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李宗仁回忆录》

十七、汤恩伯监视严密使李宗仁无隙投共

李宗仁在共军渡江前早萌叛志，只因京沪杭警卫总司令汤恩伯将军监视严密，使其无隙可乘，所以趁口述自传时对汤将军倾倒大批诬蔑不实之词，说汤征调民工、视民命如草芥、屡打败仗、暴戾嗜杀等等，进而指责蒋介石将“国人皆曰可杀者”倚为心腹。中 Gong百般丑化汤恩伯，是念念不忘第五次围剿汤将军指挥八十九师等喋血驿前，鏖兵白水、贯桥五昼夜，扫穴犁庭，使共军全线崩溃，尸骨积山，流血成河，彭德怀仅以身免，被共军盘踞八年的江西瑞金亦告收复，朱、毛被迫夺路西窜。一九三六年朱、毛由川入陕，进犯山西，汤将军指挥三个师在晋东南渡河，直拊敌背，连破共军于大宁，逼其逃回陕北。汤又率十三军渡河追击，绥德、瓦窑堡连战皆捷，打得共军仅剩五千残部，后因奉命增援傅作义部收复百灵庙，致使剿共军事功亏一篑。汤自中原大战光复归德崭露头角，敉平闽变时是底定福州的先锋。抗战初期由绥东挺进南口，迎头堵击日寇的大股入侵，苦战十昼夜，终以劣势装备、少数兵力，摧折强寇的西进凶焰，杀伤敌军近万，这是华北抗战爆发后第一次大战役。中Gong与李宗仁恣意攻击汤恩伯失守郑州、许昌，那是日军以廿万精锐猛攻，汤氏步步设防，节节抵抗，不分昼夜连续十数日与士兵一起行军作战，终于阻敌于卢氏、鲁山一带，战后日军战史也不得不承认，此役本欲消灭汤集团主力，其结果则完全失败。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他仍大力收容流亡学生，设立战区中学，供应全部衣食，慰劳伤患遗属，还组织军眷劳动，缝制被服支前，受惠者有口皆碑。抗战后期光复南丹反攻桂林柳州，皆载于史册。戡乱后期，大陆民心士气动摇，然汤氏于国家危疑震撼之际力排众议，在沪宁竖起坚决鲜明的反共旗帜，并设立短期军干训练班；在北起吴淞、南至虹桥的廿多公里战线上修筑了钢骨水泥碉堡三千八百个，半永久性掩体碉堡一万多座，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任上，以正在整补的两三个军以及由东北、徐蚌战场溃退南下的残部抵御共军八个军的围攻，取得了击毙共军七千六百多人、伤两万四千六百人之战绩(59)。俟抢运重要物资金钱的任务顺利完成，才从容布置撤退，以七万吨船舶将八万大军运抵舟山。同年十月督师在金门古宁头大败共军，更为复兴基地奠定了半个多世纪的安定。一九五四年他去日本就医，连医药费都要到处张罗，死后几乎无以为殓，这一切足以粉碎李宗仁与中Gong对他的共同诽谤。

十八、白先勇直斥李宗仁偏颇谬误

中Gong切齿痛恨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人，因这三员勇将始终忠于党国，从不动摇。于是，李宗仁鹦鹉学舌，也强聒不舍。譬如他一再重复陈诚“将收复区的伪军及有功抗日的游击队一律解散，于是共军乘虚而入”“仰承上峰意旨，竟下令遣散四十万伪军，林彪乃乘机延揽，广大的东北原野遂为共军所有”。(60)事实上，抗战胜利后，国共在重庆达成的《双十会谈协定》要求政府整编全国军队，政治协商会议又规定全国军队从三百五十四个师缩编为六十个师，整编工作由军调处执行部监督。由于马歇尔偏袒中Gong，共军乘机扩充成九十万人，而国军则被裁撤七十多万人，在美方压力下，中枢绝无财力收编东北的四、五十万伪满军队。当时国家处境艰危，凡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应苛责蒋介石与陈诚。何况，东北伪满军队并非一律解散的。据王铁汉将军称：“日本投降时，伪满军队共二十四个师，一半投共；后来中央改变政策，其余十二个师乃归国军收编，终以中央派副师长、政治部主任前去，以致不快，又有四个师投共，所剩由中央军分散收编”。(61)据曾任军委会政治部副官组组长、国防部军官总队少将总队长的刘志回忆，“当时东北情势，混乱的程度远非局外人所可想象，即使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因素来说，对这批数量庞大而又极度复杂的伪军，如果要陈诚断然决定加以收编的话，那是办不到的事”。(62)查陈诚系保定军校炮科毕业，早年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连连长，随国父出征西江时，亲冒矢石，胸部中弹。后来两次东征皆身先士卒，克复梅县、惠州等城；一九二七年龙潭大战时，他扶病攻占外围据点，剿共时率十八军用坑道战术解赣州之围，击溃朱、毛、彭围城部众十余万，后连破匪巢瑞金、宁都、会昌等地；抗战初期主持淞沪作战，率第十五集团军紧守阵地，苦撑三个月，粉碎日寇三个月亡华之迷梦。凡此种种，均证明陈诚绝非仰承上峰意旨的幸进之徒。

