不稀罕。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时势造英雄”。而这个“时势”是老毛一手把弄的。一年多后,到了一九六八年夏天,风水轮流转,老毛强调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成千上万“工宣队”被弄到上层建筑来领导“臭老九”。 看到一年多前曾对红卫兵小将的神勇智慧服服帖帖的工人造反派,现在神气活现地挥舞着语录本,浩浩荡荡开进大学,以为自己真的成了“天下的主人”,我觉得很好笑。因为我曾经了解过他们,扶持过他们,领导过他们。同时我也觉得太可悲,感慨红卫兵时代从此沦落。

在十三棉的二个月中,我干的最危险的事是销毁“黑材料”。因涉及个人档案材料,这个工作很烫手。那些造反队头头都来自于社会底层,对“档案”的神秘有着本能的恐惧,他们不敢插手此事,这也许是他们的聪明之处。因此也只有我们接盘了。

那个年代,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不敢干的事。“黑材料”是什么东西,我们是闻所未闻。与我们配合工作的是一位厂保卫科长,他从档案室扛出了几大箱材料,这是党委在“四清”和文革早期辛辛苦苦收集到的。我们全体参加审查,材料太多,开始还看得仔细,后来是浏览式的翻阅。我们的甄别依据一条简单原则,文革中的材料一律取出,统统祘黑材料;四清中的材料则封存。许多材料都是“历史问题”,如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等。还有不少小偷小摸的经济问题。我们发现,这个工厂女工占大多数,性关系方面很混乱,涉及政治的所谓“三反”言行的黑材料并不多,而相互揭发男女关系的“黄材料”却很多,细节描绘,绘声绘色,黄得吓人。那个年代看不到三级片,能看这些黄材料也祘是大开眼界。刚开始接触这些“调查”、“交待”和“检讨书”,不禁看得面红耳赤、心惊肉跳,后来也看麻木了。从此使得我对工人阶级先进性有了全新的看法。他们的“性”确实比我们先进得多。

这项甄别工作前前后后搞了半个多月,总算搞完。然后筹备了销毁黑材料的群众大会,要当场把一大堆黑材料烧毁。参加这次大会的工人比以往要多得多,因为烧档案必竟是以前从没有过的新鲜事。退还本人检查材料更是以前不敢想的。所以每位接过检讨书的职工,先按规矩大喊几声“万岁、万万岁”,接着忙不迭把这些曾令他们羞愧难堪的检讨书撕得粉碎。大会最后的节目是焚毁黑材料。这一大堆被普通人惧怕的神秘的纸张,浇上煤油点火,倾刻间烧成黑灰。我见到现场有人激动得痛哭流涕,当然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些纸片上写的东西。如果知道这些内容,将会有更大的仇恨。记得曾经是文革第四号大人物陶铸的一次讲话,说中国的个人档案弊端太多,专门整人,明确表示以后要取消。其实在现体制下这是做不到的。在十三棉我第一次接触到档案,知道它写了些什么东西,而且也知道对普通百姓而言,其中坏话远多于好话,它会在你的历史上涂上些“污点”,不管你自已觉得自身如何清白无暇。也明白了它会如何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所以,在大学毕业二十年以后,我从二军大转业时,忽被告之档案室将我全部档案弄丢了,不知去向。我在惊愕之余不禁窃喜,从此本人将一身清自,再无仼何污奌。心中不由暗暗向这位档案管理员致敬。

烧黑材料的“革命行动”是依据1966年10月5日的中央文件,尽管如此,但也给自己招来不少后患。几年后,在临毕业的“一打三反”期间,十三棉革委会来上医向我外调,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我们甄别黑材料的过程中,有几份重要的四清外调材料丢失,而且是涉及造反派头头的档案。因此他们怀疑此事中有猫腻。由于我们与十三棉任何人都无利害关系,完全秉公行事,所以我很坦然,告诉他们:记不清,不知道。至于谁在其中捣鬼,窃走了档案材料,我也懒于去想。

开完这个“销黑”大会,造反队头头宣布上医《红革会》在十三棉的任务结束,立即返回学校。并宣读了我们的“告别信”。我们选择的撤退时刻很合适,这就叫见好就收。工人们颇感意外,非常依依不舍。在分手时,有的工人泪流满面,不停地哭泣,这些“阿姨”辈的女工对我们的感情确实很深,确实真诚地感谢我们十余位大学生两个月的辛勤工作。他们用卡车敲锣打鼓把我们送回上医。至此,我历时两个月的工学运动就此结束。

后来的故事:

我们离开十三棉后三个多月,厂里再次大乱,原先被“镇压”的对立派东山再起,而造反队头头也发生分裂。从此内战不休。混乱又取代了短暂的虚假和谐。几个造反队头目屡屡来上医向我们请教,我们坚持了不过问,更不遥控的对策,沒有被再度拖下水。

三年后,乾坤反转,十三棉被我们一手颠倒过来的历史,又重新颠倒过来。按照老毛的“战略布署”,一场暴风骤雨般的“一打三反运动”,使得工人造反队一小撮“鼠辈”们又被打翻在地,重新被踏上一脚。他们再度沦为“贱民”。后来,十三棉的“还乡团”来上医向我调查那些“鼠辈”的“反动事迹”,来者气势汹汹,因为轮到他们的“三十年河西”了,此时我对“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一词有了切身感受,还感悟到自己“为鼠作伥”的悲怆。

但不管历史如何书写,我们是襟怀坦白的,我们这段工学运动的经历,堪称大公无私。无私则能无畏,所以面对外调人员恶语威胁,我则有“大义凛然”的感觉。我以“记不清了”为托辞,使外调者没捞到一根稻草。

造反队头头被整垮后,原先的厂党委书记重新掌执大权,听说此人曾扬言“要把一医红革会几个小赤佬揪回来。”但无下文。

四十多年过去,在今天改革大潮中,不知这个国棉十三厂还在不在?龚菊生、胡金妹等人命运如何?最有可能的是,他们年逾花甲,正在社会底层艰辛地度过着他们生命最后的旅程。这是绝大多数造反队头头的悲惨下场。

我在十三棉的两个月生活,只不过是我人生中的一种独特的体验,对一生並没有深刻的影响。对那些工人造反派头头而言,却有着灾难性的后果。

在文革中后期对造反派头头的秋后算账,以及文革终结后的大清洗中,几乎是一锅端。其中有的人作恶多端,自食其果。有的则是怀着真诚美好的理想,紧跟领袖,投身于这场运动,却落下悲惨的结局。

文革造反派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极为复杂的,大陆官方是一言蔽之,全盘否定。而海外文革研究对此的分析较为中肯,首先他们把文革分为“官方文革”和“人民文革”。前者是毛泽东铲除党内高层异见的政治清洗运动,后者是群众反抗迫害、反抗官僚,反抗政治歧视及争取生存权利的反抗运动。当年,老毛号召民众“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客观上是“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利益。这使得“人民文革”形成了一股席卷中国大地的政治狂飙,成为“官方文革”得心应手的清洗工具。这就是文革造反派形成的真实的政治背景。

伟大领袖先放出了“人民文革”这个妖怪为自己效力,完事后仍把它压在镇妖石下。这就是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经历了阴谋迭出的文革炼狱后,这是许多中国人迟到的感悟。

回首文革,老毛的口号冠冕堂皇,策略老谋深算,斗争对象和革命战友游移变化。不同的革命阶段,有不同的打倒目标,也有不同的利用伙伴。他永远是稳操胜券,永远是兔死狗烹的捕猎高手,永远是政治搏奕的胜利者。

领袖仙逝,乘鹤东去。而为文革苦果“买单”者,除了林彪、四人帮,更多的是文革造反派。




第五篇 我在“内战”的日子里


一,砲打张春桥前后

1967年3月初,从十三棉归来后,发现学校内的造反派组织之间剑拔弩张,火药味很浓。造反派内部的分裂已不可避免。

这一切都要从“1.28炮打張春桥”谈起。

从1967年1月初开始,由复旦大学胡守钓的《炮司》牵头,以后有《红革会》及《上三司》参与,秘密收集張春桥的材料,不过当时尚未涉及到他的历史问题。我们曾私下议论过,既然上海市委有严重问题,張春桥作为上海市委主要成员,也理应难逃“走资派”罪名。而更关键问题是怀疑他是“一月革命”摘桃派。我曾见到一份“关于一月革命的十五个为什么”的传单,矛头直指张春桥,认为此人是窃取夺权果实的政治扒手。

文革过后三十年,再回眸那段历史,可见我们真是too Simple too naive! 对于张春桥这个人真正的认识,是在他进大牢之后。

从我这些年来见到的大量的文革资料,回顾所谓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足以证明唯有張春桥才称得上是老毛最最忠实的弟子及传人。徐景贤的《十年一梦》中提到:1967年“炮打”时,毛泽东曾说过“红革会这笔账是要算的,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吗?”前不久看过江青秘书阎长贵的回忆录,据阎称:听毛讲过,他最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張春桥有思想,有能力。老張受毛的宠爱,而老张确实也对毛忠贞不渝,是他的头号忠臣。可以认定,所谓毛泽东晚年思想,实质上就是“张春桥思想”。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文革理论曾被吹嘘为“是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马列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其中张春桥功不可没,因为老张“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毛xx思想,把毛xx思想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他的“張春桥思想”在文革中崭露头角。而更加难为可贵的是,老张还知恩图报,落难之后不写检讨书交代书,进大牢后自始至终以沉默相抗。相比之下,在文革要人中,写认罪书,甚至信誓旦旦“永不翻案”者大有人在。为了苟且偷生,宁可苟延残喘。

就此点而言,张春桥强硬的个性非常附合历史上髙风亮节的忠臣。如果若干年后,这段历史又颠倒过来,老张一定是文革复辟派纪念的第一功臣。

但就我对他的感觉,他是距离我们最近、最影响我们命运的中央要员。我只觉得此人阴驇深沉、城府极深。我很仔细地听过他在文革中的几次彔音报告,他语调低沉平缓,毫不张扬,毫无感情色彩,与当时狂热的政治氛围有着极大的反差。也看到过他在各种场合中的照片,表情冷漠,目光冷酷,很难看到一丝微笑。这就是一个阴险的政客,至少在外观上是完全合格的。此外,尽管自文革后,作为老毛忠诚的“狗头军师”,張春桥恶名远扬,但不可否认,老張的“廉洁从政”也非常突出,无懈可击,与当今中国社会多得不计其数的、腐败的、却又“与時俱进”,还自夸“三个代表”的官员相比,这种政治上及道德上巨大的落差,使得他给人一种怪异的复杂的一言难尽的感觉。所以,对此也只能简单地一言蔽之:张春桥就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反动清官”。

回忆当年“炮打,” 我们真是太自不量力、愚不可及!完全错估了形势和老張的政治地位。上海“一月革命”的夺权完全是老毛的破釜沉舟之举,老张与小姚回上海夺权的幕后策划者就是毛泽东。所以当老毛闻及《红革会》“炮打”之事后,龙颜大怒,立即签发了“中央文革1.29急电”,毫不手软地把《红革会》打入地狱。

一月二十八日,即我们《红革会》倒霉的前一天,王雁飞来到十三棉,很神秘地告诉我,張春桥快要垮台的“好消息”。并得意洋洋地把他自己刚参与在中苏友好大厦围攻张春桥姚文元一事详细描述了一番。王喜欢冲冲杀杀,猴子屁股坐不住,他的此举我并不意外,据他说,这次把张、姚二人骂得狼狈不堪。出了一口恶气。而且复旦《红革会》把徐景贤也关了起来,还把老张派来救徐的警备区一个排的武装军人也赶走了。我兴奋之余也不免有些担心:“老张的屁股就哪么好随便摸的吗?”。

尽管担心,但兵团总部“砲打”命令还是要执行的,兵团要求下属战斗队在全上海刷“炮打”标语,大造声势。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作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因为形势尚未明朗,“砲打”无异于赌博,输赢难卜。这些标语弄不好就是我们的反革命罪证,所以决不能刷在厂内,也不敢刷在附近。否则很可能害了自己,又连累工人造反队。因此,我们向造反队借了辆卡车,开到市中心去刷标语。半夜三更在西北风中忙碌了一夜,刷下了几十条“砲打”大标语,同时也涂改、撕毁了不少“保張”大标语,一直忙到凌晨三点才返厂。我关照大家暂时不要为“砲打”公开張扬,还特地叮嘱司机师傅毛伟千万要保密。

第二天我们睡到中午才起,有工人神色慌张进来告诉我们:中央文革来急电,《红革会》一小撮坏头头……。我心头一惊,心想坏事了!闯祸了!要倒霉了! 我们果然赌输了。过一会,就听到窗外马路上开过的宣传车喇叭正在广播这份要命的急电,措词十分凶狠。我很恐慌,同学们对“炮打”情况不甚了解,更感惶恐。工人造反队头头也很紧张,我告诉他们,这是《红革会》头头的事,与我们无关。我们没有参加“砲打”,我们还要在这里干下去。这样给他们一粒定心丸。

下午兵团总部来电话,要我回去开会。晚上在第三梯形教室,有上百位遵义兵团各战斗队代表与会。会场气氛很压抑,大家面面相觑,一种快完蛋的、世纪末的感觉。肖继武向大家报告了“炮打”前后的政治形势,让大家畅所欲言,发表观点,讨论下一步“怎么办”。 会上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争执非常激烈。一种意见是认为电报有诈,是张春桥背着中央自己搞的鬼,我们不能束手待毙,因此坚持“炮打”,决不投降。另一种观点是听从中央,反戈一击。这样一直吵到半夜仍没有统一意见。我自己觉得,大势己去,不管我们如何做,不论拼死一搏或举手投降,垮台的命运是不可避免了。因为在“1.29急电”的当天,上海最有实力的二十多个造反组织,其中包括我们最忠实的盟友“工总司”,以及几个北京“钦差大臣”,如清华井岗山、北航红旗手等己发表“联合声明”,严辞声讨《红革会》一小撮坏头头,我们顽抗,不过是鸡蛋碰石头,自讨苦吃;即使识时务低头认罪,也会被一脚踢出造反派阵营,从此只会一蹶不振。当然,我不可能把如此悲观的观点讲出来。

由于连日来的紧张和忙碌,争吵到午夜時分,我己有点昏昏欲睡。就在此时,忽然门口风风火火地闯进来一队身穿黄军装、英姿飒爽的女学生,他们是高校中最强硬的“铁杆炮打派”—--上海师范学院《红革会》的文艺宣传队。她们齐声呐喊“炮打!炮打!炮打!”然后摆开架势,上窜下跳,表演了文革流行舞蹈“红卫兵想念毛XX”。歌词第一句是当年烩炙人口的“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XX”。这十几位女将仰头伸臂、望眼欲穿状,且歌且舞,热泪盈盈,如丧考妣。在她们的煽动下,原先愁苦的会场气氛迅速被激昂、狂暴取代,如同吃了一帖兴奋剂,众人顿时激动万分,一齐大呼“炮打”“炮打”,甚至是“誓死炮打”。 会议终于以“坚决炮打”为决议宣告结束。

深夜二点,我才回寝室睡觉。第二天中午起床,却听到兵团总部“反戈一击”的新通知。大约是大家睡够了,也清醒了,觉到沒必要以卵击石。还听说上海师院《红革会》千余人马在市区“炮打”游行时,被王洪文的工总司的十几万人的“保张”队伍冲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上师红革会二头目池东明是立场极其强硬的“炮打”派,游行时亲自带领众部下狂呼反張口号,过于激动昏倒,被众人抬回。由于总部头头如劳元一、马立新、戴定宪等人己都被公安局抓走,群龙无首,各校的《红革会》都只能各自为营,分歧越来越大。不久,市革会里对《红革会》有点同情心的郭仁杰被隔离审查,跳楼自尽。这个全市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终于如一盘散沙,失去了仼何号召力,实际上已完全瓦解。

我仍回十三棉搞工学运动。由于我们在“炮打”中的谨慎,采取了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对策,以及工人造反队的保护,我们在厂里的地位沒有受丝毫影响。但是,上医的造反组织则在“炮打”后开始分裂。分裂的直接原因是上医革委会的成立。

我们从十三棉归来后沒几天,1967年3月14日,遵义兵团不顾反对派的抗议,单方面成立了上医“革委会”,肖继武任主任。在革委会中除学生及教师外,还“解放”了二位“靠边站”的副院长刘涛和張亮,担任革委会副主任。此二人据说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很老实,也很无用,是扶不起的刘阿斗。尤其是刘涛,一副熊样,居然上台念稿子还抖抖索索,仿佛在读认罪书,一看就令人洩气。

由于革委会成立太匆忙,由于各造反组织权力分配不匀,在革委会成立当天,就有许多人公开反对,人数与支持革委会的不相上下,命名为“反逆流联络站”,头目是医五的魏德义,医二的孙蜀井和药三的刘夏妹。反对派中除相当数量的造反派外,更有不少原先属于保守派的群众。我作为遵义兵团的一员,自然是加入支持革委会的“文化革命联络站”。二派矛盾的焦点是对上医“革委会”支持还是拆台,由于观点截然对立,二派的内战越演越烈。

内战的口号是崇高的,内战的日子是混乱的,内战的生活是非常无聊的。极其琐碎的“战事”充斥着这些日子,那段无聊时日磨耗掉我的激情,我感到“斗争”的目标逐渐变得很迷茫。但是老毛的“革命路线”仍然要坚定不移地紧跟,否则似乎碌碌无为无事可做。那就只好千方百计地把内战中的是是非非与“路线斗争”联系起来,为之摇旗呐喊。我每个星期都要写上几张“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之类名目的大字报。内容无非是为自己的“革委会”打气,把“反逆流联络站”的鸡毛蒜皮上纲上线,大加鞭挞。

内战到了白热化程度,双方势不两立,“反逆流联络站”天天在广播中大骂我方是“不革会”,即“不革命的革命委员会”,我们则骂对方为“小逆子”。我们想要的是一个“权力机构”的名分。但对方根本不认你的身份,使得这个自封为王的“革委会”毫无权威。更糟的是,上海市革委会也不肯承认,认为没有实行大联合,有派性之嫌。总而言之,这个“革委会”成为“嚼之无味、弃之不甘”的鸡肋,成为烫手的山芋、丢不掉的垃圾,纯粹为面子硬撑着。直至1968年9月工宣队进校接管上医,等于宣告这个“革委会”无疾而终。在一年零五个月中,我方的恼羞成怒与对方的肆意妄为,使得派性之争完全成了一场接一场的无休止的闹剧。

二. 批判張启成的“黑日记”

到了1967年4月,报上开始公开批判刘少奇,接着大張旗鼓地批刘的经典之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指明了斗争的大方向。于是,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都被批成刘少奇的爪牙。批《修养》、肃流毒成为运动的热点。同班的南通同学張启成不幸成为我们的斗争目标。

張启成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此人长期来研读《修养》,深受《修养》熏陶,颇有心得,在处世为人、一言一行上都以此为楷模。而他的个性,近似迂腐,时常摆出一副正襟危坐的架势,故作脸色凝重的表情,以正人君子自居。他的思想境界,自然是正统的布尔什维克。政治学习时的发言,对马列主义老毛思想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几十年后,我至今仍记得他的pose,有点装腔作势的矜持,有些过分的一本正经的腔调。但是平心而论,他还是一个老实人。

文革早期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保守派一员,随着运动的发展,保守势力溃败,局势变化莫测,他很快就成为消遥派,与世无争。不幸就在于他有奌离奇的天真,在于他对党中央号召的忠心耿耿。

当狠批《修养》的狂飙扫向全国每一角落,大家唯恐与老刘的《修养》有一丝瓜葛牵连,而老張同学竟会主动贡献出自己长期以来苦读《修养》的心得体会。他把三大本日记本恭恭敬敬地送到我们造反派手中,让我们“研究研究”,他自投罗网的行为使得我们非常惊愕。这岂不是往枪口上找死,竟然挑战我们的智商!我当然不会把它们当作“雷锋日记”来顶礼膜拜的,而是要以“从鸡蛋中挑骨头”的精神,把它们批倒批臭。 我花了好几天通读了这三本日记,接着从中选了一些重点章节细读,边读边摘录做笔记,并将这些文字与报上刊登的《黑修养》片断对照。这样,几十面大批判的“靶子”被树起来了。我又花了一个多礼拜,终于五十多張大字报出笼了。我记得大标题是“批判刘少奇《黑修养》的活标本”。以下再分若干章节,从不同角度深挖猛批。这几十張大字报的出笼,称得上声势浩大、轰轰烈烈。因为在当时的上医校园,还没有这样生动的真人真亊,沒有这种大批判的活典型。所以大字报贴出后,不少人前来观摩,成为校内热点新闻。当然,唯一对得起他的是,我在大字报中始终没有点出老张的大名,以对事不对人为宗旨,只是用“某同学”一词相称,批判他“受黑修养流毒影响极深”。但我们年级的同学都知道这些日记的主人是哪位老兄。

