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评《李宗仁回忆录》

十一、西安事变破坏了整个抗日部署

早在卅年代初期，蒋介石就一再指示参谋本部次长贺耀祖加快国防建设，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一九三七年二月，全国各地已筑成机关枪掩体、小炮掩体、观察所、掩蔽部等各类工事三千三百七十四个。

一九三四年在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指示国民经济中心逐渐西移，建设不受海上敌国出入口的封锁，还陆续下令建筑武汉、青岛、济南等地的要塞工程；同年将航空署改为航空委员会，提出“航空救国”的口号，购买飞机、兴建飞机制造厂、建设机场、实施防空训练。这一切表明蒋介石以勾践卧薪尝胆精神激励自己，进行抗战准备，同时建设西南基地，对外广交朋友联络盟国。这些都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以当时中国的实力，面对日本那样凶狠狡诈的强盗，不可能有什么锦囊妙计，能够在短时间内，使中国立刻摆脱屈辱扬眉吐气。它只能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在劫难逃的中华民族，只有经过炼狱般的磨难，才有可能重获生机。为了整合内部力量、调整对外关系、加紧国防建设，有一些暂时的妥协、作出一些局部的牺牲，尽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锋，特别是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不给无事都要生非的日本强盗以扩大侵略的口实，都是无可厚非的。抗战初期失陷的地区还远远大于早些时候准备在锦州和天津所作的退让，也说明了这一点。当国者也不可能一碰就炸，动不动就破斧沉舟，在准备很不充份的情况下轻易决策，举一国之生命财产投入战争之中，而没有丝毫的迟疑、犹豫。如果是这样，反而是不可想象的。”(41)

九•一八后中国政府对强敌暂时的妥协，包含了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与不得已，它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谋略。蒋介石一边呼吁全国忍耐，一边暗中制订了抗战到底的战略目标——调精兵第五军至上海参加一•二八抗战、调十三军入绥远收复百灵庙、调关麟征部参加长城抗战，还计划反攻商都和察北，以肃清绥远敌军，进而巩固整个西北之门户。不幸西安事变将整个计划破坏无遗，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均因此变乱而延缓或停顿，却使得日人提前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时间表。西安事变之前，鉴于济南惨案之痛，中枢曾有训练卅六个师的计划，冀以此新军作为抗日基本力量。当时训练计划由德国顾问协助进行，装备弹药也向德国采购。西安事变爆发时，整训的军队只完成了三份之一不到，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份未运回，甚至连预备囤积起来打半年仗的粮秣弹药也只储下不足三份之一数量。假如抗战的爆发再延迟五年，征召的新兵已经练成，工业建设与备战工作初具规模，到那时才开始全面抗战，断不至于损失公私财产一千多亿美元(一九三七年币值)、十亿亩土地破坏六亿亩、沿海地区工业全部毁灭。