李宗仁还说，四平街会战后“林彪败退，白崇禧主张乘势穷追，纵不能生擒林彪，也须将共军主力摧毁……结果乃联衔电蒋请示，不意所得覆电竟是‘暂缓追击’，共军因此能从容北撤……蒋先生不是不想歼灭共军，而是讨厌这主意出自白崇禧，纵可打一全胜的仗，他也宁可不要”。(63)然而，李宗仁对“暂缓追击”令的认识竟不如他的世侄、白崇禧之子白先勇通透。白先勇不是号令三军的统帅，只不过一介文人，但他在五万言历史随笔中坦言“马歇尔对蒋中正所施的压力的确很大，三番四次威胁要退出调停切断美援”“蒋于五月廿五日给宋子文的函中承认他之所以来沈阳，就是要避开马歇尔的纠缠。但马歇尔并没有放松，一直电蒋催逼他下令国军在廿四小时以内停止前进追击”“蒋于十月毅然下令进军重镇张家口。因此触怒马歇尔，切断了对国军的美援八个月”“马歇尔八上庐山，压迫政府下停战令。杜聿明于哈尔滨停顿攻势整编军队，予共军以喘息与反攻机会，大局逐渐予我不利”，更有甚者马歇尔“竟呈送蒋备忘录一份，拟以美军装备供给共军十个师。马认为这样，美国军官得以训练中Gong部队，以利国共两军之整编”而实际上马歇尔所为，尽皆长共军志气而灭国军威风。对于李宗仁前述言论，白先勇直斥其“有偏颇，论述细节也有错误的地方”。(64)

曾任东北行营交通处长、哈尔滨警备司令的金典戎则毫不讳言“那时的东北情况，和后来韩战的情势完全相同，即军事上的行动必须完全受政治上的控制”。(65)

十九、对胡宗南将军的恶意诽谤

对于蒋介石另一爱将胡宗南，李氏诬称“精锐部队六十万”“马(鸿逵、步芳)军渡过泾河后，胡宗南因蒋的密令，不肯出兵接应，驻扎西安的空军亦不见影，致马军为共军所乘，损失极大”“胡宗南部精兵四十万人，一枪未发，便土崩瓦解。”其实，戍守陕甘的胡宗南部先后因奉令援救许昌、太原、徐蚌而抽调过半，其时补充兵源已断，粮仓接济无着，早已不是什么六十万、四十万大军了。他奉命入川拱卫陪都时，宋希濂兵团已溃退，川军刘文辉、邓锡侯、王缵绪、向传义、邓汉祥先后叛变，四出攻击胡部，藉向共军邀功，且国军罗广文十五兵团相继叛变。在此险恶环境下，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他派第一军驰援重庆，血战四昼夜以一个团兵力奋力保护蒋介石飞往成都督师。