令我惊讶的是,猛挨批判的日记主人竟然並不在意,至少表面上如此。我看他神色自若,如往常一样,仍是一副严肃的表情,不由心中暗暗称奇。我觉得他的心理素质非常人能及。即使见到我这个猛批他的“刀斧手”,知道是我执笔,也毫不介意。我不禁敬佩他“胜似闲庭信步”。想到本人因第一張大字报受女生们围攻,惊恐万分、狼狈不堪,靠赖在床上才勉强混过一劫,相比之下,不由感到惭愧。

其实,刘少奇的《修养》一书,究竟写些什么?我从没看过,根本不了解。只知报上的批判称“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已是左门旁道,是不值一提的东西。但当年犹如泰山压顶,谁敢撼动它半寸?岂不找死!当然对老張同学,我也不至于“上纲上线”到这种要命的程度,只不过称他是中毒太深,须洗心革面而己。

大批判不过是一阵狂风,狂风是不能持久的。多风多雨的五月,很快把几十张大字报洗刷得难辩面目。对老張“黑日记”的批判也很快被人们遗忘。大约唯有“黑日记”的主人,以及大字报的作俑者才会长久地记得此事。大学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我只知道他被分配在陕北的榆林地区,与他从无联系。但我常心怀愧疚,觉得当年的批判太荒诞,常想到此生如有见面机会,一定要向他道声“对不起”。

1980年我考入二军大读研,1983年的秋天,我忽然接到老張的电话,得知他正住在二军大招待所。他是来长海医院检查肝部肿块的。我去他住处与他长谈了一下午。我记不清他怎么会知道我在二军大,但无论如何这次见面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他说起他这些年艰辛的人生轨迹,他己调回老家南通,并当了法医,他说很喜欢这个工作。我也讲了毕业后自己的生活经历。我屡屡想把话题扯回到大学時代,但他屡屡打断我的话题,似乎很不愿意再回忆旧事,使我找不到向他致歉的话由,我也不想使这一句“对不起”过于唐突,以致于一直到分手時,我仍无法向他说出这句话。

后来他在电话中告诉我,肝部肿块只是囊肿,一场虚惊。我祝贺他“有惊无险”!从此之后,再未有机会见面。前年他也没有参加上医八十校庆的校友聚会,据说是老母有病的缘故。我有时会想到,他可能是真的把老刘的黑修养学到家,修成仙了,要让我为这件事时时面壁反思、抱憾终身。

“革命”革到同学头上去了,造成对同学名誉和道德上的巨大伤害,这是文革前我根本不可能干的事。但在“革命”口号下,无中生有、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还自以为“义愤填膺”,真是极幼稚极荒谬。其实在十三棉时,也干过一件蠢事,那是对同学的私人感情的横加干涉,至今深感内疚。

到十三棉后不久,同寝室的淡兴华同学喜欢上一位初中女生,我已记不清这位女生姓名,只知她的外号叫“小牛鬼”,因为她父亲(中学老师)是被批斗的“牛鬼蛇神”。她开朗、活泼、健康、秀丽,这使得性格内向,感情内敛的淡兴华如痴如迷,常去找她“谈心”。因此被大家议论纷纷。为防此事影响团队声誉,我和王雁飞特地分头找二人谈话,以后“小牛鬼”就不再理他。此事对谈的打击甚大,因此很长時间一直郁郁寡欢。后来我觉得自己太过分了,甚感自责。


到了六月初,停课已整整一年了,我们的精力不知如何在无聊的生活中发泄。此时,老毛下达了“复课闹革命”的最新指示,这则消息与一年前的“放假闹革命”一样使我们振奋不己。然而潘朵拉的魔盒已被打开,“革命”这个恶魔己被放了出来,它如同瘟疫扩散到中国的每个角落,此刻无论何处都难以再放下一張平静的书桌。

好在上医想读书的学生还算不少,大家在过了一把造反之瘾后,对这样无聊无趣的革命已非常厌倦,都渴望着重新回到教室里去,因此对这个“最高指示”的响应非常积极。老师们也同样如此。荒废了一年后的课堂很快重新开课。根据老毛以往对“教育革命”的指示精神,考试测验都取消。象这样读书,全凭自己的认真和努力。据我了解,在上海高校中,把“复课”真正认真贯彻落实的也唯有上医,大家都明白以后治病救人还得靠真本事。

于是老教授又重新被请出来,但上课前先要站立在教室一角,低头接受同学们批判。当然这种批判是装装样子的。通常是大家齐声念上一段老毛语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真是太自欺欺人。尽管文革早期一些老教师大多挨过大字报,但他们不计前怨,对于重上讲台仍非常看重,授课仍非常认真。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病理生理教研室的朱益栋教授,讲课极为生动。由此,也使得我在多年后选择了攻读病生专业的研究生。读研毕业時,我把上医的朱教授请来做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

校园中燃起的读书热情似乎化解了派性间的仇视和对立,学习生活渐渐地拉近了不同派别同学间的距离,关系真正变得和谐了。与此同时,校内的文革运动变得冷冷清清。大字报栏象“癞痢头”一样,日益荒凉破败。很少有人再去关心所谓国家大事。校内尚存的文革氛围是每日清晨“东方红”广播站凄厉的军号声,号声响起,我们一派的同学去大操场集体跑步,呐喊几声革命口号。对立派也是如此,各出各的操。除此之外,平安无事。老毛号召的“复课闹革命”被我们演化为“复课不革命”。 “复课不革命”成为许多同学自觉参加、而且经久不衰的大学生活的主流,越来越多的人悄然无声地逃离了文革这块是非之地。不少同学的学习非常勤奋,如饥似渴。在若干年后,厚积薄发、脱颖而出,成为一些医学领域的佼佼者。这也体现了上医学生的优良素质。

三. 血腥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这是一段残酷的日子,人性的卑劣在这里尽情的表演。我一直沒忘记这段日子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恐怖的事件。

1967年的夏天,全中国是闹哄哄的,接着的秋天也动荡不安。武汉“7.20”事件不久,北京火烧英国代办处。那个夏天上海最撼人的新闻是“八.四”行动,张春桥纠集了以“工总司”为主力的几十亇组织,一共三十万人砸掉了上柴“联司”及各区的“支联站”。这是文革以来上海最大规模的武斗。上柴厂被砸烂,联司伤亡几百人。上海滩的大报小报尽情宣扬这次血淋淋的“革命行动”的伟大胜利。我是同情“联司”的,还经常去人民广场听“支联站”头头陈卜昌演讲。因此对“联司”被砸极为愤慨。几天后我在南京路上遇见高中同学陈国光,他是上柴“联司”成员,因事发前二天撤离工厂,幸免遭殃。据他说,留在厂里的“联司”敢死队是二百多个技校学生及青工,死守了一天,死了几亇人,被俘的个个被打得半死。若干年后我才知道,正在视察大江南北大好革命形势的老毛,那天在上海的宾馆内,欣赏了“联司”工人被王洪文麾下的工人造反队打得头破血流的电视实况转播。最近,曾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还披露,也就是在这一天(1967年8月4日),他给老婆江青的信中,提出“武装左派”,建议“发枪100万支”。老毛把文革当作淮海大战了。至今我才恍然大悟江青号召的“文攻武卫”,原来事出有因。为文革武斗英勇捐躯的那么多壮士,都要感谢这个“发100万支枪”的圣旨。

与之相呼应的是高层政局发生动荡。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垮台,这几个神气了一年左右的中央文革要员此刻竟成了“反革命小爬虫”,令人感到世事无常。“小爬虫”一词出于陈伯达之口,也是中央高层的战略布署。紧接着,全国范围内开始大揪“小爬虫”,实际上就是在群众中揪“现行反革命”。象上柴“联司”及“支联站”,那就是反革命组织了,所以遭到残酷的武装镇压。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全面开展,此时,“清队”已成为文革的主要内容。在此之前,老毛的“斗争大方向”是板倒党内的政敌,在打倒刘邓后,斗争矛头开始转向“现行反革命分子”及“地富反坏右”分子。在各行各业中,大学是“清队”重奌。

“清队”的残酷及受迫害人数之多,远远超过文革初期的“扫四旧”和“红色恐怖”。“清队”迫害人民规模之大,史无前例。1968年初我看到连续好几批上海中级法院的判决公告,每批都是枪决“现行反革命”,有次见到一張布告上被枪毙的竟多达三十余人,记得首当其冲的死刑犯是上海交响乐团的一名乐队指挥,罪名是“极其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据文革后估计,“清队”运动中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毛在1969年“九大”上对于“清队”整人过多一事讲过:“扩大化,群众起来了,多抓一些人,这也可以理解。”何等轻描淡写!

1.陶人初案

从67年底开始,上医校园内这场血腥的“清队”运动,一直延续到工宣队进校。这段往事之残忍,不忍回首。在短短几个月内,各系各年级都揪出一些“反动学生”,少则一个,多则一堆,即所谓“反革命集团”。这些案件假得极为荒诞,后来被全部推翻,所有人均被平反。不幸的是有几个学生被迫自杀,其中有被虐致死的,至今无法弄清真相。

这是一场学生整学生的“群众专政”运动。老毛讲过“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在混乱的局势中,由学生及造反派“执政”搞这样的运动,其野蛮也可想而知。当时我心里有一句不敢言明的话:“排排坐,吃果果”。现在文革运动终于搞到学生头上了。当然那时首先倒霉的是一些没有组织保护的消遥派(真正轮到学生造反派倒霉则是在工宣队进校后的“一打三反运动”)。

在学生宿舍楼,到处是“打倒反动学生或反革命小爬虫XXX”的大标语,揪出来的学生大多是一些沒有加入仼何派别的小人物。

我们年级的陶人初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他是我们年级唯一的“反动学生”。在此,本人对“陶人初案件”来龙去脉作一回顾和反思。

“复课闹革命”开始后,班内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我代表我们战斗队占了领导小组的一个席位。此外还有“韶山战斗队”的马从秀,以及代表“反逆流”的肖达荣。领导小组三个成员在“复课”问题上无仼何利害冲突,然而到了“揪小爬虫”阶段,矛盾尖锐。

我发现肖达荣在收集整理王雁飞的材料,这些材料主要是涉及“炮打張春桥”。王雁飞个性张扬,锋芒毕露,容易惹是生非。即使同是遵义兵团的马从秀对他也并无好感。但王雁飞是我的队友,又是兵团知名的元老人物,岂能被随便揪斗?我立即将此事告诉了王雁飞,让他有所提防。他闻讯后很紧张,也极为恼怒。当他把此“阴谋”向兵团头头汇报后,头头们也甚为生气,表示不能让“反逆流”得逞。因此王的胆量大增,公开向肖达荣叫板,打破了肖的如意祘盘。我也干脆宣布退出领导小组,以示抗议。但是,这步棋还没走完,老毛“抓小爬虫”的战略意图还要贯彻,总得有人被“揪”出来。王雁飞想到了陶人初。

陶人初是隔壁二班的同学,与我班并无往来。即使他真有事,其实也不应轮到我们来忙乎。但此时也实在找不到合适人选。陶是个典型的消遥派,从不参加两派的任何活动。王与陶曾有过交往,也较熟悉,他知道陶曾讲过的一些“反动言论”,稍加回忆,就整理出几条要命的材料。其中份量最重的是“攻击”文革“旗手”江青的言论。

我把这些揭发材料送至彭忠锦手中,他当时是二班的临时负责人。因为我们“供料”,他们“供人”,我借此提出了一、二班“联合批判”的建议,被他们采纳。于是当夜陶人初就被隔离,这相当于今日的“双规”。经陶的同寝室的室友补充揭发,又网罗了若干条罪状,把他名正言顺地打成为“反革命小爬虫”。接下来就是接受批判、挂牌游街、勒令交待等一系列程序。轰轰烈烈的“批陶”搞了好几天,由于我们抓了“斗争大方向”,肖达荣无话可说。但我知道他对我是非常恼火。

这件冤案己过去四十余年,陶的“落难”,我显然有不容推卸的重要责任。为了使王雁飞摆脱挨整的困境,抛出了陶人初作为替罪羊。王炮打張春桥,或陶反中央文革,性质一样,倒霉的却是陶。陶挨整之后,至少有三个多月不让回家,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还被罚扫地,精神上蒙受很大侮辱。性格上变得非常消沉。后来每想及此事,我自己内心的负罪感甚是沉重。

文革一年多来,乱象迭出,在不少人心底可能己潜伏着对文革的不满。但敢于诘问、敢于批判,需要理性、智慧和勇气。陶人初做到了,他的这种“反文革”觉悟其实远胜于我们出自派性利益的“炮打张春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如果说,我的原罪仅在于为了让自己一派的战友躲过一劫,似乎並非这样简单。更主要的是盲从和愚昧,诱发了人心底邪恶的本性。“毛xx挥手我前进”,就是那个疯狂时代的“最强音”。此刻,自己的灵魂被魔掌驱赶着,很听话的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陶人初毕业分配在甘肃,据说在省防疫站干得很不错。后来调至常州,但我一直未能再见过他。如有机会相逢,我会向他说明几十年前的这一切,希望他能宽恕。

确实,在文革中不少人在革命的名义下犯过与我类似的罪过,演出过原始蒙昧时代的互相残杀。这种人性的堕落是全社会和全方位的,他们也一定有许多与我类似的忏悔。文革对每个人都是一场道德考试,而大多数人是不及格的。因此可以讲,文革是一个政治权威倡导下全民道德的集体堕落

陶人初冤案的形成也表明,牺牲他人,保全自己,即寻找“替罪羊”的做法,是文革中的丛林生态法则之一,也是解读文化大革命迷团的一把钥匙。人性的残酷与卑劣伴行,我看到在当年的政治风暴中,不少大人物应用这个法则演绎过同样的一幕。背叛、告发、出卖、暗算,在大人物之间极其普遍,成为“官”际关系的常态。这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官场政治,也使老毛对各路政敌能从容不迫地分头瓦解,各个击破。能始终贯彻所谓“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的策略。

遗憾的是,在文革结束后多少年,很少见到这些当权者迟到的忏悔。他们对这段历史的表白,大多是文过饰非,或者干脆避而不谈,更有无耻者把自己打扮成落难的英雄。上医院长陈同生之死,就是当年上海市委“丢车保帅”,有意抛出来的一只替罪羊的不幸遭遇。

陈同生任院长多年,同时又是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历史上曾是中共新四军军部的敌工科科长。文革前有部电影《东进序曲》,其主角原型就是当年的陈同生。陈同生虽是军人,但他的儒雅、豁达和宽容对知识分子极具魅力,按照现代的说法,大约就是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出于这个原因,在文革初期他就被打成上海的“三家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也是上海市委在文革早期紧跟中央的重要“战绩”。与陈同生同时挨批斗的还有杨西光(市教卫部长)、“死老虎”陈其五(原市委宣传部长,文革前几年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贺绿汀(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等人。这种保护自己过关的“丢车保帅”策略在文革早期极为常见,在各地大大小小党政领导部门都发生过把部下、同僚抛出来,掩护自己过关。批判陈同生的大字报有一部分贴在上医党委会议室及走廊内,不让群众见到,这称之为“内外有别”。我溜进去看过,见到过上医党委书记王乐山、李静一等人揭发批判陈同生“阶级调和”“投降主义”的大字报。他们只有这样做,才能使自己在政治风暴中避免灭顶之灾。从学生时代就投身中共、辛苦几十年,最终被上司、同僚无情抛弃的陈同生不甘受辱,最后只能以死相抗。1966年8月某一天,他在寓所用煤气自杀。我在一張批判陈同生“死有余辜”的大字报上得知他的死讯。
在三十多年后,我翻开了刚出版的《陈丕显回忆录》,当年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亲叙了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难经历及所见所闻。陈同生是被他的市委抛出的马前卒,但是翻遍全书,未见到一行字或一句话提及此事。陈丕显在文革早期因病往院,主持市委工作的是曹获秋,但对陈同生被迫自杀,市委及陈丕显都有无法推卸的责任,今天应有一句歉意表示忏悔之心。陈丕显大写特写自己受迫害的经历,却闭口不谈他的市委如何将部下逼上绝境。仿佛他们这些老干部纯洁无暇,是纯粹的受难者,而不敢提及他们的双手也並不干净,沾染了同僚、部属的鲜血。即使是毛的“炮打司令部”的头号对象刘少奇,在运动初期派遣工作组对部属的清洗,对大中学师生中“右派”的揪斗也相当残酷。最令人感慨的是,正是刘少奇亲自主持的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票通过了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宣布“彭、罗、陆、杨”为反党集团 。

文革中把这种现象称为“丢车保帅”或“转移斗争大方向”,很恰切。为保全自身牺牲别人(親密战友或老部下或无辜百姓)作为“替罪羊”,把他们填入政治绞肉机。至于一些落井下石之事,文革中更是屡见不鲜。但可笑的是,所有的被害死的殉难者在他们的平反昭雪大会悼词中,却都一律写着“被四人帮迫害致死或者含冤去世”。历史的真相被一纸悼文掩盖了,应该进行的良心拷问完全消失了。

在文革后的几十年中,中国人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去反思,却很少有人敢于直面历史,这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文革结束至今,当局在文革研究上设立种种“禁区”,对文革题材的影视作品严加管制,对历史教材中的文革史实描述极为精简,以致于今天青年一代居然不知文革为何物。此外,为文革翻案,並以此赞美老毛这个“始作俑者”,也大有人在。文革确实被终结了,但终结的方式,不应该是对灾难的故意的忘却和对罪过的遮掩。

文革后几十年中,对文革的控诉,远远多于忏悔,把一切罪责都推向四人帮,对“始作俑者”的罪恶却不敢深究,更不愿审视反思自己的历史责仼,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以致于许多重要的历史真相至今被掩盖,甚至被扭曲、被销毁。这也是文革至今没能彻底受到清算,而为文革翻案之风甚嚣尘上的重要缘由。人们不得不怀疑,三十年前一场对林彪、四人帮的公开审判,能否经得起时间的推敲?