十二、真正奉行不抵抗的是美英法苏

备战工作未曾就绪便轻易开战的后果是：抗战头两年陆军精锐牺牲殆尽，雏型的空军损失逾半，海军舰艇几乎全部在马当自沉以封闭长江。是故每次战役国军损失都两三倍于日军。长城抗战时，国军士兵往往没见到敌军的影踪，就整排整连地葬送于日军凛冽的炮火之中，就这样，蒋介石还是派兵入热河与日寇决一死战。承德失守后，他急电宋哲元、万福麟部反攻，将原来储备军官的教导总队全部投入战场，行前向他们训话，嘱他们个个抱必死的决心，不许贪生退却。马当要塞失守前，检阅守军的德籍顾问即有报告云：“机枪迫击炮全系废铁，步枪堪用者不及半数”。一九三八年史迪威任美国驻华使馆陆军武官，曾亲睹江西德安之役，有一个步兵团，全团只有轻机枪四挺(应配备一百余挺)，每挺仅配备子弹二百发，十分钟内即射完。但这个团仍向日军攻击，激战五昼夜后全团一千五百人战死六百负伤五百，剩余四百人奉命退却。在某些战场，国军阵亡人数是日军的二十多倍。据日军大本营一名大佐估计，国军总数一度低至九十万人，以后全赖吸收各地保安团队以及征调农民，故素质每况愈下，即使后期维持兵员三百万也只拥有步枪一百万枝，即以最基本的轻兵器弹药来说，每月使用原料三百吨也全赖美援空运，而那时大后方全年产钢仅一万三千吨。(42)衡阳巷战时，国军是用旧式的刀矛来对抗日寇的机枪大炮，事缘苦战两三年后，库存弹药耗尽。一九四○年六月法国维希政府封闭滇越铁路，七月英国封闭滇缅公路，我国对外交通完全断绝；九月法国让六万日军假道越北进攻滇桂，德意签订同盟，苏日互不侵犯，造成欧陆各国均支持日本而仅中国孤军抗日的窘境。那时美国运废铁支持日本的军火工业，然而国军有钱买不到武器，买到了又运不回来，真正奉行不抵抗主义的正是现实势利的美英法苏等国。在长沙会战、衡阳之战中，国军官兵士气高昂，可是当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施放毒气弹时，即使国军士兵个个勇如“兰保”都无济于事。敌军若非使用糜烂性毒气，绝不可能强渡耒河。战后，在衡阳地区捡拾的国军头骨达五万余颗，这还能说蒋介石“消极不抵抗”吗？

十三、李、白开门揖盗引狼入室

在当时的高级将领中，亲日卖国者的确大有人在，李宗仁、白崇禧本身就是开门揖盗、引狼入室的祸首。一九二九年一月李宗仁悍然违反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议(不准以政治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区域内之人员)，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名义，免除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职，还派兵入湘(李宗仁本人出席的编遣会议通过决议：非得编遣委员会命令不得擅自调动军队)，白崇禧则在河北阴谋响应，李氏坦承“白崇禧被迫离津，秘密乘一日轮南下。然中央对白崇禧志在必得，乃密令上海卫戍司令熊式辉待该日轮抵沪时将白逮捕；如该日轮拒绝搜查，则令海军炮舰将其击沉。这一消息为白之旧部、上海市市长张定璠所悉，乃将此事泄漏予余妻郭德洁。她遂商诸桂系第四集团军驻沪办事处同人，同往日本轮船公司交涉，由王季文搭乘另一南下日轮，在吴淞口外以信号使白氏的船停航，健生乃得换上此一日轮径驶香港。王君则乘白氏的轮回沪”(43)。

日本帝国此一富有远见的政治投资自然是收到实效的。据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钟卓安教授所撰二十五万言《陈济棠》一书揭露，早在一九二九年“日本军部便通过亲日派的萧振瀛、王乃昌与李宗仁、白崇禧取得联系。一九三一年陈济棠联桂反蒋后，李宗仁即派王乃昌到香港与日本驻港总领事原田等来往，日本驻广州领事清水、武官和知中佐也经常出入位于广州东山马棚岗的李宗仁官邸，且赴南宁见白崇禧。而后，双方接触日益频繁。”连李宗仁在回忆录中都承认：“九•一八以后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都是后来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要角”(44)。桂系方面既派人到日本学习飞行技术和购买军火，也聘请日本军官前来广西军官学校、民团干部学校、航空学校等军事教育机构出任教官、助教和顾问等。：“陈济棠利用李、白的渠道，同样向日本购买军火和接触官员，还派中校以上军官多人和广州警务人员多名，分别到日本、台湾进行军事和警政考察。一九三五年初，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南下广州与李宗仁、陈济棠密商两广出兵倒蒋，日本则出兵华北以牵制蒋介石兵力，使他无力南顾两广兵事，从而使陈、李兵力能顺利由湖南经武汉而东下南京。按日本的意图，如果南京中央政府易手于亲日的两广实力派，日本则可轻易占据黄河以此。据李宗仁的参谋长张任民回忆，李宗仁当时默认了日本这一阴谋，土肥原因此从广州到了广西，并在与白崇禧商妥协议后，满意而去。土肥原一走，白崇禧便积极准备以‘抗日救国’为名的反蒋军事行动。‘六•一’事变后，陈济棠又请来一百多名日本军官，住在广州新亚酒店和沙面某旅馆，请他们分赴东江、北江地区和广州天河机场视察军事，还拟派他们出任广东陆海空三军顾问，以协助指挥反蒋战争，甚至派陈中孚、潘宜之赴日本，要求日军进占华北、骚扰闽南，藉以牵制南京政府。显然，西南的抗日反蒋运动之‘抗日’是假，反蒋是真。为了推翻中央，他们甚至不惜‘联日’的本相，在此昭然若揭……日本驻华领事馆武官喜多诚一少将对报界谈话中，都居然承认桂省军队内有日本教练，也不否认对桂出售军火……因此可以说，正是日本人的支持与怂恿，增强了陈济棠他们的反蒋勇气，其至敢于在自己的旗帜上涂写‘抗日’的字样。”(45)