胡宗南

当时李宗仁撂挑失职，胡命令属下五个军集中成都平原决战，另派一个师空运西昌作保卫后方准备。然而抵成都附近未及设防布阵，四面叛军与共军几同虎豹财狼，分别缠战与伏击，此时五个军各自为战，通讯设施多被破坏，无法一一取得联络。邓锡侯又勾结共方密谋劫持蒋介石，幸胡早已空运两个师担任成都城防，以六万官兵抵抗围攻成都之六十万共军，旋转进西昌组织西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坚守西康四个月，至弹尽粮绝伤亡殆尽才于一九五○年三月杪乘飞机撤台，堪称无愧于党国，绝不是什么“一枪未发便土崩瓦解”。事实上胡宗南与彭德怀在陕西打了若干次硬仗，是互有胜负的，胡部与马家军曾合力包围咸阳，大有夺回西安之势。共军西进时，屡次向秦岭山脉胡宗南防线仰攻，尽皆损失惨重。此时马家军与胡部因被共军分途迎击，彼此失却联系，国军空军又分散各地，不能集中使用，所以胡、马都陷于孤军苦战的窘境，绝不存在胡部不肯出兵接应的问题。后来共军廿万人围攻马步芳守兰州的六、七万疲兵，兰州失守乃是大势所趋。

胡宗南是一员勇将。黄埔学生军第一次东征时，他在团长何应钦麾下任机枪连排长，棉湖一役携两挺机枪奋勇占领陈炯明军后方高地，封锁陈军主力退路，使之溃不成军；第二次东征时，他率第六连冲上河婆最高山横峰的敌阵，一举歼灭洪兆麟部五千官兵，尸横遍野。事后蒋介石利用缴获武器编成三个师，成为北伐的基本部队，自此胡宗南崭露头角，深为蒋介石所倚重。北伐时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均由胡团担任攻坚先锋，每战必克。抗战时大败日军于灵宝，挽救了中原危局；一九四四年日寇进犯贵阳、西南告急时，蒋介石曾抽调胡部两个军空运贵阳增援，始解陪都之威胁，所以胡宗南是黄埔学生中唯一在去台湾前就获上将衔的将领。李宗仁在他死后多年犹出言诽谤，实在于心有愧！

二十、对胡琏、宋希濂的恣意诬蔑

另两位名将胡琏、宋希濂在李宗仁口中也不得超生：“(蒋介石)竟密令防守湘西之宋希濂兵团西撤鄂西，扼守赣南之胡琏军南撤汕头，置战区司令长官之命令于不顾……结果等于开门揖盗，共军遂得乘虚而入，可为反攻基地之西南，因之瓦解”。(66) 事实是，共军林彪部率众南下沿粤汉铁路进逼广东时，胡琏将军曾亲往广州向国防部请缨保卫广州，还作了在大庾、宜章间隘道掩袭林彪后部之作战计划，然而国防部因十二兵团另有重任，未安排他参加保卫广州之战。(67)后来胡琏以十二兵团主力肃请闽西、粤东土共与叛军，集结潮汕地区，还扩编了一个第十九军，不久就投入金门古宁头之战，为保卫复兴基地台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李宗仁的前述论调也的确蒙蔽了不少孤臣孽子的心窍。元老外交家顾维钧博士一九七○年到香港专门拜访了阎锡山内阁的陆军总司令张发奎上将，问道：“据传委员长命令宋希濂将军率部撤离防线，从而破坏了阻止共军向广州挺进的最后屏障，使得当时的总司令白崇禧大为不满”。张将军毫不犹豫地解答了这一问题：“长沙——厦门——汕头——潮州这道防线之所以失守以及随后广州的陷落，其真正原因在于程潜将军投向了GCD。他是当时的湖南省主席，也是湖南部队的总司令。他投共后，部署在这条防线上的白崇禧将军所部湖南部队纷纷跟着投共，防线左翼因而崩溃。并且使得右翼宋希濂将军统辖下的委员长嫡系部队不可能再守住剩余的防线”。(68)张发奎会晤顾维钧时对蒋介石作了十分严厉的抨击，但在所谓“破坏屏障”问题上，并未对蒋介石落井下石。