一个不屑或不敢反思的民族是不会从灾难中汲取教训的,注定要重蹈覆辙。二战后,德国人的反思比较彻底,对纳粹德国有深刻的批判,有力地杜绝军国主义复活。但文革中的许多作恶者,不仅沒有反省,甚至还自我标榜“与四人帮斗争”的功绩。今天,重新回顾文革期间不少权臣的一言一行,完全可以这样说:文革,甚至还包括文革前十七年中的灾难,是执政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也并非老毛一人的专利。文革后有人提出对文革罪责的批判“宜粗不宜细”,倡言“向前看”,让刚走出苦难的人民逐渐忘却苦难。他们在晚年的荣耀中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人世,对于自己的历史过失,绝大多数人都沒有留下一句诚挚的歉意。

2. 其它班级“小爬虫”案

与其它班级的“揪小爬虫”比较,我们年级的“打击面”还不祘大,只搞了陶人初一件冤案。卫三也只搞了二个人。其中之一是方有宗,后来他当上了上海市食品卫生监督所副所长。几年前,在一次上医校友聚会的饭局上我见到他,与他打招呼后,我加了一句:“久仰久仰,不过你不当小爬虫我不会认识你”,他哈哈大笑。当时我们楼上的卫三宿舍走廊贴满了“打倒反革命小爬虫方有宗”的大标语,也见到他被挂牌游街。当年的心酸事,今日似乎成为光荣的回忆。而不敢或不愿再提那些旧事的,大多数是当年整人的得势者。

值得一提的是,揪小爬虫搞得较厉害的是卫生系四年级,在几个月内竟然弄出一个“反革命集团”,连累了十多个学生。卫四有一支遵义兵团麾下的劲旅,称“红色造反纵队”,表现一向激进,且在该年级中占绝对优势。因此在这个年级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均是对立派及消遥派同学,可见派性起了主要作用。更残酷的是,在酷刑的逼供下,被揪斗的“小爬虫”被逼揭发其他同学,以致于从这个寃案制作出来的反革命集团的人数如滚雪球般扩大,甚至累及同学的家人、校外的朋友、朋友的朋友。

最荒唐的是卫四有位同学被其他“同党”指认后,成为“反革命”。他经不起毒打,被迫交待在卫生系大楼底层某厕所内写过“打倒毛XX”的“反革命标语”。当然这种子虚乌有的“反标”,审讯者在“现场”怎么也找不到。此人为避免再受皮肉之苦,竟在半夜趁看守熟睡,逃出“隔离室”,专程到这间厕所作案,特地在厕所门角落处涂上几行“反标”,然后再潜回“隔离室”。次日他似作恍然大悟补充“交待”,让办案者再去查实案情。这种闻所未闻的怪事是后来我在平反的案卷中见到的。我曾问过这位“案犯”,既然己逃出“隔离室”,为何一不做二不休一走了之。他说,一是无处可逃,因为身无分文及粮票,也怕为此连累家人。同时也巴望能“坦白从宽”。所以在“作案”后再自觉地返回牢室。他的这番解释令众人为之叹息。这样难以置信的保命策略,真是荒唐世界的荒唐事。

同样的寃案也发生在医四,但这位学生在同窗学友拳棒拷问下不肯交待或不堪折磨,据说是真的“越狱”。他用被单撕成布条,从四楼窗口爬下来,不幸失足摔死。我对此事一直持疑。我在现场见到过这具遍体鳞伤的遗体,死者体格强壮,据说是学校划船队的运动员,竟死于非命,不能排除被严刑打死的可能。因无证据,也没有法医鉴证,后来草草火化,无法查清真相。

很难理解都是文人书生,同窗几年却会下这样的狠手。我曾在留学生楼(17号宿舍)一间宿舍门缝外,窥见医五的几个男学生拷问一位女同学的情景。我看到房门正对面的课桌后坐着三个审判者,另二个打手分站在这个女生身边,拧住她胳膊,“判官”一声“不老实”的怒吼,二旁的打手就用劲拧转她的胳膊,使这位身材矮小的女生双足悬起,痛得声嘶力竭地狂叫。我在门缝偷看一会,觉得太残忍。那些判官打手是我所认识的其它年级的兵团战友。

我的表姐刘顺波<1> 也被隔离审查了半个多月,罪名大得吓人:妄图反革命复辟。这样的罪名岂不是置人于死地!我从侧面了解事实,才晓得竟然是表姐的被面上的图案疑似“中华民国国旗”,被同寝室同学举报。于是模糊不清的图案被“越看越象”。由于这块被面是从香港带回的,加上表姐家庭的香港背景,被打成犯罪嫌疑人是非常合乎当时的逻辑。

我去“探监”,见到她独自一人被关在一间寝室里,女看守虎视眈眈,监视着我的举动。我不敢多说什么,放下食品,问候她健康状况,说了几句话,几分钟后就只好离开。表姐蓬头垢面,神情恍惚。据说她吞服了洗衣用的肥皂水“自杀”,结果只是多上了几次厕所。

沒想到几天后表姐被突然释放,原先的“罪名”被一风吹,什么事也没有,并很“特殊”地准许她回家休养一个月。后来我才知道,表姐的父亲、也就是我的五姨父刘浩清,通过京城高层人物给上海市革委会打招呼,把表姐“捞”了出来。五姨父是香港富商,不仅经商有道,财运亨通。而且有一套极娴熟的与官场的周旋能力。从汪伪及民国“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到后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社会”,他与当政者都能搞好关系,可谓三朝“不倒翁”。他认为沒有一个当政者是不爱财的,最大的政治原则就是金钱。北京高层不能不考虑多年来与他在经济上的合作。后来我们毕业分配时,我表姐却被上面关照“待分配”,三个月后被分到广东英德,离香港一步之遥。再三个月就去了香港。我只晓得五姨父把位于徐汇区广元路三十一号的一幢花园洋房送给市革会,后来这座豪宅成为市革会常委、外事办主仼的官邸。文革后,物归原主,五姨父与市政府新领导关系也更融洽,他在大陆办了多家企业,生意兴隆。同时也成立多个基金会,不断捐钱给政府。一年前五姨去世,土葬在青浦自己的家族墓园。我在规模隆重的下葬仪式上,见到阔别多年的表姐,也惊奇地看到前市人大主仼、现全国人大常委龚学平,还有前副市长、现市政协常委谢丽娟及另几位不认得的领导。当牧师先生宣布下葬时,八位个民工抬起了价值约二百万元人民币的沉重的铜棺柩,龚学平等人也跻身于抬棺行列中,扶着灵柩缓缓前行。我的众多亲友着黑衣、戴墨镜,神情凝重地肃立二旁,此情此景竟令我想起电影《教父》的一些镜头……。我此刻不禁感慨,做资本家孝子贤孙真好,还有当官的为老娘扶灵。这个时代真是大大地进步了。

言归正传,那段时间,校园里多了一些被罚掃地的学生,取代了原先“劳动改造”的走资派和教授。有的后背被缝了块写着“反革命小爬虫”白布。这真正是人心惶惶的“红色恐怖”,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仿佛时刻悬在我们头上。我们己全然没有当初造反时的锐气,重新得小心翼冀地过日子,时刻留意不要议论国事、传播小道消息,以免祸从口出。这种诚惶诚恐的心态在学生中相当普遍。

记得在毕业后去甘肃工作单位报到途中,我在火车上曾与一位华东师大英语系毕业生有过一夜长谈。他谈及华师大楸斗“小爬虫”之残酷,令我毛骨悚然。华师大整人之厉害,在上海高校中首屈一指。这些所谓未来的“灵魂工程师”们,在肉体上对“牛鬼蛇神”施暴令人悚然。华师大造反派学生动辄对党委书记常溪萍拳脚相加,甚至用木棍痛打。常经常被打得满地乱爬。游街时甚至用几条绳子套住他的颈部,几个人拖着走。后来离奇地从三层楼窗口坠下“被自杀”。在揪小爬虫后紧接着新一轮“凊理阶级队伍”运动,更使人透不过气。当年我曾见到过一份华师大革委会的报纸,头版通栏大标题是“让凊理阶级队伍的红色台风刮得更猛烈些吧”。革委会主任刘浩德是学生造反派,此人原先是华师大红革会头头,因“炮打張春桥”后反戈坚决,在上海高校中,他与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头目陈敢峰,是深受張春桥重用的两个造反派大学生。此人整同学比整“走资派”还凶狠。全校八百多学生定为敌我矛盾,六十多人自杀,自杀犹如死亡比赛,卧轨、跳楼、割脉、上吊、服毒。有的班级站在台上挨斗的学生比台下参加批斗的同学还多。同学间盛行告密、监视、跟踪,相互间完全没有信任可言,人人自危。他说,离开华师大有跳出火坑之感,所以他也不在乎被分配到宁夏的穷乡僻壤去教书。

3. 黄杏玉之死

写到這里,我想起了医二(4)班被逼死的黄杏玉。她在1968年初夏跳楼身亡。对她的死,我印象很深。那时,搞了两年的运动已使我们深感身心疲惫,越揪越多的“小爬虫”更使大家恐惧,也渐渐麻木,对文革不再关心。我们在白天或自修功课,或睡大觉,或胡聊神侃,晚饭后三五成群外出荡马路。那晚,刚“荡”回校门,只见一群人匆匆朝七号楼奔去,据称刚有人从楼顶平台(四楼)坠楼自杀。那两年自杀者多,听者已习以为常。但对自杀现场我还是有兴趣去看看。当我赶到坠楼现场,自杀者刚被抬上担架。上半身及头部用刚撕下的大字报遮住了,下面露出的白色长裙上沾满血迹。有人说已死了,因为头部着地,脑桨溅了一地。我还见到地上一大滩湿淋淋的鲜血。死者是谁?这是我关心的。有人大声回答:“医二(4)的黄杏玉!”我心头猛然一惊,眼前浮现出这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甚具魅力的女孩。她是沈鎧育才中学的高中同学,因为她曾在上医学生文艺演出中扮演过京剧《红灯记》中的李铁梅,被大家认识。

第二天一早,校门口大字报栏上贴出一張署名为《医二(4)班领导小组》的声明书,称黄杏玉畏罪自杀。至于“罪行”,是对文革早期她的资本家父亲被抄家批斗表示不满,在寝室里散发反对文革的“反动言论”。那張声明还称其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至死不悔………。后来,我从熟人处得知,同寝室的同学告发了黄杏玉“反动言行”,她被隔离审查,且遭男生殴打。因为她个性一向孤傲,拒不认“罪”,竟被搧了两记耳光。还强迫她穿着背后缝有“反革命小爬虫”白布的外衣,在大饭厅门口掃地。她不堪侮辱,终于以死相抗。

她就这样死了,而且死后还被泼上“畏罪自杀”的汚水。而逼她走上绝路的竟是同班同学,他们都学业优秀,曾朝夕相处同窗苦读。这样的事实太残酷。面对这張涂满罪恶和无耻的大字报,我觉得这些同学对生命价值的侮辱,对死亡尊严的轻蔑,简直是人性泯灭!我想象着她在结束生命前,在茫茫夜色中站在楼顶,会怎样伤心地痛哭,来渲洩自己这个年轻生命对人世的憎恨和留恋。她仅仅只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21个年头,就被这疯狂的年代吞噬了。

她的冤案在一年后被进驻学校的工宣队重新审查。对原先结论作了“修正”,但所谓“落实政策”的表示,是当初置黄杏玉于死地的班级“领导小组”贴出的一张题为《我们的表态》的大字报,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什么“没有分清二类不同性质矛盾,没有掌握好党的方针针策,沒有学好毛泽东思想”等等陈词滥调。根本沒有对死者一丝深刻的歉疚。这样虚伪的表态,实在太无耻。

我一直不能忘记她被大字报遮掩的纤细身躯,还有白裙上斑斑血迹。后来每当我经过七号楼时,总要绕开曾经涂满过这个女孩鲜血的那块一平方米的水泥地。
多少年后,我想起此事就觉得难过。在上医七十校庆时,我遇到沈鎧,重提黄杏玉,他仍象四十多年前一样的口吻,赞美他的这位高中校友,对她的死表示极大的惋惜。我心中则充满了凄凉。

4. 助教之死

文革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鲍廷安冤案,这是我了解得最详细的一件案子,我目睹了此案的全过程。对这个小人物遭受的悲剧,四十年来一直无法忘却。
鲍老师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环境卫生教研室助教。1963年以优异成绩留校执教,1968年夏天自杀身亡。终年30岁。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平时处世极其谨小慎微,是运动中的“消遥派”。在1968年初他被揪了出来,成了“反革命小爬虫”,罪名是“挑拨离间,破坏革命大联合”,并被上纲上线为“干擾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其真实原因耐人寻味:他虽不参加校内仼何派别,但为求生存,他左右逢源,对于对立二派都献殷勤,却弄巧成拙。这与他对自已“出身”的自卑感,以及性格软弱有关。他深知自己是文革运动中的“弱势群体”“边缘人群”,他自作聪明地选择了这样一种自以为安全的处世方式。

在中央号召“革命大联合”后,校内二派有过表面上的短暂的“联合”。 这个环境卫生教研室一共有八、九个人,其中就有二个批斗对象,一名是“反动学术权威”杨铭鼎教授,另一名就是他。除杨教授外,也仅他一人没参加派别活动。“大联合”后不久,他被二派“端”了出来,罪名就是二面讨好,挑拨离间。成为派别斗争的一个无辜牺牲品,因为他沒有派性的保护,自然是阶级斗争首先选择的目标。当然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他的地主家庭出身的“不幸”背景,以及文革前曾有过一次婚外情,因所谓“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被处分过。

卫生系对他开了次批斗会,让他住在办公室里接受“隔离审查”交待问题。除了不让回家,行动还是自由的。两个月的审查,并没发现什么其它问题。就在教研室打算对他结朿审查时,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从重庆寄来了一只邮包给教研室的文革领导小组。拆开一看,竟是鲍老师在文革期间写给他妹妹的二十几封信,同时还附有一封他妹妹的揭发信。信的大意是这两个月来一直不知哥哥的讯息,昨日忽然接到他的来信,才知道他已被隔离审查。信是他偷偷寄出来的,要求我把他以前写来的信全部烧掉,以防万一。这个妹妹还在揭发信中严厉批判哥哥对文革运动和革命群众的审查对抗态度,声称自己要坚决与之划清界线。所以特地把她哥哥这两年来信全部寄来让革命群众审查批判。`她的来信写得慷慨激昂,很有一番大义灭亲的凛然之气。

面对鲍妹妹主动送上门的这堆“罪证”,教研室老师们很感意外,也很兴奋。于是,朱惠刚(文联)、卢纯惠(反联)两位老师匆忙来与我们班级联系,要求红卫兵小将与他们一起把他揭深批透。当晚,我与張淮海花了几个小时通读了这些信件,知道他对这个亲妹妹是无话不说感情极深。他谈到在江苏昆山乡下的父亲几次被抄家批斗,家徒四壁、贫病交迫;谈到对早己过世的母亲的挚情怀念及与妹妹一起渡过的快乐的童年;还谈到学校在文革中的一片乱象及自己惶恐的心情……。每封信都密密麻麻地写了几张纸,言语琐碎而细腻,感情真切。就凭其中一些对父亲的同情和对文革的怨气,就足以将他置于“地主阶级反动立场”,以及上纲至“反对文革”的弥天大罪之列。

次日,我们与教研室老师们开会商议此事,大家决定先用他妹妹的揭发信给他来个突然袭击,促使他丢掉幻想、彻底认罪。当鲍老师被叫来时,他对办公室内严峻的气氛感到吃惊。他不敢正眼看大家,毕恭毕敬地向毛泽东像鞠躬后,畏畏缩缩地低头站在门边。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当朱老师把那一大包信件拿给他看时,他全身颤抖起来,脸色惨白,抖抖索索地说出一句令我一生难忘的话:“我妹妹也出事了吗?这些信是我写给她的,与她无关。”可怜的他此刻是在天真地洗刷妹妹的“罪责”,以为妹妹也被揪出来了。但当朱老师向他出示他妹妹的揭发信时,他突然惊呆了,绝望的表情,绝望的眼神,他死死地盯着那张信纸上熟悉的字迹,再不言语。只见他滿额头的汗珠顺着脸颊流下来。他的神情告诉我,他的精神突然崩溃了。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妹妹会这样出卖自己。但是他没有如我们事前想象那样痛哭流涕低头认罪深刻检查,而是再不说话,似乎是根本没有听到我们的训斥责问。他的神情麻木亳无反应。

那天半夜,教研室值班老师慌慌张张把我们叫醒,说鲍老师己上吊自尽。我们赶去时,尸体己从上吊的窗框上取下,他的双眼圆睁,脸色可怖。本来打算召开的批斗会就流产了。教研室的几位老师为处理后事忙碌了好几天。几天后,我遇到朱老师,他神色黯然,显得心事重重。他拉住我,要我一起去与鲍老师的妻子谈谈。鲍的妻子来了,还带着一对4、5岁左右的双胞胎男孩。朱老师把死者的几件遗物交给她,告诉她沒有找到鲍老师的遗书,还告诉她处理后事的经过,她没有哭泣,神情木然,仅在最后才开口问了一句:结论呢?这个年代死者的“结论”关系到亲属今后的生存环境,究竟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我们不清楚,朱老师沉默了,没有回答。于是我对她说:相信组织会定案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所谓“组织”是指什么东西。因为那个年代已无所谓“组织”的概念或存在。

她不再吭声,带着两个男孩走出了卫生系大楼。正是中午时分,男孩在灿烂的阳光下嬉闹着,他们的母亲在后面慢慢地走着,我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她的肩膀不停地抽动,终于放声嚎啕大哭,她一面走,一面哭,哭声混杂在广播喇叭里传来的《语录歌》中………这个情景令我一生不能忘记,当时我的内心涌现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同情和内疚交织的复杂情感。

鲍老师死后不久,卫生系革委会( 文革期间的临时权力机构) 根据教研室的报告,对此案有过结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文革中对自杀者的这样定性是很“宽容”了。绝大多数被迫害自杀的人都在原有“罪名”之外再加上一顶“顽抗到底、自绝于人民”的新罪名。

两个月后,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大学,接管了一切权力,並对以往的案件进行复查。文革仅开始两年,全校已有二十余人自杀身亡。在混乱的文革年代,受打击的对象忍受不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以死求解脱的极为普遍。因为我对鲍老师之死有些了解,而且与此案无利害关系,因此指定由我与一位工宣队员对此案再作调查。

鲍案材料来源的可靠性应无可疑之处,他妹妹寄来的全部信件作为“反动立场”的证据不容质疑。还需要弄清的是他地主父亲的情况。同年冬季,我们去江苏昆山乡下调查,走访了当地的“贫下中农协会”以及他们的邻居,情况果然如鲍老师信件中内容,如鲍父几次遭抄家批斗,还患有严重心脏病、肺气肿,并己在不久前投河自尽。两天的调查印象是,乡民们对鲍父并无太大恶意,抄家、批斗、强迫劳动等都是按文件精神按上级指示办事。鲍父的自杀同样也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那个年代这样家破人亡的的亊太多了。

卫生系工宣队领导通过了我执笔写成的调查报告。我在卫生系大会上宣读复查结果时,注意到坐在最后二排的那几位教研室老师的紧张神情。当我宣布维持原结论不变,其自杀是由于本人对党的政策不理解,由其本人负责,几位老师的表情立即松弛下来,对我感激地奌头。我理解教研室老师们多日来惴惴不安的心情,毕竟是共亊了多年的同事。而且鲍老师胆小谦卑的个性,与他们并无怨恨。他们的作为,是按照中央精神及“战略部署”不折不扣地办事,总得要有人成为斗争的对象,成为5%的“一小撮”,否则他们自身难保。鲍老师之死直接起缘于他最信任的亲妹妹的出卖,但这样的“大义灭亲”在当时也是屡见不鲜。妻子揭发丈夫、儿子批斗父亲的残酷无情被称为“站稳革命立场、划清敌我界线”。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时代精神”。

难道应该由他自己负责吗?这对这个小人物的亡灵太不公正。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扪心自问,当年的我确实找不到答案。

在这个没有人性和人情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斥着仇恨、猜疑和恐惧,除了对领袖的所谓“无限热爱”和空洞无物的“阶级友爱”外,一切人间的温情、理解、关怀和真情都被排斥和扭曲了。很久以来,我向很多人讲述这段往亊,痛斥这个妹妹的冷酷无情,不知她是否反思、痛悔,因为在这场虐杀人性的“革命”中,她出卖的岂止是她的亲人,她的良心一辈子无法宁静。

虽然鲍老师的寃案在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获得彻底平反,当年的一切诬陷之词,以及我执笔写下的复查结论都被推翻。但英年早逝的鲍老师无法再回到妻儿身边,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相信一定是一位环境保护领域的专家教授。每回忆起这件亊,我内心无法平静,对我四十年前写下的专案报告充满深深的歉疚。


险陷“第二次炮打”

文革终结的若干年后,我读了徐景贤的回忆彔《十年一梦》,才明白“第二次炮打”的来龙去脉。我差点身陷其中,几乎成为上层政客们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的炮灰。

张、姚二人作为老毛爪牙,始终是我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对于張春桥此人,我从无好感。看到众多中央高官不断垮台,包括文革权力机抅中央文革小组也已有半数人被揪出来,我心中一直祈求老张也会有倒霉的一天。

1968年4月,似乎又遇到了一次清算张春桥的时来运转的好机会。

这次炮打来势汹涌,而且来头甚大。4月上旬,关于老張的传言纷纷扬扬,其中最有份量的是称老張有“严重历史问题”,曾被捕过,是叛徒。据说这是陝西省委副书记霍士廉拍胸脯保证的。“叛徒”是文革中最最要命的罪状。当“走资派”尚可翻案,还可东山再起,摇身一变为“革命干部”,重回江湖。因为“走资”沒有量化标准,常常模棱两可,难以确实定性。而“叛徒”二字则是“永世不得翻身”的过硬指标!譬如老毛想彻底搞倒老刘,就是在“叛徒”问题上处心积虑拼凑材料。