十四、多宗“抗日反蒋”事件都由胡汉民操控

广东省兴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一九九○年推出的《李洁之文存》也证实了两广军阀勾结日寇背叛国家的卑劣行径。李文提及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就勾结日寇，一九三二年秋，日本军部曾派日轮两艘满载军火、飞机驶入黄埔交给桂系接收；广东军阀陈济棠则于翌年接受日本军部赠给的村田枪、毛瑟枪一千枝，子弹二十万发，还有几门山炮。凡此都说明，李、白、陈与日本军阀勾结由来已久，所谓 “抗日救国”云乎哉，实系掩耳盗铃。李洁之还揭露，一九三六年陈济棠叛乱前，先派其兄陈维周与日本驻穗领事联络，经日方表示支持后，才揭橥“反蒋抗日”大纛。六月二日，李、陈以“抗日”名义公开发动叛乱后，陈济棠礼聘日本军官百人分派到陆海军充任顾问，其中卅人饬由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派员带领到天河、白云两机场视察设备情况，引起空军官兵极大愤慨，遂种下了日后黄光锐率部起义归顺中央的因由。(46)

李洁之早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连长，历任虎门要塞司令，广州警察局长、四战区中将兵站总监等职，一九四九年在兴梅地区保安司令任上降共。一九五七年因言论获罪戴上右派帽子。四人帮覆灭后平反复出，当过五年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83—1988)。他是经历辛亥、反袁、护法、北伐、抗日、戡乱诸役的“活字典”，其回忆录是可信的。

李、白、陈等武人利用“抗日”作为打击蒋介石的口号，“日本军阀看到中国唯一能统驭大局的领袖都被迫下野，看到中国政局动荡、团结无望，便在北方放胆进攻锦州，又在南方制造事端，掀起淞沪之战，这便是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的杰作。”(47)

李宗仁除了渲染“陈济棠联络广西发动请缨北上抗日”(48)，还制造了蒋介石对胡汉民“因一言不合，即加以监禁”的谰言，进而抨击蒋介石“独Cai，目无纲纪。”(49)

从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保藏的胡汉民晚年往来未刊函电可知，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曾广泛联络各方力量，秘密组织“新国民党”，积极谋划以军事行动推翻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卅年代的许多所谓抗日反蒋事件，如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闽变、孙殿英西进、陈济棠两广事变等，背后都与胡汉民有关(50)。一九三二年九月，胡氏派曹四勿赴泰山，发展冯玉祥加入新国民党，并提供经费一百万。冯部吉鸿昌、方振武攻打中央控制的冀东，胡汉民即以广东后援会名义拨给方部军费五万元；一九三四年二月，孙殿英欲西进会同西北军与红军摧毁回教马家军，胡氏即电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拨付廿万元。闽变发动之前，李济深派其弟济汶持函会晤胡汉民，要求“督促西南各省同时响应，共同讨贼，并对闽中各事随时加以指导”，可见卅年代地方军阀反叛中央的行径，胡汉民无役不与，且都是核心人物。闽变失败后，日方不断派人到香港联络胡汉民，表示愿意提供武器、金钱以支持胡汉民当总统。一九三三年八月，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派唐宝锷赴粤，表示愿意提供军械并借款五千万元供粤方出兵“讨伐”中央政府(51)，只因胡汉民死得太快，他没有亲眼见到两广军阀“讨伐”中央政府的一幕。他生前所属意的闽变头目陈铭枢是得到日方援助的；他死后十九天，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那确实是拿日本人的枪炮来屠杀自己同胞的联日叛国行径。