李宗仁说：“宋希濂部十余万人弹械充足……竟不听命令，擅自将全军撤至鄂川边境的恩施，致使常德、芷江一线门户洞开……” (69)实际上，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指挥的六个军，除陈克非的第二军较有战斗力外，大多残破不堪，或者是新编成的，战斗力脆弱。当时白崇禧的算盘是保有两广地盘，等待美援到来；然而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是以保卫四川为核心的，从李宗仁治下两广的乱象(70)估计两广难保，唯保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发动反攻。蒋介石认为西南地区形势险要，物产丰富，尤其四川人力物力均很充足，所以一九四九年三月廿三日在奉化召见关麟征、宋希濂时就指示宋希濂从湘西退守鄂西一带山地，司令部设在恩施为宜，因那里有机场，陈明仁兵团将来退到芷江、阮陵一带可以协同巩固川东门口。从后来战事发展来看，蒋介石的战略眼光比李、白偏安两广要英明得多，李宗仁不谴责陈明仁的叛变，却责怪蒋介石，那是无理取闹。白崇禧在宋希濂部下安插心腹赵援为一二四军军长，擅自拉走队伍，对士气影响不小。鄂西系山地，粮食产量有限，就地征发已到罗掘俱穷境地，深秋天气寒冷，士兵穿著军衣，吃不饱，穿不暖，自然也影响士气。到 “两航”叛变发生，空运能力骤减，恩施机场失去效用，那是始料所不及的。

二一、对顾维钧恶意中伤以怨报德

在李宗仁口中，文臣武将尸位素餐、一无所能，就连外交官顾维钧都看不顺眼：“顾大使仍以蒋先生的意旨为依归，对我虚与委蛇，来往电报完全漫无边际，不得要领”“我派甘介侯来美的最初动机，是由于驻美大使顾维钧玩忽法统。顾大使当初对政府完全采敷衍态度，一切活动完全受命于蒋先生。”

这显然是贼喊捉贼。据顾维钧回忆，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中国政府采购代表团代理团长韩上校向他报告：“当天早上他的一位美国陆军部朋友给他看了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武官发来的电报，称‘李总统要求此后全部军援物资暂停发运，至内阁改组后为止’”，而中国驻美大使馆对这样的大事竟一无所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同意李宗仁代总统的要求。装载军援物资的塞米诺尔号轮船不再驶往台北，而将开回关岛待命。其他物资的发运都暂时中止”。(71)究竟谁在“玩忽法统”、甚至出卖国家的根本利益，不是照然若揭了吗？李宗仁透过司徒雷登直接要求华府停止对华军援，嗷嗷待哺的前线官兵又透过国防部与行政院呼吁美国增加军援与经援，驻美大使事前未接通知，事后却要负责补救。然而顾大使并未放弃自己的职责，他竭力游说艾奇逊向中国拨款五千万美元以抑制通涨，他安排甘介侯会见杜鲁门、艾奇逊、马歇尔以及魏德迈，拜访国防部长约翰逊求援，向联合国提出控苏案等等。顾维钧对李宗仁有精辟的评论：“鉴于他担任代总统是为了和GCD进行和平谈判，而今和谈失败，共军已横渡长江，他已没有理由作为政府的首脑而存在。至于说到权力，实际上，他丝毫也没有掌握过任何实权。”(72)

从李宗仁回忆录所叙的事件逐一剖析，多数是歪曲史实，指鹿为马。譬如，他说“高树勋的部队原从石友三的副军长处劫夺而来，中央不但未论功行赏，且处处伺机消灭他，树勋已积愤在心……军次河北邯郸时，一经共军围攻，高树勋立刻投降，马法五因士无斗志而被俘。”(73)事实上高树勋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同中Gong有所勾结，一九四二年取代石友三任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时，就向共方劝诱代表唐哲民承诺反水，一九四五年十月他率万余人投共，纯粹是怕打硬仗怕死，同一九三一年剿共失利弃职避居天津租界、一九三三年反叛中央事败匿居天津出于同一原因，毛病出在个人节操，而非中央亏负了他。正是他，在邯郸扣留卅军军长池峰城、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及河北民军总指挥乔明礼，将三个军包围胁持投共而不是什么“因士无斗志而被俘”。

顾维钧

鲜为外界所知的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五日与九月九日，叶剑英以“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为名，巧妙地借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把deng小ping、邓华、林彪、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光明、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郑维山等高级将领从延安送到晋东南黎城以及雁北灵丘，然后转赴各预定战区，使中Gong完成了本应多次艰难跋涉至少需时两个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战略性输送任务，赶在国军先遣人员之前进入各战略要地部署突袭，连续发动上党、邯郸战役，为席卷全国奠定了基础。马法五被俘就是在邯郸战役。李宗仁不谴责美国人的天真幼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反而责怪中央不对高树勋“论功行赏”，堪称全无心肝。(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