更令人振奋的是, 听说这次“炮打”的急先锋是发起上海“一月革命”夺权运动、被老毛誉为“对整个华东、对全国各省市文革的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的大造反派、《文汇报》星火燎原兵团头头朱锡琪。此人的大名在上海滩如雷贯耳,“一月革命”令他功成名就,被赐官衔是上海市革委会常委、政宣组组长,相当于今天的市委宣传部长。更厉害的是,似乎此人有“通天”背景。中国上下五千年朝廷官场,从来是讲“来头”和背景的。上次我们“炮打”失败,全军覆没,关键是一无可靠材料,更无过硬后台。

听说南京路己贴了不少“炮打”的大标语。我顿时兴奋不己,特地赶到市中心去欣赏“炮打”的大好形势。只见不少玻璃橱窗上被刷上了此类大标语,而且口号杀气腾腾,“炮打”己不过瘾了,己升级为“打倒”“绞死”,还把老張的大名倒过来,打上粗粗的红叉叉,令我大出了一口恶气。南京路人潮汹涌,象过节一样热闹。众人伸长头颈东张西望、神情各异,兴奋、吃惊、惶惑、沉思……。被大量复抄的文汇报《星火燎原兵团》的“十个为什么”大字报前挤满了人头。对这些影射老张的“为什么”我早己烂熟于胸,但仍兴致勃勃地一再重读,不厌其烦。

回校后不久,王雁飞也从复旦归来,他是特地去那儿了解“炮打”的内幕。这次“炮打”,
复旦各派别的观点一边倒,沒有不同观点。这是复旦文革中极罕见的“统一”。如有微小的差别也只是“炮打”程度上的区分。其中尤以胡守钓的《炮司》最为激烈。在上次炮打中,胡守钓最早参与,后来见形势不妙,迅速掩旗息鼓。《炮司》人数少、影响小,不太引人注目,因此逃过一劫。但是他们仍一直在收集张春桥的材料。这一回胡守钓胸有成竹,跳得最高,还跳到前台了。此外,这次“炮打”标语虽然几乎都以复旦大学的一些战斗队署名,而背后是军方高层背景。如二军大《红旗》也积极参与了“炮打”,《红旗》的后台是军委的邱会作、李作鹏。

我与王雁飞很兴奋地讨论了一会,觉得这次老张必倒无疑!于是热血沸腾起来,这样一冲动,就决定也公开发表自己“炮打”观点。我几乎是不假思索,着手写下十二条《口号声明》,当然是秉承复旦的观点。王雁飞将《口号声明》抄成二张大字报,署名是我们战斗队的大名。我们打算晚饭后贴出去。

记得当时的上医,大多数人早己开始消遥,热衷于读业务书,对运动并不关心。在恶劣的政局下,尤其面临揪“反革命小爬虫”的残酷形势,谁还有关心国家大事的心思!張春桥是否叛徒,关自己屁事!他倒台与我何干!这是大多数同学的真实心态。
如我们这张“炮打”大字报出笼,或许会引发一些人的关注,但仅是关注而己,不会当它一回事。而大字报作者一生的命运很可能会从此改写,我们极可能被拘禁关押,毕业后一定会被流放到天涯海角的不毛之地。因为当时上医风平浪静,对老张的种种传言没有仼何反应。如果有人跳出来“炮打”,那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是自投罗网的反革命跳梁小丑。

但事实是一切仍旧风平浪静,似乎什么也沒发生。所以,在四十年后我仍得感谢医五《起宏图》战斗队一位姓邱的老兄。

《起宏图》是遵义兵团的骨干战斗队,我与他们较熟。当时我们与《起宏图》都“借住”在留学生宿舍三楼,常有往来。邱兄就住在我隔壁房间。他是福建人,智足多谋,性格温和恢谐,是《起宏图》的笔杆子。那晚,他随意推开我们的房门,进来串门,自然一眼就见到了摊在床上的这二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他漫不经心地看了几眼,神色沉稳地对我们说了这么一句话:“成,不是你们的功劳;败,就是你们的罪孽了。”。接着他笑着又说了一句:“我什么也不知道,没看见。”随手关上门走了。顿时,我与王雁飞面面相觑,脑袋似乎忽然清醒了不少。我说,看看形势再说。王也同意,随手把大字报塞到床铺的垫褥下。

果然,一天后形势就大变,朱锡琪被隔离审查,在市革会会议厅被批斗。军方李作鹏表态反对“炮打”。王洪文派出数千个工人冲进复旦撕光了“炮打”标语。大学生们闻风而逃,胡守钓逃之夭夭,下落不明。总之,“第二次炮打”倾刻土崩瓦解。

1968年“4.12”第二次炮打,来势汹涌,卷入这次炮打的人很多,卷入的背景也比第一次炮打复杂得多。各人的动机可用“各怀鬼胎”来形容。就我本人而言,只是想报一箭之仇。“炮打”被迅速瓦解后,“始作俑者”即《文汇报》头头朱锡琪被批斗,但老毛一句“无事”,把他解脱,老張不敢狠整他,只不过把他貶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大约老毛对这个掀起“一月革命”夺权狂潮的领头羊朱锡琪有奌感情,竟然大发慈悲,宽恕了他。但是张春桥对参与这次炮打的其他人,是决不会轻饶的。

对于“炮打”形势的急转直下,我有一种侥幸脱逃的庆幸感。要不是邱兄的提醒,一定是麻烦大了。王雁飞赶紧在厕所里烧掉这二張大字报。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毁尸灭迹”了,但他忘掉从复旦返回上医时,因为精神极其亢奋,驰车进入校门大呼了一声“打倒張春桥”,正巧班内一位同学听到他的这一声“反动口号”。尽管他骑车飞驰而过,但该同学清楚地看到他神采飞扬的侧影。在两年后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王被揭发。我事先得知此消息,叮嘱他千万千万不要承认,一定矢口抵赖。因为仅一人举报可以赖掉。王进“学习班”后,对此事坚不认账。而揭发此事的同学也不愿当面对证,终于不了了之。这位举报者就是崇明人朱士超。


绑架孙蜀井案

记得是在1968年六月的一天清晨,几天未见面的王雁飞冲进寝室把我叫醒。他喜笑颜开地告诉我:孙蜀井已被抓起来隔离审查了,还要带我去看看。还有奌睡意蒙胧的我顿时兴奋得马上从床上坐起来。孙蜀井是“反联”的主要头目,当时是我们的死对头,对他恨之入骨。此人能言善辩,操着一口带有苏北腔的普通话,侃侃而谈,很能蠱惑人心。我至今仍然记得他在与我们辩论時额头上青筋怒張、唾沫横飞、捋袖露臂的恶狠狠样子。

对他的“隔离审查”我以前已有预感,因为我们一派的人已私下传闻要通过这次整“反革命小爬虫”,搞孙蜀井的材料。当时用刑讯取得“反革命罪证”易如反掌,据说从被隔离的“反动学生”口中已弄到涉及孙蜀井的材料。但此人毕竟是对立派主要头头,在市革会也有后台。就凭逼供信搞到的所谓反动言行,把他抓起来,恐怕沒这么容易。但想不到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他办了。

“轻而易举”,是听王雁飞告诉我“捉孙”的全过程后的感觉。这件事是请“雇佣兵”,即中山医院附属卫生学校的学生做成的,我们自己出面还没这个胆量。中山卫校这几个小子也确实心狠手辣,他们在半夜里敲开了孙的房门,把睡眼惺忪地来开门的孙蜀井迎头一棍子打昏,然后黑布口袋往他头上一套就搬上吉普车。前前后后不超过几分钟大功告成。被敲昏的孙蜀井根本没有反抗能力,手脚用绳子绑起来随人摆布。

但麻烦随之而来。与孙同屋的“反联”同学立即报告总部,并火速向上海市革会求援。我们一派的头头很快接到市教卫组电话,责令立即放人。头头们说不清楚此事,一推了之。于是市里马上就来人追查。绑架者闻讯后就把孙蜀井转移了。开这辆车的司机是我们一派的干将、校革会委员、赤卫军头目、复员军人、上医汽车班班长蒋才富,他亲自驾驶吉普车,带着中山卫校的几个学生和孙蜀井,趁茫茫夜色向市区方向逃窜。而市教卫组的汽车随后猛追。深夜马路上车少人稀,两辆汽车开足马力、你追我逃,犹如警匪片的场面。当然在这个年代我们还沒有什么“警匪片”概念,记得王雁飞用的是电影《渡江侦察记》里的敌追我逃的比喻。蒋才富也不愧当过多年共军司机,艺高胆大、智勇俱全,一个急转弯,把车停在思南路梧桐树下的浓荫里熄火,这样终于抛掉了紧追不舍的尾巴。然后笃悠悠地把车开到位于零陵路上的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离上医不远,早饭后王雁飞带我去精神病院看看孙蜀井。孙被关在院里的一间梯形教室内,看守他的是中山卫校的“雇佣兵”。快到教室门口時,王雁飞说他不便与他见面,沒进门。我见到孙蜀井,不禁吃了一惊,因为此位老兄真是“旧貌换新颜”,被打得鼻青脸肿,面颊上是一大片紫红色淤血,嘴唇肿胀得闭不上。此时此刻,我心底原先准备好的“大快人心”之感似乎浮不上来,反而有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

孙蜀井见到我,赶紧与我打招呼,他对我讲,实在被打得太厉害了。并从课桌下面拿出一只白色糖瓷碗,里面竟然是半小碗酱油汤一样的东西。他说,屁股打烂了,打烂了。小便都这样了,要化验一下。打得太厉害,太厉害。我说好象是肌红蛋白尿吧。此情此景,怜悯已多于仇恨。我也无话可说,在里面呆了不到二分钟,临走时我对孙蜀井讲了一句:要多喝奌水。 凡学医的都知道,肌肉组织大量坏死造成的肌红蛋白尿,要防止肌红蛋白在肾小管中沉积堵塞,最简单的方法是大量饮水,稀释其浓度。后来我问过王雁飞,他说孙蜀井不肯交待,被专案组打了。一个星期后孙被放了出来,王雁飞讲:市教卫组一定要我们放人,如再不放,他们要捉肖继武。拖几天是为了搞到孙的交待材料,另外让他身上、脸上的伤也退些。否则放出去的样子不好看。由此看来,王是非常了解内情,可能参与此案,但他闪烁其辞,一直未讲详情。在一年多后,工宣队清查此案,特地给他办了“学习班”。

他从“学习班”出来后,对我讲:此事是医一井岗山搞的,这个战斗队是遵义兵团麾下最活跃的组织。绑架孙蜀井是他们一手策划的,“雇佣兵”也是他们叫来的。捉到孙蜀井后,当夜他们就请他吃了一顿“百鸡宴”,百鸡宴一词源于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实际上是用鞭子抽了孙蜀井屁股“一百次”,上海话称“一百记”,即“百鸡宴”。孙的头上蒙了黑头套,被绑手脚,仼凭大家摆布。这“一百记”是几个人轮流打的,每人猛抽几十鞭,打得他嗷嗷乱叫。屁股被打得严重淤血。

后来,孙蜀井对清查此案的工宣队员说,打的人不少,但打手们都不吭声,不知道是谁。他只听到王雁飞讲过一句话,被他认定了。因此,王雁飞只好承认自己动手打人,但他始终承认只是自己一人所为,全是自己一人所干。其实王戌元、李忠民、黄宗镛、卢亦成都动手了,但孙蜀井不知道。由于王在此事上很讲义气,大包大揽,井岗山的弟兄们很感激他。

我当时对王雁飞讲过:这样搞孙蜀井是没用的,以后肯定会翻案。果然如此,孙很聪明,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交待了一大堆“反动言行”,同时抄了一份,塞在内裤裤带内。以此证明这是“逼供信”的交待。后来在工宣队主持的“控诉”大会上,他声泪俱下地控诉了被绑架的七天七夜。

这个绑架案使对立派的同学非常愤怒,我们非常理亏,非常被动。尤其是伤痕累累的孙蜀井被放出来后,市革会来人慰问,对我们一派头头严辞斥责,弄得头头们灰头土脸。但是“医一井岗山”是兵团的铁杆,对他们根本无法处理。直至工宣队进校后,对涉案人员办了“学习班”,但最后仍草草了事。

可以说,自红革会垮台后,据我自己的了解,我觉得上医的派性之战是上海高校中最激烈的,关键是在于一个不合格的“权力机构”造成了势均力敌的两派长期的内战。我们一派居然把对立派最主要头头绑架、拘禁、拷打、诬构罪名,这确实是太过分。即使在文革这个野蛮年代,也有所谓游戏规则,即所谓“毛主席教导我们……”,但孙蜀井绑架案太离谱,己打破了这个规则的底线,一些造反派的权力欲己膨胀到极点。这种为所欲为,只能解释为对权力的极度渴望,一种徒劳的渴望。尽管上医“革委会”始终不被上下认可,但我们仍一意孤行,发号施令。这是我们干的一件非常愚蠢的事,也长期把自己置于很被动很尴尬的地位。

对这种权力欲的真正认识,我是几年后看到老毛在1971年与斯诺的谈话才有所思。其中老毛有句惊世骇俗的名言,他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据说此俚语还难倒了翻译。文革到了那一年,老毛己感到稳操胜券。他所向披靡,打倒刘少奇,肅清了各路诸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肆意妄为,自我感觉好极了。这句“无法无天”,露尽在“革命”口号下的一切谎言,所谓崇高的理想,正义的追求都不过是“无法无天”的借口。在发动文革的前前后后,老毛用尽计谋,确实把自己推向最后的辉煌,到达权力的顶峰,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老毛一生对权力孜孜以求,他纵横捭阖,精于权术。但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肃何”,最后自身也毁于对权力的追求。他妄图永远留在权力顶峰,永远万万岁,最后居然千方百计把自己亲手捧出的、但己没有利用价值的“副统帅”也逼上绝路,自己也从辉煌跌入幻灭,使文革理论和实践终于走向破产。

内战中,我自始自终维护着派别的利益,明知这个缺乏权威的“革委会”早晚会寿终正寝,但仍希望它混一天算一天,和平过渡到一个真正有效的权力机构。但我不能理解和认同“同一战壕”里的造反派对权力的饥渴和不择手段的追求,对权力的追求使人失去理智,甚至于失去人性。文革内战中二派之间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比比皆是,无数丑恶与堕落,乃至滥杀无辜,都源于此。实质上,在内战中我们为权力所做的博弈,往往就是高层政客们你死我活、勾心斗角的翻版,其手法如出一辙。


王雁飞亦被绑架

积极策划绑架孙蜀井的王雁飞想不到自己不久后会被别人绑架,而且险些残废。对这件事知晓的人不多,现在回忆起此事,觉到甚有意思,值得一谈。

此事的背景是内战中校园秩序的极度混乱,极无安全感。如曾发生过深夜有不良男子
闯入女生宿舍,妄图不轨。女生发觉后,群起攻之。此人落荒而逃,众女生紧追不舍。后来女生们居然闯进男生宿舍来搜捕“犯罪嫌疑人”。她们毫无顾忌、毫不避嫌,砰砰地使劲敲门,冲入男寝室把蚊帐挨个掀开,细察嫌疑人是否躲在里面。据说此举曾使一些裸睡的男生狼狈不已。当然医学院的女生早已从解剖学上熟悉了男人身体,如果我们不幸被“走光”,她们也决不会感到好奇。不过第二天就有一些好笑的传闻,如某某男生身体被如何曝露,被女生看见过那个“东西”。

对上医校园明目张胆的威胁来自于附近的一所“钢铁中专”。这是一所培养钢铁技工的学校,学生都是未来的工人阶级。他们个个体魄强壮、生猛慓悍,特别擅长于舞刀弄枪。在这个“放假闹革命”的形势中,他们造了老师的反,成了学校的主人。以后无所事事,就四处闲逛,惹事生非。上医是他们最容易欺凌的对象。

那个时期,上医学生饭厅每星期都放电影。文革期间文化生活极其匱乏,这些革命样扳戏、老毛检阅红卫兵以及关于西哈努克的纪录片、阿尔巴尼亚的破烂电影等都成了大众的无可选择的消遣。这些钢铁技校的学生常来上医光顾,成了这些消遣的座上客。终于其中一些不讲秩序、大声喧哗的小流氓们引起我们反感。上医“革委会”虽然沒有权威,但此时也得要发挥一下权力机构的职能。在它的安排下,逢放电影时日,组织一些男同学到后门口执勤,阻止外校人员进门。但想不到这个举措的结果是引起钢校小流氓们强烈反弹。我们的执勤男生大败而归,我目击了这耻辱的一幕。

那晚,正好让我们年级男生去值勤,被选中者多为体格健壮、人高马大者。他们头带柳条安全帽,手执铁制长矛,雄纠纠、气昂昂。不久,钢校学生来了,我们的执勤男生就上去阻拦,不让他们进门。他们吵吵嚷嚷,非要进来。一番推搡之后,冲突升级。他们开始拳打脚踢,而我们的武士手执长矛后退躲闪。不一会,对方蜂拥而上,干脆缴下了武士手中的长矛。更有的武士把武器往地上一扔,拔腿就逃。我乃文弱书生,那晚仅是在后门口看热闹。一看大势不妙,就赶紧侧身躲在大字报栏后。只见一个钢校小流氓捡起地上的长矛,紧追上来。看看追不上,就索性把长矛如持标枪,使劲向远处扔去。我见到一根长矛在夜色中划过,作抛物线运行后,矛尖重重地戳到水门汀上,溅起一串火星。“好险!”我不由吃了一惊,因为在这根落地长矛前面跑得飞快的是我们宿舍的贝渝戈同学。他是校棒球队的,此刻逃命的速度应超过比赛时跑垒了。
大败归来的男生纷纷逃回寝室,不敢再出去。我们叽笑他们一触即溃、不战而逃。不过他们的解释很有说服力:长矛只能示威,吓唬一下对方,不可戳人。因为从人体解剖上讲,处处是血官神经内脏等要害之处,沒有可以安全下手的地方。所以学医的人确实下不了狠心,当不了杀手。此番大败后,据说头头们曾经去请中山卫校的男生当雇佣兵。但他们一听对方是钢校学生,立即婉拒。因为自知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那晚,王雁飞被钢校的小流氓捉走。他一夜未归,我以为他回家了。想不到令我大吃一惊的是,第二天下午他鼻青眼肿地回到寝室,模样极其狼狈。他不断用冷水毛巾敷着脸颊上的受伤部位,一边喃喃怒骂。他说:昨晚去后门口看到钢校学生要往里冲,虽然他不是值勤的,但上去喝斥他们。谁知这几个小流氓将他当胸一把揪住,从人丛中拉出,劈头盖脸痛打,并把他双臂反扣,推着押到钢校关了一夜。在那里又遭一顿恶打。在被绑架往钢校去的路上,右侧臀部被一根长矛猛戳,幸好后裤袋有只皮夹,挡住了尖尖的长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见到了那只几乎遭受“贯通伤”的皮夹,沒有它,这个部位的坐骨神经要严重受损,下半辈子很可能瘸腿了。

王被绑架当了大半天俘虏,白白遭了顿毒打,虽然被放回来,但心头和肉体一样伤痛。对这个屈辱他决意报仇。好几天他足不出户,让我给他去食堂打饭菜,外界很少有人知道他被“吃生活”。我听到他一直喃喃自语:“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伤好以后,他做了一只大弹弓,用铁螺栓作为子弹,伺机报复。过了好些天,机会终于来了。
那夜他气喘吁吁地匆匆跑回寝室,立即把门关上,得意地说,行了!原来,那晚大饭厅放电影,又来了不少钢校学生,站在饭厅最后面。王雁飞躡手躡足跟随着他们。正当那帮家伙看得津津有味时,王在黑暗中用弹弓在离其中一个小子的脑袋不到一尺处,猛然间袭击。这颗直径达二公分的螺栓一下子把此人击倒在地。在混乱中王雁飞逃之天天。据说当夜钢校学生在上医校园内到处搜索,敲开了不少寝室房门,也未能找到凶手。最后也只能含恨而归。被击中的那个小子估计伤得不会轻,据王称,此人还沒来得及叫出一声就砰然倒地。看来至少该是颅骨凹陷性骨折,甚至会颅内血肿。