一九三一年胡汉民在汤山被软禁二百二十八日，表面上因为他反对制宪、反对还政于民、反对指定与圈选民代制度、以立法院院长身份多方阻挠与刁难重要法案的审议，以致妨碍了中国向着现代民主和法治前进，但其直接原因与内幕秘辛是外界并不知晓的。

“原来那时当局和德国拟定密约，条约中有两大条款：

第一、用德国教官训练中国徒手兵二百万。

第二、德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条约所限，不能制军火，乃供给机器及技术人员在中国制造枪炮，制成后两国分配应用。

此项盟约，照例要中国政府五院院长签署始能生效。遂先征立法院长胡汉民意见，哪知胡不同意，当局恐事泄 ，立将胡软禁汤山。

十五、胡汉民派陈友仁赴日要求出兵东北

为免此事攻败垂成，总望胡回心转意，当局拟派一个与胡接近的人，和胡商量，后来点将点到了刘纪文。那知刘见到胡以后，胡便将中德秘约和盘托出，详告与刘，并且叫刘将此中秘密，转告党国要人，从速在西南另组政府；并派刘纪文、陈友仁赴日本见首相犬养毅，要其出兵东北。以为如此一来，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势必回师东北，援救家乡；而冯阎之二、三集团军，无张学良监视，即可直捣南京。同时两广一、四集团军，即由衡阳进攻武汉，实行推倒南京政府。

当局知道此项阴谋，乃先为预备，所以西南出兵到了衡阳，看见冯(玉祥)阎(锡山)毫无动静，亦即回师。西南政府见计划不行，再请日首相犬养毅撤兵回日，以平民愤；那知被日本少壮派反对，要实行田中奏折计划。犬养要维持撤兵信用，双方坚持不下，遂被少壮派刺杀。

后来胡以中央派赴欧洲考察名义出国，民廿四年返国，中央迭电胡要其回宁。当胡到香港的时候，陈济棠即亲自赴港，迎胡到粤，不惜卑辞厚礼，请胡主持西南军政大计，一切当俯首听命。胡不能过却，那知到粤以后，陈一切均阳奉阴违，中央虽迭电邀胡赴京，胡已身不由主。陈某更以胡游说日本出兵之秘密相要挟，说如胡赴京即公布此一秘密。胡进退失据，抑郁愤惋，终致脑冲血以死。(52)

李宗仁的第二副手黄旭初也证实了胡汉民乞求日本帝国援助来颠覆中央政府的阴谋，一九五三年黄氏在日本走访七十岁的日本经济复兴协会会长十河信二氏时，这位抗战前奉日本特务机关之命在北平出任兴中公司社长的老牌特务承认：“胡汉民先生在广州西南政务委员会期间，曾亲拟《中日合作安定东亚意见书》，自己签名后，交我携归日本报告当局。其时冈田首相甚表赞同，而藏相高桥是清则表反对。其理由为：若借款五千万予中国，帮助华北与西南，一恐引起英美不快，二恐款难得归还，事遂不成。”(53)