大李的悲剧

大李(李清善)是我大学生活中最诚挚的好友。他为人坦诚、待人热情,性格开朗幽默,老成持重,在同学中颇有威望,“大一”时还当过班长。文革开始后,因为我们观点相同,关系更密切。我第二次赴京穿*》《连,就是与他和赵鑫泉同行的。后来,我、大李、王雁飞一起还策划成立了《挚天柱战斗队》,一起下厂支援工人造反队。后来,兵团总部颇看重他的活动能力,把他调去跑与外单位的联络工作,难得与他见面。造反派的内战开始后,一开始他当然也是积极参与,但不久就厌倦了。悲剧也开始在此时,因为他参加了学校治保组,即“上医文化革命保卫小组”,简称“文保组”。

其实“文保组”是在徐汇区公安局支持下成立的,是个合法组织,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校园治安。此时正是1967年的夏天,是文革中武斗最激烈,形势最动荡的时刻。社会秩序非常糟,各种各样的造反组织多如牛毛、良莠不齐,各组织之间相互打砸抢是家常便饭。学校周边地区也经常有刑事案件。文革期间,上医校门向全社会洞开,不管什么人都可随便出入,小偷小摸时常发生。“文保组”就是在这样混乱不堪的形势下诞生的。

“文保组”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群众治安组织,同学自愿接受擒拿格斗训练,自愿担任护校的工作,没有分文报酬。记得经常参加“文保组”活动的除大李,还有医三的陶晋明、医五的马某(外号马大哈。)等五个人,还养了一条大狼狗。他们与公安局(当时称“公革会”)的一些警察混得很熟。

同年10月份,卫生系出了件丑事:系办公室主任于晨在菜场对妇女耍流氓,当场被受辱妇女发现,抓住后被群众痛打并扭送到派出所。因为这是一般治安案件,民警通知单位将他领回去教育。校“文保组”出面将于晨带回学校后,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对他进行残酷的欧打。几个人轮番拳打脚踢,打翻在地后拎起来再打。在奄奄一息时,大李将他摔了一个大揹包,他的头部猛然撞击地面,顿时失去知觉。此时,几个人有点慌张,马大哈把他眼皮翻开,看了下瞳孔,称“没事”。一会儿于晨醒了过来,随后被黄鱼车拉回家。不久再次昏迷,并严重呕吐。实际上这正是“硬脑膜外血肿”的典型症状,即所谓“中间清醒期”表现。待急送中山医院抢救,己告不治。文革时,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被活活打死总得给个说法。区公安局与上医文保组关系虽好,但也得处理此事。不过这也是在一个多月后。

一天晚上,徐汇区公安局来了几辆吉普车,分头把几个嫌疑人带进拘留所。,包括大李在内,一共有四个人。捉人是静悄悄的,一点也不声張。大约半年后,陶晋明等三位被放了出来,据称是“教育释放”。大李则仍被关着,因为导致于晨死亡的“最后一击”是大李所为,据说要判刑。被放出来的三位吃了半年官司,每人都掉了几十斤膘,瘦了一大圈,个个脸色苍白,原先的“熊腰虎背”变成瘦骨伶仃,可见拘留所的日子不好过。

又过了一年,大李终于重新回校。这大约是在工宣队进校大半年后。在学生饭厅为此事特地召开的全校师生大会上,大李被一位“公检法”带到台上,他显得十分苍白而消瘦,戴着手铐垂首而立。这是我在一年多后第一次见到他,目睹他的憔悴和虚弱,我心中十分难过。但当我听到“判决书”的开首唸的是一段有关对犯错误的人给出路的毛语录,我的心似乎不太紧张了。从卷首的毛语录就可完全揣摩到下文的观点、倾向和意图,这是文革八股文的特点。果然,尽管人命关天,但判决书口气平和,以“意外失手伤人”定罪,并以“认罪态度良好”宽大。结论是“判刑二年,缓刑一年”。这是最轻的判处了。随即大李被解除手铐,宣布当众釋放。大李举臂有气无力地呼叫两声“毛主席万岁”,匆匆走回后台。

真是“皇恩浩荡”!在那个独特的年代,一切都史无前例,包括“人命关天”的传统概念,也被革命洪流荡涤得一干二净。文革初期成千上万的所谓“黑五类”,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口号下被活活打死,有的甚至被灭门,这些弥天大罪却被老毛一句“好人打坏人活该,以后不要打。”轻轻放过,杀人凶手至今无处可觅。长期来,大李对自己的自责很深,后来他屡屡对我提及对此事的悔疚,并不忌讳。他非常悔恨自己的狂热、无知、鲁莽。我觉得他的忏悔是真诚的,出自于内心。

毕业十年后,上医清查文革“三种人”,重祘旧帐,把大李的犯案前科材料以及必须重新给予严厉处分的要求,以上海市委办公厅文件发至他的工作单位,这使得他被免职,并下放至基层一年。后来由于他突出的工作表现及低调的处世为人, 不久又官复原职,还被提拔至咸阳市环保研究所副所长。

被以缓刑名义釋放的大李,重获自由后身体很快复原。在拘留所感染的肺结核也慢慢痊愈。由于出狱后胃口好得惊人,他在第一个月体重竟然增加二十几斤。记得他刚回上医的第一顿晚餐,我按常规为他买了四两饭菜,他如风卷残云,几大口就吞下肚。我赶忙又买四两,又是一分钟报销掉。他意犹未尽,不好意思地看着我。我怕他一下子吃多了急性胃扩张,不敢再买饭菜。谁知在次日早上五点,天还没亮,他就起床到校外的小吃店,连吃了八根油条,五只大肉包,二大碗粥。把老板惊得目瞪口呆。据大李说,他在牢中和难兄难弟们最常谈论的是上海滩上的各种小吃,用意淫进行着“精神会餐”。还讨论着“放出去后第一顿吃什么?如何吃?”他对牢中生活的观察得很细致,描述极为生动,也非常深刻,他自称“坐牢一年半,胜读十年书”。

顾履冰这个人

关于顾履冰,其实我并不是非常了解,可能此人是永远难以彻底了解的。但是至少从已了解的方面而言,令人厌恶,這也是班内很多同学,尤其是女生们的共同感觉。因为她们对顾履冰比较了解。

顾履冰算得上“老造反”之列。1966年9月底遵义兵团刚成立之际,她也拉起一支队伍,不过“四、五个人,七、八条枪”,而且都是外系同学,号祘“八.一八兵团”,当然她是兵团头头。那时我对班内女生非常不熟悉,对她更陌生,对她這个“横空出世”的造反司令有奌意外。她就是在造反之后第一次很热络地向我打招呼的,称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以往我们从未讲过一句话。从她的方言,知道她是江苏启东人。

奇怪的是在校内很难得觅见她的“八.一八兵团”的踪迹。校内的大大小小“革命行动”中都看不到她的身影。大约是她不屑于上医这一块小天地,更多的热情是投向大社会大江湖。她热衷于参加社会活动,因为我经常在一些来自于五湖四海的几十亇造反组织的“联合声明”里,看到这个上医“八.一八兵团”跻身于中。有次在校内偶遇到她,寒暄几句后,她就滔滔不绝大谈在某月某日“主持”了华东地区几十个造反派组织的联合批斗大会,自己还在大会上“讲了一个多钟头”。当时真是令我刮目相看:“这个女人不寻常!”------此处不禁要借用《沙家滨》中刁德一的一句台词。也许,顾的志向更远大,比“阿庆嫂”还要厉害。

后来“复课闹革命”,也见不到她来上课。她仍然一直忙于校外的“革命工作”。不过我从来不关心她的行踪,倒是她碰到我后,会十分主动地介绍自己最近如何忙碌,与某位大人物见过面等等。

“这个女人爱出风头”---这是我后来的感觉,感到她太热衷于开大会,搞交际,与各种头面人物往来。对权力、名气的追逐过于痴迷。我对她的志趣甚为不屑。那时,已有越来越多的人看破红尘,开始远离政治,热心于上课读书。大家对顾履冰的作为都很不以为然,在女生中她的人缘更差些。因此在班内几乎没人会搭理她,非常孤立。

1968年“4.12”第二次炮打被迅速瓦解后,市革会一直在追查“炮打”的参与者。我认为,顾当时也是参与炮打活动的。由于证据确实,在清查“5.16”时,她为此被开“学习班”审查,受到批判。据说在文革后,她以此为政治资本,到处表白自己如何一贯“反张”,如何“炮打”。似乎成了反“四人帮”的功臣。

但问题并非那么单纯,在“第二次炮打”失败后,她居然向政府当局揭发遵义兵团的头头曹龙海、厐其扬参与“炮打”。 此二人是否参与,我并不了解,但对于顾的举报,对这种阴险的出卖行为我是十分愤慨的。对她而言,所谓政治是非只不过是手中用于博弈的一張牌,投机是她所谓政治活动的实质。

“这个女人太投机”-----于是一怒之下,我动笔写了一張声讨她的大字报,直斥她“一张油嘴,三寸不烂之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她好一顿臭骂。

这里值得提上一笔的是,我曾目睹有人在这张大字报前冒雨抄录,我当时还以为此人是顾的心腹。令我惊奇的是,两年后在工宣队组织的对她“5.16”问题的揭批大会上,徐世祥的批判发言中,竟然“抄袭”了我的这张大字报相当多的原文。此时我才相信,我们的一举一动,包括造反派之间的内战,一直在当局的眼皮底下受监视。

大学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1985年后听说她通过一港商介绍去了美国学习。又过了好些年,在2007年9月底的上医校友会上,见到了许多阔别三十多年的老同学,也包括顾履冰此人。她既老又胖更丑,虽然在美国吃了二十多年西餐面包,也早已改换门庭,加入了美国籍,但样子仍象中囯农村的老大娘。更令人奇怪的是,仍是那样大声喳喳呼呼,与四十年前一模一样。她见到我,主动与我握了手,甚为热情地与我打招呼。此时我心中倒有些愧赧:此个女人有些雅量,似乎不在乎当年我如何骂她。大家彼此既往不咎,和为贵吧。

但是看来我是忘掉了先辈对人性的观察中,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之说,以此对照顾履冰此人,真是精辟之极!后来她给大家发来的e-mail,用居高临下的口吻自吹自擂,牛皮哄哄的口气,就如在大会上做总结报告,十分恶心,典型的文革遗风,令我极其反感。我立即把该邮件删进垃圾箱。想不到在几个月后她又向众同学发来一封更为恶心的邮件。除继续更加肆无忌惮的自我吹捧外,还标榜自己如何如何“爱国”等等。我看这个女人是无可救药了。又是在一怒之下,给她一封回信,并同时把此回信发给
各位同学:

致顾履冰:

看到你发来的信,多年来己没有看到过如此丑陋的文字了,浅薄、虚伪、自吹自擂。你能老老实实地在实验室替老板打工,挣点美元,有只稳定的饭碗,这很好,但是没必要上纲上线到“爱国”的高度,也不会有人欣赏你的这个高度。这种文革的作派实在令人恶心。文革己过去四十多年,你的这类文字又勾起大家对你的旧事的不愉快的回忆,拜托你以后不要再用这种东西弄坏大家过年的好心情。

你的同学姚定方 牛年初六

果然让她难受了。第二天顾打电话给我,她报了自己名字后,问我是否姚定方,我称是,并随即挂断了电话。我根本不愿与她讲话。过一会,她发来电邮,泼口大骂,说我“不敢接电话”。居然还称自己为当地的“侨领”,组织过甚么甚么活动,回大陆受中央领导接见,吃过国宴,颁过奖状,并有几张与韩启德(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上医68届学生)合影照片为证。真是典型的拉大旗作虎皮。她还称自己在文革中“反对四人帮”,已被文革后的市政府“平反”云云。我立即复信,仅仅是八个字:“一生投机,不屑对话”,挂在她邮箱的“主题”栏上,让她一目了然。记得顾履冰写给我的信的最后一句是“从此断交”,我倒是要谢谢她了, 因为从此本人耳根清净。

我平生与她无个人恩怨,但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权力欲及虚荣心极旺的人,尤其是女人。而且此人又极粗俗、浅薄、狂妄、投机。这种文革作派几十年没有丝毫收敛,反而更張狂。我看她是“死不悔改”了。也许我对这样的人不够宽容,不过我过于梗直的脾气也难攺,要让她知道我不想当她的听众,更不是她的朋友。

参与政治,最要紧的是要有正直的人格。有这样的品格,不论所谓对与错,都是光明磊落,受人敬重。何况历史己不断证明,政治上没有永恒的是非。有同学称她象“政客”,我看她是个微不足道的角色,把她称为“政客”,她还不够格。

说穿了,顾履冰所谓“爱国”不过是趋炎附势,那是文革时留下的老毛病。因为有“领导接见”,能“吃国宴”“拍合影”“受奖状”,受宠若惊,溢于言表。

至于顾履冰标榜的所谓“爱国”,我是十分不屑。她早已成“美国佬”。我原想把她“改换门庭”时,面对美国国旗,曾经信誓旦旦地朗诵过的入籍宣誓发给她,请她重温庄严的誓言-------

I hereby declare, on oath, that I absolutely and entirely renounce and abjure all allegiance and fidelity to any foreign prince, potentate, state, or sovereignty of whom or which I have heretofore been a subject or citizen; that I will suppor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gainst all enemies, foreign and domestic; that I will bear true faith and allegiance to the same; that I will bear arms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when required by the law; that I will perform noncombatant service in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en required by the law; that I will perform work of national importance under civilian direction when required by the law; and that I take this obligation freely without any mental reservation or purpose of evasion; so help me God.
    参考译文:
    我宣誓:我完全彻底断绝并彻底放弃对我迄今为止所隶属或作为其公民的任何外国王子、当权者、国家或君主的效忠和忠诚;我将支持和扞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反对国内外一切敌人;我将信念坚定,忠诚不渝;我将根据法律要求为美国拿起武器;我将根据法律要求在美国武装部队中执行非作战服务;我将根据法律要求,在文职政府领导下从事对国家具有重要性的工作。我自愿承担这一义务,毫无保留,决不逃避。帮助我吧,上帝!

后来想想不必了。

从这里也引申出对“爱国”二字的深入探讨。国者:祖国,国家,二者并非同一概念,不能等同。

祖国乃是故土故乡,是生我养我之地,是我落叶归根之处;國家是是官员,是权力,是体制,说到底,祖国是母亲,国家是公仆。祖国上下五千年,国家仅一甲子年。
对祖国,如同对待母亲,对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毋论贫富,我不可能不爱。

对国家,目睹官员腐败、公权滥用、贫富悬殊、道德衰败、民怨沸腾,有发展,缺公平。如不改革,对这样的不甚称职的公仆,难说一声喜欢。

但不管怎样,我与顾履冰的“内战”,总算划上了句号。


第六篇 工宣队进校之一-----对抗篇

这儿引用文革中被看得烂熟的电影《地道战》中一句著名台词:“鬼子进村了!”。以此表白我对工宣队进校曾有过的愤懣心情。

大历史背景是:1968年7月27日,老毛派工宣队进驻清华,终结了红卫兵时代。两年前曾被他老人家宠爱有加的红卫兵被一脚踢出历史舞台。我曾看过那一夜中共最高层全体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的全记录,这是在场的当事人所写。其中精彩的有:“蒯大富一头扑进毛泽东怀里,纵情哭诉:主席救我!主席救我!”。老毛“恨铁不成钢”而“老泪纵横”,还对手下称:“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此时江青“抽泣得几乎失声痛哭”。但是不久后,包括老蒯在内的五大学生领袖统统成了阶下囚。历史学家都认为,毛的这次召见谈话之后,文革群众运动开始徐徐落下它沉重的历史帷幕。群众组织全面失落、衰败、瓦解和消退。以群众运动为主体的文革第一阶段(1966年6月至1968年底)作为文革中最激烈疯狂和动荡的阶段趋于结朿。红卫兵失宠,退出了历史舞台。

与此同时,工宣队被老毛高举到“领导一切”的地位,就如他老人家两年前褒扬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当我读到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读到他把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曾在文革初期为老毛冲锋陷阵的“小将们”,称为“独立王国”的公民,貶得一文不值,必须由工人阶级来改造灵魂。我心想的是:一切都完了!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兔死狗烹,作为走狗,作为一种专制统治的政治工具,已没有利用价值,作恶多端的红卫兵运动被抛弃是历史必然。我不服气的是,老毛用所谓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制造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现实;用文革中“拉一派打一派”的惯用伎俩,实现他的战略布署,对中囯社会的上层建筑,对知识分子进行全面的控制。

把人群分为三、六、九等,是古今中外的专制社会的做法。一个民主社会,各个社会成员和阶层应该是平等的,不应该有某某阶层是“领导阶级”之说,更不应该把某些阶层作为打击、镇压对象。以贫富论贵贱;用所谓阶级利益,鼓吹阶级斗争,离间社会群体,激化社会矛盾,从来就是专制政治“借刀杀人、分而治之”的统治手法。老毛一向以底层民众的“代表”自居,姿意妄为。与他政见相左的同僚,对他专制不满的百姓,就是“反动阶级及其党内代理人”,必然难逃被斗争、被打倒的厄运。他制造的灾难都是假他人之手,拉一派打一派。文革乃是这种谋略的经典之作。

8月中旬,工宣队也进驻上医,浩浩荡荡,挥舞着语录,高呼着“万岁”,神气活现地开进来了。学校所有部门都被他们接管。学校两派组织的头头一律靠边站,大权旁落。吵了一年半的权力之争,顿时烟飞灰灭。

工宣队员的人数竟多达3500余人,几乎与我们学生一比一。因为老毛从来是喜欢“人海战术”的。刚开始进驻我们班级的工宣队员曾多达三十人。学生寝室挤不下,他们就睡在教室里。复课也停止了,在医院实习的学生一律回校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大会中会小会连轴转,几十个“工宣队员”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开会”,虎视眈眈,监视着我们一言一行,气氛极其压抑。

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法跟着用上了。工宣队进校后没几天,就用紧急戒严的办法再给我们下马威。一天中午午餐时,广播喇叭突然宣布紧急命令:所有师生“原地待命”不准走动。工宣队要“突击检查武斗工具及反动宣传品”。这是全市高校统一布署的“革命行动”。于是我们大多数人只好乖乖地待在饭厅,仼凭工人们对我们的书桌、床铺、皮箱等采取“抄家”式的“革命行动”。这次抄家很彻底,抽屉的锁被敲掉,笔记本也被翻看。经历过这两年红色恐怖滋味的同学早已不敢记日记,使他们一无所获,找不到什么“反动日记”和“黑材料”。但这次大规模“革命行动”成果还是有一些的。譬如有对年轻教师夫妇自拍的性爱照片被缴获,使工宣队员们津津乐道。他们在某些学生宿舍抄到自装的矿石收音机,能听到短波,即被认定是“偷听敌台”的工具,立即被没收。物主则被警告,听候发落。在学生宿舍床底下找到几根木棍被认作“武斗工具”。至于抄出来的“封资修”小说数量不少,是这次“革命行动”最主要的战利品。据说有抄到《红楼梦》,欲将其没收。同学争辨称“这本书毛主席读过好多遍。”工人一听立即称“好书好书”,马上奉还。

这次突然袭击,工宣队没捞到什么稻草。但对学生情感上的震撼是巨大的,抄家居然抄到我们头上来了,这一口气难以咽下,因此与他们的对立情绪日益明显。对于一些大字没识多少,狐假虎威、尾巴翘得很高的工人,我是鄙夷不屑的。在國棉十三厂我近距离地接触过工人,领导指挥过他们,有什么了不起!我对他们冷面相对,开会拒不发言。班内其他同学也是如此,因此讨论会上常是一片沉默,常使主持会议的肖达荣很尴尬。对付这些“领导阶级”,沉默是最好的武器,这使坐在四周,团团围困住我们的几十个工宣队员无可奈何。这样无形的对抗真是浪费时间,几小时对峙后,宣布散会才使双方都松口气。我对工宣队包围我们的“人海战术”极为反感。这对我们学生的权利和尊严都是莫大的侮辱。

工宣队也很会玩花样。记得进校后不久,搞了次“吃忆苦饭”,其场面令人大开眼界,也哭笑不得。

“忆苦饭”是文革的特产之一。为了让知识分子心悦诚服地接受所谓改造,有人发明出种种“再教育”办法,“忆苦饭”是其中之一。如果将“忆苦饭”的意义上纲上线,应用此法的目的就是为了“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从而煽动“阶级仇恨”,唤起“阶级觉悟”。同时使知识分子,尤其是出身“剝削阶级”者,接受教育,贬低自己,老老实实地接受工人阶级领导。

该项发明与“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洗脑法一样,是专制统治下愚民政策的典范,实用性强,应用广泛。令人遗憾的是,曾流行极广的“忆苦饭”至今未被当局收进《辞海》,没有确切的官方定义,只能在民间传说中调侃。据本人体会,忆苦饭有各地特色,有不同配方。其品位有不同等级。当然,原则性是不可改变的,即粗糙难咽。凡是质地越粗糙,越难吞咽下肚,品位也越高,革命性也越强。这是大家的共识。

“吃忆苦饭”是我们人生头一回,大家都颇感好奇。每人自觉地从食堂的大饭桶中挖上一碗,当然沒有佐餐的菜。饭的颜色呈猪肝色, 略带淡黄颗粒,仿佛是病理学上的脂肪肝。从外观看颇为松软,热气腾腾,颇能勾起食欲。

此刻正是中午时分,大家饥肠辘辘,此时应该饥不择食。一大口进嘴,发现粗糙如沙,在口腔内用舌头来回搅拌,动员上下牙床及全部咀嚼肌,竟难以嚼烂。沒法子,只得提前进入吞咽程序,伸颈闭口、咬牙切齿,努力把饭团驱向食道,但实在无法下咽。看来加工不到位,无奈之下,只好用舌头把饭团重新送回口腔返工。折腾好一会,总算把它赶进食道。此时,对第二口忆苦饭己生惧意,而且己全无食欲。至此,我才明白忆苦饭之厉害-----这顿饭足足咀嚼了一个钟头,造成双侧咀嚼肌急性劳损,酸痛多日,让我终生忘不了这顿饭的苦头。“忆苦饭”-----真是名副其实。

为了配合这顿饭,广播喇叭里全程播放着哀乐般节奏的忆苦曲,如怨似泣:“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生产队里开大会,要把苦来申………”。工宣队员在饭厅内外来回巡视,严禁有人偷偷倒掉忆苦饭,当然也沒人敢于顶风作案。最难为一些娇生惯养的上海女生,慢吞吞地咀嚼着,愁容满面,愁肠百结,半天才咽下一小口饭。但更好笑的是有些人为了显示自己“阶级感情”之深厚,表现对忆苦饭之热爱,挖了满满一大碗,吃得苦不堪言,他们真是自讨苦吃了。

据我们的班的“忆苦思甜专业户”徐世祥说,他也从来沒吃过这种东西。我们探讨过这顿忆苦饭的配方,农村来的同学称这是一些沒经过细加工的高粱、玉米,可能还有其他粗杂粮成分。人一般不会去吃的,看来我们当了一回畜牲。一个工宣队员笑咪咪地问我们:吃得如何?一位同学回答极聪明:吃饱了。此乃标准答案。因为决不能讲:味道不错。这岂不是说旧社会的日子好过?这是立场错误。也不好讲:难吃。这岂不是吃不起苦。这是感情问题。这种“脑筋急转弯”的选择题很易犯“原则性”错误。

工宣队进校之二-----和解篇

工宣队接管学校的头几个月,为了显示能“领导一切”的魄力,永远领导学校。就如老毛所说的:“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担当起“改造和解放”知识分子的重仼。面临如此重大的历史责任,使刚进校的工宣队员神经高度紧张,仿佛踏进了“沦陷区”,面临“大染缸”。工宣队员上上下下都一本正经、面无表情,讲话小心翼翼,发言必读稿子,开口必称“毛主席教导我们”。

天降大任与斯人,关于工人的历史作用,马列经典鼓吹用他们的铁腕粉碎旧世界,开创新天地。借文革的东风,老毛更是将这个蓝领阶层置于全社会的巅峰。他当年发动“农村包围城市”的造反战争,需要农民支持;今日以城市为重点的文革,面临步履维艰,就得依靠人数众多的产业工人来决定胜负。

如同老毛在九十年前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曾给予贫苦农民以崇高的社会地位,许诺“耕者有其田”,借用农民之力量改朝换代。在文革中,产业工人“领导一切”的历史地位同样也是圣赐,并承诺他们要“永远占领上层建筑”。他们的“被强大”是阶级斗争的需要。但是,历史己证实,一旦离开了专制政治以及计划经济,这种“被强大”显得何等脆弱。

毛时代结束后,社会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产业工人淡出历史舞台,尽管他们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世界经济的繁荣作出重大贡献,使中国的GDP猛增,使全球各角落都充满“MADE IN CHINA”的价廉物美的商品,但他们的地位与文革相比,一落千丈。他们的命运掌握在国企私企大大小小的老板手中,仼凭摆布。随时可能被下岗失业,生存艰辛。他们不再是主旋律,不再是中流砥柱,日趋边缘化,沦为城镇弱势群体。旅美的上海画家陈丹青八十年代初赴美留学,2000年回大陆,他对上海的变迁,最深的体会之一,便是当年“强大的”产业工人看不见了,再也见不到弄堂里“很有魄力”的工人阶级进进出出。不可一世的工人老大哥被可怜兮兮的农民工代替,他们常常因被拖欠工资、被侵权、被欺凌而奔走呼号,他们是城市的边缘人群。

这样深刻的社会变迁不会发生在民主国家,在那里蓝领阶层社会地位是稳固的。因为有法律的公正保护,有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以及工人群体自身的高素质。一些西方国家的产业工人无比强悍,他们对政府发起的罢工,他们与资方的谈判,常令对手百般无奈、低声下气。正所谓“产业工人一声吼,政客老板抖三抖”。

四十年前的文革,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黄金时代,他们言必称“解放全人类”的豪言壮语,当然是包括西方世界在水深火热中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这些身不由己地被推上历史舞台的“领导阶级”成员,也明白自己底气不足,搞好大学的“斗批改”,谈何容易!

终于,大部分工宣队员撤走了,只留少许骨干。陆续从工厂里调来一批批干部,相对于早先进校的工人造反派,他们的文化水准及掌握政策的水平要高一些。与我们学生相处也做得较聪明,譬如能倾听、理解我们的意愿,不拘泥于形式,开会少了,自学多了,同学大多用自学时间看专业书。时间一长,双方高度绷紧的精神状态慢慢松弛下来,我们逐渐回复到原先的生活状态。

工宣队员态度也越来越温和,也与我们学生有较多的语言交流,我们与“师傅”们的关系也逐渐接近,随便开开玩笑,聊聊家常,不过莫谈国事。我慢慢发现,实际上他们始终对我们大学生有钦慕感。

这年年底,我被工宣队调去搞环境卫生教研室鲍老师自杀案的复查,领导我的是来自上海电机厂的工宣队员小钱师傅。他的年龄稍大我二岁,老成持重。开始我对他的身份有些戒心,与他相处时间长了,觉得他为人较坦诚,对我很友善,渐渐关系融洽。后来知道工总司常委,市革会常委兼组织部长金祖敏就出于该厂。这个上万人大厂的工人造反队是工总司的发起单位之一。但小钱对金祖敏此人并无好感。我原先以为金祖敏是“痞子”之类的造反派,而据小钱说:金祖敏十八岁入党,根正苗红,绝非流氓无产者。我问为何造反,而且对局势看得这么准,一举成名?他不愿回答,嘴角有着不屑的轻蔑。后来小钱告诉我,他自己原先是上海著名的保守组织“工人赤卫队”队员,也参加过“康平路事件”。他并不忌讳自己参加过上海最大的保皇组织,这一点反而令我感到他不是虚伪和张狂的,值得做朋友。言谈之中,他对一年多前被王洪文的“工总司”砸掉的“反动组织”上柴“联司”及“支联站”有莫大的同情。尤其对“支联站”头头陈卜昌非常钦佩,认为他“口才极好”“水平很高”。这些看法与我不谋而合,因为一年多前我也常到人民广场聆听陈卜昌的演讲。对上柴“联司”被砸事件(即所谓“8.4”行动)我们的观点一致,这似乎成为我们能推心置腹的切入点。

小钱是我接触过的工宣队员中比较有思想的一位。与他较熟以后,他时时流露出对造反派的鄙视,对王洪文、金祖敏等人飞黄腾达表示不屑和不解。他认为这些人“品质有问题”“手下都是地痞流氓”。他说现在天下大乱,那帮人谁知道能神气到哪天?

他也坦率承认沒上高中沒上大学是很遗憾的事,书读得太少,只能寄希望于儿子,不知道以后大学还是否招生?------不过他刚结婚,还没有孩子。他也神秘兮兮的问了我一些关于“性”方面知识,但我当时缺乏这方面理论上和实践经验,无法满足他。

四九年建国后,中共搞“群众运动”,几乎都是派遣“宣传队”“工作组”,用一部分人整另部分人,得心应手。如文革前规模最大的即是“四清工作组”。但是,以往“工作组”是临时的调研员,不是永久的佔领军;是为了“发动群众”,而不是“改造群众”;是平等的角色,不是颐指气使的太上皇。这是以往的“工作组”与这次的工宣队本质的区别。老毛从来就是蔑视知识分子的,最客气的做法就是利用,而根本目的在于改造。向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独立王国”派遣佔领军,是实现他追求的理想王国的宏愿之一。在他的乌托邦的终极理想中,沒有知识人的独立生存空间。

因为工宣队被赐予“领导一切”的桂冠,委以历史重任,但他们并无此等天赋的才智,没有这种领导能力。只会冲冲打打的造反派工人只能被调回工厂,重新派来的工厂里中上层干部大多是原来的保守派,许多人是从被打垮的“工人赤卫队”投诚过来的。这些人的思维仍是遵循了以往“老保”风格。因此他们很快就重祭“阶级路线”大旗,把原先学生中的班、团干部,把所谓出身好的保守派红卫兵重新起用,并委以重仼。象徐世祥、孙君雪又成了依靠对象,而造反派则被明显冷落。

我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强烈感慨,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一切都得任其自然。现在一切仿佛又重新回到文革前。但好在毕竟有过文革初期的教训经验,徐世祥等人学会了夾起尾巴做人,不再象以往那样趾高气扬,並没有给人“还乡团又回来了”的感觉。

对工宣队的所作所为,从刚开始的冷眼旁观,演变到后来与他们心平气和地相处,既是一种无奈和适应,同时也确实看到他们多少也干了一些得人心的好事。他们用几个月时间,就使困扰两派学生一年半的纷争得以平息。工宣队依靠强权政治建立的领导机构,恢复了学校平和的氛围。并且很快对于内战中制造的不少冤案(这些冤案基本上都是我们一派造成),进行复查和甄别,基本上全部翻案。当然这些平反是很不彻底的,也没有妥善的政策落实。一般仅仅是“恢复”了被打击的师生的名誉,对这些冤案的制造者未予追究。一些死亡䅁例的受害者在文革结束后才被彻底平反, 由于事隔多年,一直无法彻底弄清冤案的真相。

工宣队的“斗批改”无非是“炒冷饭”。他们把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揪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集中批斗几次。尽管规模宏大,我觉得仅仅是应付形势需要的作秀。譬如在批斗行为上没有升级,气氛温和,沒有火爆的氛围,与会者非常缺乏热情。

我印象中第一次批斗大会的规模颇大,校、系一级当权派及知名教授几乎全部到会。那天的大会在学生饭厅召开,几十个“牛鬼蛇神”被红卫兵押进会场。我也被派上这个差使。“分配”给我的“牛鬼蛇神”是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头,八十多岁模样,弯腰曲背。我从没见过此人,不认识。只见一个工宣队员给他挂上一块硬纸板,上面写着“反动祖师爷颜福庆”。我恍然大悟,他就是我从未谋过面,但大名如雷贯耳的上医创始人,真乃“祖始爷”也!我想不到竟然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他,而且还要由我这个红卫兵把他押进场。

我右手拎住他衣领,左手抓着他左臂,推着他,更恰切应是扶着他向前走。他身子很轻,轻到我不费什么劲就可让他向前挪步。他的元老级资历自然是要与党委书记王乐山、李静一作伴的,他们一起站在台上,颜福庆站在最旁边,其他“牛鬼蛇神”则都分排站于台前。

批斗大会开始了,押送“牛鬼蛇神”的同学都撤走,倒霉的是, 唯剩下我仍得站在台上陪着颜福庆。因为老头颤颤巍巍,站立不稳,我只得用力拎住他衣领,抓紧他左臂,支撑着他身体的平衡,否则他就会弯腰前倾倒下去。我想不到这个差使如此辛苦,一会儿就浑身冒汗、难以坚持。幸好此时,一名工宣队头头察觉到这些,他拿来一只椅子,让颜福庆坐上,并把挂在颈上的那块硬纸牌取下放在他身边,还叫来台下的颜福庆孙子,让这个大男孩站在他爷爷身边,以防老头跌倒。我总算被解放,赶紧逃下台来。说实话,我也特别不习惯在台上抛头露面,受到众目睽睽,非常尴尬和狼狈,仿佛自己也是登台示众的批斗对象。

那次体会颇深,这件小事让我觉到,在那样冷酷的政治氛围中,人性尚未泯灭,温情尚在。工宣队头头对“牛鬼蛇神”有这样的宽容心和人情味,是很难得的事。当然也可能这些工宣队头头自己曾有过挨批斗的经历。

正如工宣队员小钱所说的:最后掌权的,还是原先靠边站的干部,他们对受整挨批有切身感受切肤之痛,做事不会太绝。这些话只说对一半。也许他们对被打倒的当权派有同病相怜之感, 对素无怨仇的学生也不想太为难。但是对加害过自己的造反派,绝不会轻饶。文革中一幕幕争斗就是怨怨相报,充满了仇恨。

对这样的“斗批改”,这样炒“冷饭”,我们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去医院实习,工宣队颇为通情达理,滿足了大家继续“复课闹革命”的要求。我们再次脱离运动,身心极其轻松愉快。


第八篇 恐惧的“一打三反运动

狂飙再起

但好景不长,到了1969年年底,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我们又被叫回学校参加运动。所谓一打三反,指的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投机倒把、舗张浪费”。其实要害问题在于“打击现行反革命”。四十年过去,一些经历过那场杀气腾腾的运动的人,大多不知道“三反”是何物,至于对“一打”的凶悍,则刻骨铭心。

一打三反运动如火如荼,上面重新派了个工宣队员来领导我班。此人就是小张。他的年龄与我们相仿,性格内敛,非常难以接近。而且城府颇深,不动声色、寡言少语。他的每次讲话,居然从来都是先在笔记本上写好草稿,然后一字一句象小学生一样认真宣读,从没有即兴发挥的言谈。可见谨慎之极。当然,这样的会,本身也是乏味之极。

大家都了解这次运动非同寻常,不是以往的“揪小爬虫”,而是对参加过文革的学生的总清算。1966年8月中共关于文革的“十六条”中,有“不准秋后算帐”一说,但所谓政策,颠三倒四,说管说,做管做,一向如此。当然,“秋后算帐”主要为了整肃造反派,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事实也证明,经过这次“一打三反”,基本上做到了把文革早期激进的造反派全面清洗。

大会动员,中会发动,小会揭发。面对面,背靠背,层层深挖。为了查查有否“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言行,更要深挖身边有否反动组织“516”兵团。

到处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反戈一击有功,顽抗倒底,死路一条。”的标语-----这是我们太熟悉的口号,以前是对付“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现在却是针对学生的,使我们触目惊心。运动的策略是“先礼后兵”,讲政策、打招呼在先,各人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个个须表态发言,人人都要过关,与“516”划清界线。然后是动员大家揭发周边坏人坏事。

现在消遥派的日子最好过,悠然自得,不必担惊受怕。最惶惶然的是造反派,得细心思量平时有否讲过“不三不四”的话,有无把柄落到他人手中。王雁飞、顾履冰被办了学习班;失手打死人的大李,出獄后因肺结核未痊愈,承蒙工宣队宽容,照顾大李在三号宿舍专辟一间空房疗养。这次也被揪出来批斗。在肖达荣唆使下,工宣队小張非要让我也上去表态批判大李,面对垂首而立的好友,我只得说了几句表示“划清界线”的违心之言。肖达荣的批判发言声嘶力竭,恶狠狠地称李清善“十恶不赦”,这番胡言乱语令同学们愕然。真是上纲到天上去了。我对肖恨之入骨。

白天被办“学习班”的王雁飞,晚间溜出来与我在暗处沟通,交换“情报”,商量对策。尽管有人揭发王参与第二次“砲打”,呼“反动口号”。,但我己从工宣队处打听到告密者是“崇明蟹”朱士超。此人胆小,我料他不敢当面指证。于是王“理直气壮”地则要求与揭发人对证,果然朱不愿,此事也没法定案,王逃脱了一劫。他虽然参与策划绑架孙蜀井,还把孙屁股打烂,但主动承担主要责仼,作深刻检查之后被重轻发落,没有对他召开专场批判会。而顾履冰因矢口抵赖“炮打”,被系里开大会批斗。当时她与复旦红革会头头谢葆晨未婚己孕,已有六、七个月孕期,挺着大肚子接受批判。

但对王雁飞的“炮打”嫌疑并沒解除,还涉及到我。毕业两年后, 我在陕南收到他从甘肃来信,他特地通报上海己来外调函到他工作单位,调查当年“炮打”之事,要我当心,可能也会调查到我。果然,两个月后,我们医院的孙晨书记把我叫去谈话,话题七转八拐的就谈到炮打之事。问我参与没有?我装憨,说根本不知道这种破事。书记说,67年1.28和68年4.12二次炮打,你们红革会都卷入了,你沒参与?我矢口否认,强调根本沒参加炮打。书记见我态度坚决,而且也沒有证据确定我参与炮打,就说是例行公事,随便问问。此事从此不了了之。,

文革期间这种“例行公事”太常见了,专制体制的政权永远是神经兮兮、杯弓蛇影,对人民的恐惧是专制统治者永远的梦魇。他们永远缺乏自信和底气。我们己离校两年,绝大多数被发配至西南、西北的穷乡僻壤,许多人在陌生和恶劣的环境中为了生存,非常艰辛地生活着。即使被落魄到这样的地步,張春桥之流仍要对我们念念不忘斩尽杀绝,真是太过分。专制者的胸襟永远是狭隘的。这种政客的垮台实在是罪有应得。
卑鄙的出卖又出现了, 我们隔壁2班揪出一个“现行反革命”,福建蒲田人,我已记不清姓名,只知道他曾是班干部,也是遵义兵团的红卫兵。罪状是经常散布“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言行。一条条“反动言论”的时间、地奌、在场证明人极明确,真是铁证如山,无法抵赖。他只好低头认罪,接受多次批斗,从班内到年级直至全系大会。他痛哭流涕地一次又一次地检讨。

揭发人竟然是同寝室的老乡、好友, 名叫林光。他与林光来自蒲田同一所中学,同一个班,考入上医又一起分在2班,而且住在同一寝舍。文革早期一起造反。这样“铁”的关系,居然能出卖老乡、朋友、同学兼造反派战友,令人不可思议。而更不可思议的是近一年来,林光把他这个老乡在各种场合发表的“反动言论”都随时随地记录在册,而且有时间、地奌、证人等。这样彻底的出卖令人发指,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他自然只能低头认罪。

这种极其鄙劣的背叛被同学知道后,大家极为愤怒,也沒人再敢与林光讲话。连搞此专案的工宣队员都称此事“匪夷所思”,说“林光这种人太可怕”。但林光毫不知耻,得意洋洋。我至今记得这个鄙卑小人的样子:1.6米身高,瘦削的黑脸,大鼻小眼,走路摇头晃脑,见到女生色迷迷的眼神……印象之所以如此深刻,是因为这个案子使这个小子太引人注目,我一次次地打量过他,觉得这个傢伙是如此不可思议。

毕业时,林光被分到一个相当好的单位------国防科委。显然这是工宣队对他的犒赏。而被他出卖的老乡因“认罪态度较好”被“从宽处理”,即没有给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当然被分配到最艰苦和僻远的青海省。

十年文革中,丑与恶肆意宣泄。这是我在文革中亲眼所见的堕落得最为彻底的一个灵魂。如果此人活到今日,是否能活得若无其事,他的良知会不会复活?但愿上帝能拯救这个罪恶的灵魂。

林光这类人的出现,使同学间的不信任感突然升级。似乎到处潜伏着出卖和背叛。在人人自危的氛围中也有人因“意外事件”而倒霉。

有天清晨,我们男生宿舍楼厕所便槽里有撕成碎片的领袖象,伟人面部还沾着黄褐色秽物。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反动事件”!竟有人敢于在此时此刻以如此方式污辱伟大领袖,岂不“罪该万死”!工宣队接到报告后立即宣布这是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立马成立调查小组侦查。

从便槽中捞出了领袖画像碎片,这样的画像在那个年代多得不计其数,将其洗干净,拼凑还原后看不到有意义破案线索。于是,工宣队在我们宿舍楼开展了地毯式的排查,挨家挨户的搜查,人人过关的询查。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查”,使得我们宿舍的气氛非常严峻紧张。人人表情严肃冷酷,听候工宣队吩咐,接受检查。半夜三更摸黑上厕所错拿领袖象擦屁股,这样的事谁都难免。但是,由于一开始就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这样上纲上线,沒有哪个儍瓜敢向工宣队坦白认罪,把自己往火炕里推。

调查了几天仍没有眉目。正当大家私下埋怨这位老兄连累众人,让全体男生背黑锅。那个“作案”者终于经不住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压力,以及内心恐惧的折磨,向工宣队投案自首。这是卫三的一名同学,不出大家所料,他的“摸黑作案”,是人的正常生理排泄需要,倒霉的是他在忙中出错,黑夜里在一叠纸张中抽到了老毛画像。这也得怪当时老毛的画像太多,无处不在。对那些印有伟人头象的纸张,再破再烂也不敢随意当垃圾扔掉。只能偷偷烧毁,或塞在床垫下。如处置不当被人举报,轻则挨批斗,重则吃官司。当然对这个同学的过错,工宣队宽宏大量,表示了通情达理的谅解。因为在这个风声鹤唳、神经过敏的年代,谁都难保自己不犯此类“低级错误”。工宣队严厉批评他认错太晚,干扰一打三反运动。后来这位同学在年级大会上作了深刻检讨,给自己上纲上线, 总算有惊无险、平安过关。

这场一打三反的主题是要整查516兵团及其类似性质的组织。上海查获了复旦胡守钧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市革会“一打三反”办公室把胡守钧案的来龙去脉,以及他及同伙的言论编写成册,封面上写明“供批判用”,“阅后回收,不得扩散”。正因为这些字,使我对它兴趣盎然,认真拜读。

我按照工宣队的要求,对胡守钧集团的“反动思想”撰写了不少批判大字报及大会发言稿。因此对“胡思想”有认真的研究和理解,并留下很深的印象。由于反复细读,认真领悟,悟出不少深刻内涵。当时我觉得,胡守钧真乃是一个可做大事的人物。他的思考已穿透了这个混沌的年代,我对他深邃的思想、对他的豪气和才华十分钦佩。

我记得胡集团编辑了一本地下刊物《远方战友通信集》,刊登各人的读书笔记,用邮寄方法相互交流。这些文章探讨的是现实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有个名叫方农的复旦学生,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二重性”,“镇压人民、保护官僚”;另外有位成员主张“用新机构取代无产阶级专政”“全民选举干部和法官”,他们还吹捧修正主义的“南共纲领”。这些另类的观点离经叛道,令人大开眼界。尤其是胡守钧《第三帝国的兴亡》的读书心得观点新颖,使人触目惊心。他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作比较,认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个精辟的观点长久地留在我脑海中。不过我在那时还没有读过《第三帝国的兴亡》。在文革后的1980年我才第一次拜读,那是在久闻大名后,因此是非常崇敬、非常虔诚地拜读。我觉得老毛的文革把老希的纳粹重演得更残酷,把它的专制精神诠释得更深刻。法西斯暴行留下的是难以计数的血淋淋的尸体,而文革浩劫留下的不仅是无数冤魂,更重创了中华文明和道德,留下了无数伤痕累累的心灵。

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又听到胡守钧的消息,他获平反后留在复旦社会学系任教。我一直关注着他的研究动向,遗憾的是,他当年敏锐的思辨已渐渐褪色。令人不解的是,他的研究论文离开了社会的旋涡中心,在这二十年中国大陆各种社会思潮的激烈冲撞中,没能听到他的声音。作为社会学教授,却沒有对当下中国社会的激烈矛盾再有耳目一新的真知灼见。据说他对《易经》倒是颇有研究。唯一给我的深刻印象,是四年前在李敖复旦讲演会上,胡守钧厉声批斥李敖对鲁迅先生的轻蔑不敬之言,这大约是这些年来我感觉到的一个难得的亮点。我记得有位学者感慨过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他认为中国在专制体制下的文化土壤,很难长出参天大树,多的只是狗尾巴草。此言很深刻!胡也应算得上一个“失踪者”了。

一打三反运动对“地下读书”活动、对“禁书”的追查极其严厉。所谓“禁书”是指文革前“内部发行”的国外政治及文学作品,都是欧美作家或苏联东欧修正主义作家所写。文革期间,这些书籍在民间私下流传,引起当局的密切关注。有的文学作品我见到过,但政治作品从未见过。一次班内开会查询此事,不知是谁检举在沈铠处看到过《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工宣队员小张当场追问沈铠,此书从哪儿来的?。沈十分惊慌,慌乱之中他对我说:“是从你这儿拿来的吧?”。我有些意外,不知所措。我知道沈铠很怕追查此事。我忙说不是从我这儿拿的。好像是从一个来穿*》《连的北京学生手中拿来的。两年前的事,已记不清此人。这样才搪塞过去。其实工宣队员也只晓得要追查“反动书刊”,他们根本不知这本书的厉害,也沒有太认真的追查。对于他们,也较容易蒙混过去。

我被“揪”出来了

一打三反进入尾声,想不到我被“揪”了出来。

1970年初春,我们全校人员都被弄到七宝,搞运动为主,兼干些农活。生活条件甚差,半个月休假回家一天。这苦日子也不知何时熬到头?更不知出路在哪里。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所谓搞运动,就是开会、写大字报,沒人对这些东西有兴趣,还不如去干农活。大家无聊到看公猪配种、讲黄色笑话,以刺激日益麻木的神经,或者是翻翻专业书聊以度日。

但是,想不到一件倒霉的事悄悄降临到我身上。

这件事是我高中同学周祚灿惹出的。好些天沒有的阿灿消息。他是上海工学院学生,家住在淡水路一套老式洋房,离我家不远。他有个设备齐全的暗室,我常去他家放大照片,在一起玩。1970年元旦休假时去他家,才得知阿灿被隔离审查。我大吃一惊,据阿灿的弟弟说:一打三反,一共四十人的班级关了十个人。大家平时聊天的话被人揭发检举,揭来揭去,结果把周灿也关进去了。上海工学院的文革运动一直是“温吞水”,但是一打三反却是雷霆万钓,十分激烈。阿灿与哥哥阿炳是挛生兄弟,阿炳与我也很熟,他是天津大学学生,著名造反组织天津大学“八.一三”成员,也被隔离审查。他们的弟弟己去探望过阿灿,阿灿偷偷告诉弟弟,他己被迫向工宣队交代了与我的关系,主要是“病假作伪”问题,要及时通知我,作好接受外调审查准备。我心想,麻烦来了,这种“滚雪球”居然也滚到自己了。

我一夜未眠,考虑对策,反复回忆与阿灿交往中有无“失言”之处。其实阿灿为人很谨慎低调,我与他极少聊国家大事,因为他害怕政治,对文革不感兴趣,因此不存在什么“三反言论”。他出身于大资本家,文革运动初期被红卫兵抄过家,这使他更为胆小。他究竟为何被隔离,我到今天也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涉及到我,那就是我对他在家装病、不参加学校文革活动提供了“技术指导”。

阿灿非常厌烦学校的文革,,他的哥哥阿炳在天大“813”组织全盛期间也溜回上海,兄弟俩一直赖在家中。校革委会通知他们回校参加运动,他们都装病不回。装的病是“慢性肾炎”。我原先真以为阿灿有这个病, 后来,他为了能作伪得更完全、更彻底,更易使医生相信,才对我道破此事。这时我才知道肾炎的浮肿、高血压、蛋白尿、血尿等体征及化验都可做假。他们兄弟俩己在技术上掌握,可以说足以蒙蔽医生及化验师。但如何掌握病情的分寸,不至于太过分,而且附合临床病理变化进程。这需要一定专业知识。我提供了这些理论知识,使这个“慢性肾炎”做得更加完美无缺。经临床实际应用,完美的程度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所以兄弟俩名正言顺地当了消遥派。

阿灿和阿炳非常聪颖,他们在家中装病一年半,并没有闲着。居然自己动手造了两辆摩托车,一些零部件是自己土法上马做成的。两人常开车去兜风,唯一不足是马达噪声大了些。1968年8月工宣队进校后,他们仍在家赖了两个月,后来见大势不妙,才回校接受“再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大约就在于工宣队进校后两个月, 他们还居然装病。我知道阿灿从来胆小,一打三反中,被一关一吓,什么都会交代,所以把我交代出来是必然的。文革后,阿灿曾是河南洛阳一家机械研究所所长,因有重大发明,曾获国家发明奖,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阿炳曾任上海市郊一家大型国有农场场长兼党委书记,是上海农工商集团高层领导。

1994年阿灿调回上海,我们在二十多年后再次见面,什么都聊,就是避开了他自己在文革中被隔离审查那些事,他当然更不想说我被他如何交代牵连的这段倒霉事,我觉得事情己过去这么多年,沒什么可说的了,在当年的恐怖氛围中,软弱是完全可以谅解的,更谈不上背叛。。

就在我得知阿灿被隔离后,经一夜考虑,迅速写好了关于“慢性肾炎”协助作伪之事,并自觉上纲上线,给自己套上“客观上对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和占领上层建筑”的大帽子。我就等着工宣队来找我。果然,两天后,上海工学院的外调材料来了,系工宣队让小钱来找我谈此事。他一见我直摇头,开门见山说想不到你也会弄出些事。我说我已知道我同学出事,己把材料写好。这使他颇为意外。我说此事难逃干系,无法推卸帮朋友“病假作伪”的罪责,只好自己主动些。令我诧异的是,这份检查很快被系部通过,这很可能是小钱帮忙,放了我一码。我在班内宣读了这份检查后,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当然,这种事确实不是当时的“斗争大方向”,不值得工宣队为此小题大做。

搞了几个月一打三反后,又回到医院实习。回顾这几个月,虽然运动来势汹汹,但并没有“战果辉煌”。此刻也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一个指示,大意是,文革中青年学生难免犯错误,要保护红卫兵小将。因此,那些被“学习班”整得灰头土脸的老造反、516嫌疑分子等,基本上都被从轻发落,也没有一个造反派头头受处分。被拘捕的仅是个别人。我记得他是医二(1)班学生,大字报上公布了他的一首“反动诗词”,写得真是漂亮。词牌是《小重山》。当时我不敢抄录,曾努力把它背诵下来。词的内容大致是作者游南京玄武湖時,滿目苍凉,感慨時局动荡,天下大乱,世人蒙难,对现实不滿之情极为明显。我还记得词的最后一句是“蓦回首,东南桃花源”。此句被上纲把台湾比成人间仙境,“反动透顶”。(但当时我认为该词作者是把往日的南京比作“桃花源”,“蓦回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而並非暗喻台湾。)据说这位同学以“反动思想”罪被判刑两年。事实上,也正是在大陆文革动乱,社会大倒退时期,台湾经济获得高速发展,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称其为“东南桃花源”,真是恰如其分。

与复旦、华师大、同济大学等高校比较,上医在一打三反中相对比较宽容,至少没有在此期间再逼死一个人。这样的运动,如果还是由造反派学生来领导,不知还要弄死多少条人命。譬如用领袖头像图片当手纸,那肯定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折腾得死去活来。在这样一个疯狂的历史时期,进驻的工宣队能保持一份理性,一份清醒;能与人为善,有几分人性,那真是难能可贵。所以,我对进驻上医的工宣队从一开始的对抗,到以后的和解,有这样一个思想历程。

第九篇 终于毕业

1970年的六月,终于等来了毕业分配的消息。与前几届不一样,这次69、70、71届学生一起分配,一锅端,全部清仓。

大家都从医院回来,等着最后的命运安排。这种心情极其复杂,首先没有留恋,都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呆够了,更是呆怕了,无论如何不能再呆下去。这是百分之百的学生的心愿。

但是对即将到来的毕业分配又充满恐惧,不知接下来的人生之路通向何方?这种惶惶不安的心情令我们寝食难安。谁都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分配方案是怎样的。

毕业前的鉴定匆匆忙忙地做完了,由自己写,然后班级领导小组及工宣队作些修改,征求个人同意后即通过。大家都自我吹嘘如何如何地紧跟伟大领袖。几乎是众口一词的陈词滥调。我的自我鉴定被“领导小组”加了一句“思潮起伏,自始至终参加文化大革命。”,並且把这句话放在鉴定的最前面。真是一语击中要害,不知是褒是贬,是祸是福?至少影射我“思潮”有问题吧,但也至少表明我不是观潮派消遥派吧。我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可以接受。我不想多计较,同意了此鉴定。

虽然我沒有遵照“最高指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毕竟是競競业业、尽力而为了。当然,这个“底”在哪里?谁也不知。连老毛自己也是在“摸石头过河”,不幸是这条河的“底”太深太深,他还沒摸到底就见马克思去了。

工宣队又给我出了个难题,要我让父亲来学校,给全班同学“讲几句”,表示坚决支持儿子响应号召、服从分配,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我极感为难,因为父亲不善言谈,更不会登台作什么报告。我平生只记得父亲曾为我外祖父的葬礼“客串”牧师,上过讲台。信笃基督教的外祖父去世时适逢大讲阶级斗争的1962年, 全上海的教堂早己关门,牧师都己改行。想不到父亲居然自告奋勇,来主持基督教老丈人的葬礼。父亲从幼年起皈依基督教,熟读《圣经》几十年。我记得他读书只读《圣经》,从没看见他翻过其它书。那天,他手拿《圣经》,侃侃而谈,居然把圣经的一些章节背诵得滚瓜烂熟,令我惊讶不己。我当时根本听不懂这些深奥的道理,只记得最后是父亲的一声“阿门”,我是听懂了,于是也跟着众人齐呼“阿门”。我想,父亲除了这个独特的讲演《圣经》的能力,要让他讲些别的,恐怕办不到。

但是实在无法拒绝,工宣队小张说,班内上海同学中,三个人出身工人:李清善、王雁飞,还有我。大李是吃官司的,王雁飞刚被办过“学习班”,都不太干净。请他们父亲显然不合适。言下之意,这件“光荣”任务只能摊派给我了。我仍不肯,推托父亲很木讷,不太会讲话。于是工宣队就让马从秀、王雪胜等人来我家“家访”,非要请老头子出山。想不到我父亲却很爽快同意了,于是我给父亲起草一份可以讲上大约三分钟的发言稿。

过了几天父亲如约前来,在八号楼梯形教室登台“演讲”。他一手捏着我写的稿子,却看也不看。用一口宁波话大声讲了一分钟。我记得他的讲话连一句领袖语录都沒有。内容大意是要学习白求恩“不远万里”到中国来抗日,我们也应该“不远万里”去边疆工作,支持儿子到青海西藏去。真是开门见山,言简意赅,主题明确。我在台下是揑了把汗,生怕他会顺口漏出一句“耶和华教导我们”之类的“反动”词句。

好歹把此事摆平,老头子语言朴实,态度明确,听得卫生系工宣队头头眉开眼笑好开心,与父亲热情握手道别。

四十年后重新回忆这一幕,深覚滑稽。真想不到木讷的父亲会义不容辞上台作报告,而且直奔主题,一分钟解决问题。老父真是“偶尔露崢嵘”了!回想老父从小熟读私塾,精通《圣经》,打得一手好算盘,写得一手好字。只因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电力设施,把我老父仼职的工厂也炸为废墟。老父失业,丢掉了“帐房先生”的饭碗,只好去当锅炉工。从此摇身一变为响当当的“产业工人”。“二.六”轰炸把我老父“炸”成工人阶级,否则他是没资格登上大学讲台,作这一分钟报告的。这有点类似电影《活着》中的纨绔子弟福贵,赌钱输光家产,也输掉了倒霉的地主成份,成为光荣的贫民阶级。由此可见,所谓阶级划分,阶级成分,阶级立场,阶级斗争,都是人工制造,实在是扯淡!

不久传闻毕业分配原则中,情侣要自觉上报,照顾配对,但分配条件要差些。如不上报,可能无法照顾分在一起。这消息使一些“地下情侣”纷纷亮相,立即公开情人关係,以求比翼双飞。但也使有些情侣为此一刀二断。因为一对小夫妻分去的地方可能会太不如人意。但是到了分配方案全部落实后,分在同一地区的一些孤男寡女竟然一拍即合,立马结为情侶。真可谓“志同道合”。这种结合大多是单身女生主动向单身男生“示爱”,为的是使自己能在穷乡僻壤受到保护。如是上海女生,男生可立即上门晋见岳父母大人。有些平时孤傲的女生到了此刻也不得不放低身段,委身于平時看不上眼的男生。不过这样的结合不够牢靠,有不少女生后来又重觅如意郎君。

颇有意思的是,毕业分配的地方居然也可交换。上医卫生科前的空地上,成为“交易所”。那些天甚是热闹,不少同学彼此交换毕业分配去向。如南方人被分至北國,北方人被分到南方,对这样分配不满意的,可在那里自由交换。“成交”后去毕业分配办公室登记即可。这个“市场经济”非常活跃,直至大多数学生人走楼空后才逐渐冷落。
围绕着毕业分配的利害关系,也有几幕闹剧。如常州同学孙岳庆对被分至陝北非常不满,在宿舍门口竟脱下涼鞋,用鞋底击打分配小组成员、政治辅导员陈明惠。陈是跛子,一瘸一瘸地落荒而逃。后又爆出陈明惠以毕业分配为诱饵,与2班一位宁波籍女生乱搞的新闻。想不到陈明惠这个又黑又丑又矮的跛子,深度近视,竟然能和这个颇有几分姿色的女生上床,真令人想不通。这则丑闻使陈瘸子丢掉了“系分配小组成员”,也让这个女生被“惩罚”发配到艰苦的陝北。其他系也发生过有分配大权的工宣队员与女生私通。此类“权性交易”的奸情破获,结果是双方均受处分。工宣队员的错误是“立场不坚定”,笑纳了“糖衣炮弹”。但女生的罪名更大,是“腐蚀”工人阶级,丢了贞操还被分到很差的地区。

毕业分配公布的那晚终于降临。我不大敢面对这样残酷的时刻,干脆下午回家。晚上回校時,名单已公布,贴在八号楼梯形教室外走廊墙上,我找到了自己名字,被分在水电部第四工程局,位于甘肃刘家峡。虽然僻远,还算是工矿单位,比分到农村好些,我满足了。看来我给系工宣队写了那么多的大会发言稿、批判稿还有些回报。

当然分配最好的是原先的班团干部,也是现在的班级领导小组成员。他们能留在上海,而且还是学院的附属医院。我班的陈君雪、徐世祥、陆华英三人就轻而易举地得到这些肥缺。他(她)们原先都是出身“苦大仇深”,这一奌,工宣队最为看重。这就是贯彻落实的所谓阶级路线。大家除眼红之外,无话可说,沒人敢提出异议。

不服从分配又怎样?当我们绝大多数人己厌倦了这样动荡的大学生活,当我们绝大多数人己屈服于这个强权的控制,那么,不声不响地接受这样的现实,不得己服从分配,也必然是绝大多数人无奈的选择。但也有少数人不甘心屈服这样的强迫指令,不愿意到遥远而艰辛的农村山区,他们选择了拒绝接受。在前几届66、67、68届毕业生中,这些毕业生被取消了大学毕业生资格,並把他们的大名公布于众,有“杀一儆百”的警示意义。在我们这三届中同样有不接受分配的强硬分子,这些“钉子户”人数比上几届多得多,他们也拒绝服从分配。终于时来运转。大约在几个月后,又一个由周恩来签署的关于大学生毕业分配的中央文件下达,要求各地一律取消对不服从分配的大学生的处分,重新妥善安排。

这些“钉子户”的分配方案极好,都是华东地区的富庶之地。如2班的彭忠锦被分配至杭州市精神病医院,朱良才也分至杭州市防疫站。我们知晓后都对当初的软弱及任人摆布后悔不己。

第十篇 我对红卫兵运动的反思

现在我们常用“阳光”来形容蓬勃的青春年华,当我看到一位“很阳光”的男孩,会非常羡妒。我们也曾拥有过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正如早上八、九奌钟的太阳,朝气篷勃。可惜的是,我们沸腾的激情耗竭在动乱岁月。

“革命”亵渎了几代人纯净蒙胧的理想,文革红卫兵是最后的失落的一代。人最可悲的就是随着岁月流逝,青春不再,幼稚的激情和青春的燥动渐渐消散,却发现自己被骗得看不到人生的一奌希望。

我的大学生活一大半日子在文革动乱中度过。快乐的、狂热的,近于颠狂的日子很短暂,以后大多数的日子慢慢地变得越来越混乱、昏暗而忧郁,因为渐渐地,我觉到国家和个人的出路越来越模糊。在极度迷惘和沮丧中我们离开母校,沒有一点点留恋之情。甚至有一些同学因为文革的经历,对母校怀有深深的怨恨和愤懑,根本不愿去回顾那段日子的生活。据说我同宿舍的谈兴华就是如此,他不仅断然拒绝与同学相聚,甚至于不想让大家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和通讯地址。这种做法可以用“绝情”两字来形容。

我曾听到过许多在文革岁月中叱咤风云的青年学生后来的悲惨下场,与他们相比,在那个年代曾狂热过的多数人现在能平淡地活着,就是一种幸福。文革造反派后来被“一锅端”的悲怆命运,对后人不啻是个深刻的警示。

我听到过关于浙江省学生领袖张永生的经历,令人深思。这位当年浙江美朮学院的学生,作为全省造反派主要领导人,他稳健的思潮,对浙江文革运动有过重要影响。他领导的组织《省联总》与工人翁森鹤领导的激进造反派组织《红暴会》长期对峙。很感人的一段故事是他一直保护着浙江省省长江华,把他蔵匿在家中。当周恩来指示要将江华送回北京,派专机接人。张永生亲自将因腿伤无法行走的江华从三楼背下。江华上车前,跪倒在張永生前泣不成声。文革后江华出任最高法院院长,曾主审过四人帮。而张永生因文革中作为“省部级”造反派头头,当然有不少罪过,尤其是“中央文革”曾支持《省联总》夺权,他成为阶下囚也是必然的命运。他被判无期徒刑,1996年保外就医。我也听说过上医遵义兵团的一把手, 曾是上医“临时权力机抅”主要头头的肖继武,毕业后回中山医院进修内科。想不到冤家路窄,有一天竟然路遇原上医党委副书记李静一。李指着肖继武破口大骂“坏头头”,要他“马上滚蛋”。肖只好翌日就灰溜溜地卷铺盖“滚蛋”了。凭心而论,肖继武在造反派中还算是温和的,一向强调政策策略,所以在批院党委时,沒有过激行为,更不允许武斗。工宣队曾反复审查过他,找不到他的把柄。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走资派”们被打倒是文革的大趋势,绝大多数不能幸免。乞求领袖是办不到的,靠“保皇派”更是保不住的。“走资派”能平安地幸存,渡过难关,能活到被“解放”的一天,从某种意义上讲,取决于造反派有否理性,有否人性。。全国有许多高校的校长书记在受批斗时死于非命,如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书记常溪萍就是如此。造反派红卫兵作为老毛的文革工具,作恶甚多。但历史的沉重错误却由他们“买单”,而且不分青红皂白。与此对照,在1949年后,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前不久的全国三年大饥荒,各种冤案及“非正常死亡”的平民百姓难以计数,由谁来“买单”?很少见到有执行错误路线、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干部为此下大狱。二者关键的区别就在于,听候领袖指示的造反派红卫兵错整的是“当权派”, 充当了党内残酷清洗的工具,这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体制是绝不容忍的。由此可见,政治体制的“官本位”是问题的要害。

文革过去了几十年,相关的各种“反思”,如汗牛充栋、不计其数。但遗憾的是,愿意写下这段亲历的造反派头头则屈指可数,即使他们愿意写,也无处发表。一些著名的造反派“学生领袖”如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等人至今沒有发表一个字。他们中有些人对领袖仍崇拜至今。聂元梓、徐景贤写下自已的文革十年,忏悔远多于反思,而且经十几载大牢内的洗脑,洗掉了反思深度。十几年前见过当年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复旦大学学生安文江的回忆录,题目竟是“永不忏悔”。他很缅怀他曾“指奌江山”的文革岁月,对自己所作所为毫无悔意。他的这番话语令人诧愕。

也很少看到文革一代大学生对那段历史的反思。我阅读过红卫兵运动的许多资料,其中绝大多数是当年的中学生所写,如徐友渔、朱学勤,宋永毅、郑义、赵淮海、陈凯歌、老鬼、杨㬢光等人的文章,对历史的反思很有深度。这些在文革中十分活跃的中学生红卫兵,后来不少人都是海内外知名的自由主义派学者。

从当初历史“使命感”到后来沉重的失落感,这样巨大的反差在中学生“上山下乡”的一代人中体会最深。而对于大学生,处境略好些,有工资,有专业,这种痛苦还不是最强烈。同样是“吃狼奶长大的一代”,不一样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他们对待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这些曾一度叱咤风云的中学生造反派沦落为社会边缘人群,衣食无靠、艰难度日。有不少人不甘沦落,在上山下乡的苦难岁月中对中外社会、历史及政治体制有深入的思考及比较,对文革的探索和反思远远深于当年的大学红卫兵。

十年前,当年曾执笔“三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骆小海,在为他的同学、附中红卫兵头目宋柏林《红卫兵兴衰彔》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有一段警世之言:“文化革命是走向皇权专制的政变,是祸国殃民、摧残文化的灾难”,发人深思。
中国文革以“死亡二千万人”(引自叶剑英讲话)代价换取一个乌托邦的革命理想,这样的历史灾难与希特勒无异。红卫兵运动为文革冲锋陷阵,将之比喻为纳粹德国的冲锋队也不祘过分。在纳粹运动兴起时,不少德国青少年抱着古典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热情投身于这个运动,他们的本意是要重建欧洲文明。但无论这些参与者的动机如何高尚纯洁,其运动本身却不庸置疑应予完全否定,红卫兵运动也同样如此。

毛正是这场红卫兵运动的“红司令”及操纵者。他用虚幻缥缈的乌托邦蓝图,以“四大民主”的许诺,赢得激进的青年学生的狂热支持,肃清了自己的政敌,并借势登上了现代帝王的神坛。毫无疑问,红卫兵运动在这场二十世纪的封建皇权复辟的闹剧中充当了吹鼓手,至于以后兔死狗烹的下场,也是罪有应得。

三十四年前,文革被终结,毛领导的这场“继续革命”从理论上被彻底否定。红卫兵运动被掃进历史的垃圾堆。但多年来对文革动乱的批判不力,在文革研究中设立种种禁区,以及政治改革的迟滞,贫富悬殊、弊病丛生的社会,己逐步成为文革思潮复辟的肥沃土壤。文革思潮卷土重来,己是今天不争的事实,不少民众对文革的否定态度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因为社会现实似乎向人们显示,老毛在临死前不久关于“右派翻天”的预言和诅咒竟然在今天的改革中兑现。 极左派在学界及民间重新悄然崛起,为文革招魂,己是当今一股相当强大的公开的社会思潮。

四十年前,出于对文革的热忱,我曾对各类异端思潮极其关注,相当用心地阅读这些“反动文章”,至今仍然记得它们的基本观点。 一些激进派把老毛的文革理论发挥到极致,宣称文革前的中国,党政干部己蜕变成“特权阶层”和新的资产阶级,國家已变成官僚主义的温床与社会基础。文革就是一个把权力和财产从特权阶层重新分配给人民的过程。激进派主張用革命手段彻底消灭这个特权阶层,砸烂旧的国家机器。湖南“省无联”甚至号召以暴力形式,通过内战夺取权力。当年即使极左的文革当局也无法容忍这些激进派理论,文章执笔者悉数入獄,长期关押,有的甚至被处死。

现在己很少有人还会去关心三、四十年前的这些极端的社会思潮。文革背景下的红卫兵运动是彻底完结了,但伴随这个运动孕育的激进的社会思潮没有随历史消亡。当今社会的腐败是培育它们生长的最理想的沃土,这类激进的社会思潮象幽灵般地在中国大地游荡,它的锋芒所向,直指今天正在踯躅前行的中国社会。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当年宣扬“砸烂一切”的激进派红卫兵,大多在文革后从反思中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接受共和宪政的理念,寄希望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成为自由主义学派知识分子。而今天呼吁再来一次甚至多次文化革命的极左派, 核心是一些从未经历过文革的左派青中年知识分子,还有不少是当今太平盛世下生存艰辛的社会边缘人,其中有一些是文革时期的工农群众,曾是那个年代的“既得利益”者,但今天并未分享到改革的多少成果。他们祭拜纪念堂,供奉领袖,缅怀文革,反对“资改派”,甚至呼唤“陈胜吴广”,幻想“重上井冈山”。

在《乌有之乡》网站,可以见到太多太狂的革命词句,恍惚時光倒流,重回文革年代。难道中国还需要一场革命?

作为一个文革亲历者,回看上下几千年的世界和中国历史,总算明白,其实革命并不是什么好东西。许多所谓“革命”,只不过是以暴力的手段,以不惜牺牲无数民众生命的巨大代价,掀翻一个旧朝廷,同时在革命的口号下,用一个新专制制度取代了旧的专制制度,为之“买单”的却是人民。从一个半世纪前的太平天国至“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从所谓俄国十月革命,至四十年前的红色高棉政权,到今日的金正日王朝,皆是如此。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推翻政权易,改变制度难。当“革命”的巨手在颠翻一个政权时,又以“革命的名义”,用这只手伸向人们的灵魂,伸向人的精神王国,借口改造“国民性”、批判旧文化,要“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钳制民众思想,干预公民精神信仰和个人自由,给人们套上形形色色的精神枷锁。那么这只“巨手”就一定不是好东西,一定是旧制度改头换面的复辟。我们经历过的“革命”正是如此。

经历文革的灾难,才真正体味到自由的价值。正如一位哲学家的表述:“在人认为有价值的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应强调的是,精神自由尤其是无价之宝。 即使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如果摒弃其描述的暴力革命的部分,它宣告人类追求的理想社会是“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社会进步并非一定是政权的更迭,而首先应是政治制度的变革和进步,唯有政治体制对人民的命运才是决定性的。历史的演进也不必诉诸于暴力,不论社会多么丑陋,历史应该在改良中一步步地前进,在改革中一奌奌地深入。这就是社会的和平演进。

文革把人性之恶培育得如此丑陋,把民众的“土匪”性造就得如此猖獗,把中国几千年的道德沉淀荡涤得一干二净。这足以证明,革命与专制和动乱同行。只有建立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 真正体现法治、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这些普世价值,才能有社会的长治久安,杜绝文革式的社会动乱;同时,也只有铲除权贵资本主义,才能彻底铲除文革复辟的土壤。

相信历史不会倒退,相信封建皇权的再复辟是不可能的。革命领袖曾寄希望“七八年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只能是他无奈的梦呓,永远不会成为后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第十一篇 我远逝的感情

行文至此,已近尾声。回顾往事,不能不写一笔文革中私人情感的经历。在花甲之年再回味当年这些儿女之情,值得怀旧,有甜蜜,有遗憾,也有愧疚。

前文我曾提到过大穿*》《连时认识的一位中学女红卫兵,河北宣化一中的初三学生。她俊俏、甜美,更吸引人的是,她充满青春朝气,飒爽英姿的气质非常吻合那时候的时代精神。我很欣赏她热情开朗的性格,一口好听的北京话,笑得很灿烂,毫不掩饰自已的心情。

这是一九六六年的初冬, 我在去北京的火车上与她相识,可能是我的大学生红卫兵的身份,以及健谈而且激进的思辨使她产生钦慕和好感。

我们在一夜长谈后匆匆分手,原以为从此不会再见,但想不到我们竟然会被接待站同时安排到左家庄住宿。我们在那里再次见面,十分惊讶也很高兴。我与她的住处相距不远,她和她的伙伴们常到我们住处聊天,和大李、赵鑫泉也混得挺熟。半个月后我们先后回上海,我是最晚离开北京的,临行前我向她们辞行。她很惊讶,向我表露出依恋的感情。她默默地注视着我,流泪了,毫不顾忌在场的其他女同学。我对她情感的表露感到意外,那时我才知道她的名字:迟桂华。

我回到上海,狂热的革命氛围使我很快忘却了这段突如其来的儿女之情。虽然这是一段值得回味的邂逅,很浪漫。一个小男生能被一位可爱的女孩倾心,当然是一种很温馨的感受。不过那时我被“造反”冲昏了头,无暇顾及这样细腻美好的感情。此刻分泌的男性荷尔蒙几乎全部用于造反大业,居然没有一奌奌男女私情方面的非分之想。“革命”压制了我的七情六欲,甚至使人进入无欲状态,使自己心无邪念,就如一个正在接受圣水洗礼的虔诚信徒。

回沪半个月后,收到了她的来信,这是写给我、大李和赵鑫泉三人的。在抄了大段大段的毛语录后面,除一些恭维我们的话,也有些开玩笑的话,如她分别称呼大李、我与赵为:大滑头、二滑头、三滑头。她要求我们“多多指导帮助”。我没空写回信,就随手寄给她一些文革动态的传单,以及我们兵团的《遵义战报》。

从此,就开始了长达两年的书信往来。她的字写得不祘好,歪歪斜斜、细细密密,但行文流畅,写得很生动。而且一写就是三、四大張,写的都是学校里两派的争斗。她思想激进,是他们中学一个造反组织的头头。她会把学校里发生的很琐碎的事,不厌其烦,写得非常详尽。因为她的文笔不错,我都能饶有兴致地仔细看下来。我的回信比她写得少得多,大都是校里和市里的造反形势,以及我们的近况,并非敷衍。我很尊重她对我们的热情。

很自然地,几封信往来后,她寄来的信已把大李和赵鑫泉“忽略”不提了,仅写给我一人。我明白她的意思,但觉得小女孩很可爱,不想伤害她的感情,便继续保持了与她通信。她的信一般每月两封,渐渐地,她不仅谈学校的事,还谈自己的家事,自己的日常生活,絮絮叨叨,什么都讲,把我当作她的密友和亲人。后来,她称我“定方哥哥”,再进一步简称“方哥”。这样的“进步”让我有些吃不大消。我一直称她为“小迟”。
从她的信中,我觉到她那里的文革运动非常激烈,她参加市里的两派之争,还与军管会抗争,静坐绝食好几天。结果惨遭对方欧打,她自己被打伤住院,组织也被整垮。那段日子,只要她没能按时来信,我就会担心她遭遇不测。我了解到河北省的运动非常复杂,陈伯达也专程去那里主持两大派头头谈判,毫无效果,武斗不断升级。我担忧她的安危,怕她受伤害,一再劝告她退出运动,不再参加派性之争,以免无谓的牺牲。后来她终于听我话,离开学校。我想,当时除了我,她是不会听仼何人的话。我知道她喜欢着我,才会这么做。

她做了消遥派,但在感情上更加投入,给我的来信写得更勤,写得更多,更缠绵。终于她有一封信直率地表白,她很喜欢我,愿意和我在一起。那大约是在1968年的春天,在她遭遇一次煤气中毒后,被发现得早,幸免遇难。她在信中对生命的宝贵和珍惜大发感慨,说到自己还沒有享受过爱情,话锋就转移到她对我的思念,很想念我。

她的表白终于来临,我对她的感情很犹豫,总怕伤害她。我明白这是很不现实的感情,如果坦率拒绝又会使她伤心。她是一位纯净可爱的十七岁少女,假如没有空间的限制,这样的感情一定会自然发展,但现实是不可能的。我没有直率地拒绝她,对感情避而不谈,但仍与她保持通信。这样做,事实上是对双方都是一种折磨。

几个月后老毛一声号令,中学生上山下乡,全部赶入农村。她被分配到河北省最北端的坝上地区,坝上紧邻内蒙沙漠,生存条件很恶劣。她的心情可想而知。她认为从此一生沉沦,只能扎根农村了。下乡前,她寄来了“最后一封信”,感谢这两年来我对她的关心,并说她很爱我,但这是不可能的事了,她很痛苦,希望我能永远记得她。

事已至此,我不能再优柔寡断,也给她去了“最后一封信”。希望她面对现实,要坚强些,要努力奋斗。我不知怎样安慰她,既不能触及“上山下乡”政治底线,又不想使她太伤心。这封信写了好几个钟头。但是信中确实没有一句对她感情的应答,这也许对她是非常残酷的。我觉得,如果留恋这一份感情,对她有所表示,会更深地伤害她,甚至会使她作出不明智的抉择。那几夜,辗转反侧,想到她,内心非常自责。如果一开始就选择拒绝,从内心彻底割舍对她的好感,也许不会使她在感情的沼泽地越陷越深,不会如此痛苦。我把这份帕拉图式的情感珍藏太久,只怪自己心太软。

事情也许到此为止,后来就一直沒收到她的信,这个令我伤感的故事应该画上句号。1970年8月我被分配到甘肃刘家峡水电站,四个月后又随工程局转移至陝南石泉县。我进工程局职工医院当医生。又过了几年,在1974年6月的一天,我收到我妹妹从上海转来的一封信。一见信封上的字迹,令我非常吃惊。这是迟桂华写来的信。而且在信封后背写下:如收信人不在,恳请家人转寄,不胜感谢。在信中她说,一直不能摆脱对我的思念。终于写了这封信。她谈了这几年艰难的经历,下乡后一年因重病回宣化家中休养,就一直没再去农村。后来顶替了父亲在铁路局的工作,能养活自己。不断有人介绍对象,但因为忘不了我,至今仍单身一人。

读了她的信,我不禁泪流满面,我很激动是因为她能一直记得我,珍惜深藏在心底的初恋的纯情。我马上给她写了回信,写了我这几年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但没有写上我现在已有一个女友,我不想太刺激她。

她收到我回信后是非常高兴,她非常非常感谢我的家人给我转寄这封信。她这次写了很长的一封信,很详尽地写下这些年坎坷的生活和寂寞悲苦的心境。她说,她反来复去地读着我过去给她的信,不断地读,不断地哭,幻想有再次见面的可能。她说她第一次在火车上与我相遇,就非常地喜欢我。她以为在左家庄再次相遇是上天给她的机遇。在这封信中,她直率地问我,今天愿不愿意接受她的感情?

我细细端详她随信寄来的照片,二十四岁,一个成熟的女孩,容颜还是八年前,眉宇间多了几分沧桑。对她单枪直入的发问,我内心十分矛盾。因为我刚刚结识了一位女友,也是我后来的太太。虽然还不到谈婚论嫁的程度,但相处很融洽。我在大学毕业前二年,也曾有个上海女友,我到外地工作后,因她母亲的意见,渐渐淡出,终于分手。.因此我很珍视刚与我结识的女孩的感情。

這真是艰难的抉择。我甚至有过到河北去探望她的念头,但是如果成行,恐怕就沒有回头路了。犹豫再三,向我的朋友、清华同学曹德诚请教,他沉呤一会对我说:从旁观者来说,仅仅是萍水相逢,又分开好些年。这是一个未知数,你们要真正了解还要有个过程。

我心里想的是,我不愿再折腾现在的感情。

我终于向她坦陈了我的情况,我的想法,希望她能面对现实,珍藏这份宝贵的感情,永远做朋友。好些天后,在惴惴不安的心情中收到她给我的回信,她首先祝愿我幸福。并说她接受了我的劝告,答应父母亲请求,尽快解决婚姻大事。这封信的冷静出乎我的意料。我很高兴她能听从我的想法。

她很快就答应一位转业军人的求婚,而且很快就成亲。她没有寄结婚照,只告诉我,丈夫很老实,长得很象大李(李清善)。她在婚后不久的来信中,字里行间却流露出对婚姻生活的冷淡厌倦。我觉得我的存在会成为她生活的阴影,会一直影响她对婚姻的激情。于是我决定不再给她写回信。从此之后,再沒有书信往来。

一段帕拉图式的感情,动乱岁月中一次意外的邂逅,一对年青人总共不会超过二十四小时的聊天,却成为这两个人一生中挥之不去的温馨而遗憾的回忆。
这就是命运。

全文写于2009年7月至12月




我在1968年夏



与医五《起宏图》战斗队部分学友合影

前左1王雁飞,后左二老邱,后左3本人,其他人己记不清姓名

我的室友,左起:張大鹤、沈鎧、姚定方、贝渝戈、淡兴华

作者:Diamondhorse海归茶馆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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