李宗仁在口述自传中一再吹嘘他辖下五战区“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自诩“大公无私，量材器使”，还借蒋介石之口赞他自己“居然能指挥杂牌部队”，借庞炳勋之口说他自己“德威两重”，又说“一般访客对我的大胆和镇定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犹称“我在台儿庄打了一个举世闻名的胜仗……使长期抗战重露一线曙光”……(54)真是贪天之功为己有，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李谈他“亲自指挥全线出击”赢得抗战以来这一空前胜利，却只字不提究竟是谁的热血铸就了这一光荣胜利。倒是日军大本营的战史记录表明，在李宗仁蜷缩于危城徐州、坐以待毙时，“中国唯一的铁军”——卢汉所率的滇军第六十军急行军从武汉增援徐州，解了李将军之围，据卢汉回忆：“我军在昆明出发时原有十二个团，官兵共四万余人，经此(禹王山)战役，伤亡已过大半，仅剩二万余人，中上级军官伤亡亦大，计旅长阵亡一人，负伤一人；团长阵亡四人，负伤三人。经过整编，仅余五个团(55)”。五月十五日，李宗仁命滇军守徐州掩护鲁南兵团撤退，叫已血战廿七天牺牲惨重的六十军固守陇海、津浦东西南北四面铁路俱已切断的孤城徐州，而李宗仁本人早已离徐州，扔下了六十军，既无反攻布置，又无友军协助，只是让卢汉守不住徐州就打游击。卢汉极为气忿，最后经孙连仲同意才随大部队后撤。

十六、两万滇军的血肉之躯铸成了李宗仁的荣耀

滇军的德式装备是当时中国最精良的，可惜因李宗仁的无能指挥，命机械化部队去抢攻禹王山，以致丧失机动能力，造成不应有的惨重伤亡，让云南人民用血汗换来的最新式武器丢失近半。一九二五年孙中山病危时，唐继尧通电就任副元帅，自滇、黔两省派三路大军假道广西前往广州视事，其前锋龙云部与李宗仁的桂军曾有一场恶战，事隔十三年，卢汉不念夙仇，十万火急赶到台儿庄救李，但李宗仁以怨报德，竟将卢汉部推向刀口，借日寇的凛冽炮火来消灭滇军，致使龙云和卢汉怒不可遏，种下了一九四九年冬卢汉投共、拆李宗仁台脚的因由，此是后事。李宗仁信口开河，是谓军阀本性。然而唐德刚自称“用可靠的史籍、档案和当时的报章杂志的记载考据出确信不疑的历史背景”(56)，实际上却连蒋介石在三次特电嘉奖慰问六十军的电报中，以及蒋在给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嘉奖电中，曾一再称他们“以血肉之躯，前仆后继，不以伤亡惨重稍形气馁，不惟使台儿庄固若盘石，抑且使抗战大局转危为安”等统统一笔抹煞，对六十军的赫赫功勋三缄其口，真是有亏史德！

李宗仁非但贪功冒功，还要诬陷赴汤蹈火、出生入死的下属。他说汤恩伯军团“只消极地掩护友军退却和迟滞敌人的南进而已”，“三令五申之后，汤军团仍在姑婆山区逡巡不进。最后，我训诫汤军团长说，如再不听军令，致误戎机，当照韩复渠的前例严办，汤军团才全师南下，然此时台儿庄的守军已伤亡殆尽。”(57)中Gong官营的电影公司根据李宗仁这番谰言，拍了一部《血战台儿庄》，其旁白云：“汤恩伯军团长在台儿庄战危时，一个团的兵力都不愿派出支援，旨在保存实力。”为此，在台儿庄战役任国军第九十二师五五二团团长的李以劻(后官至一二一军中将军长)根据抗战日记撰文直斥其谬曰：“查二十军团所指挥的八十五军、五十二军和独立一一○师张轸部，伤亡近万，东与阪垣五师团昄本旅团作战，西与矶谷师团的濑谷旅团作战，腹背受敌两面作战，而汤恩伯最后为了顾全大局，终以全力向西侧击进攻台儿庄之敌而迫使敌军溃退，致使台儿庄大战胜利。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建立主功，汤军团协攻之功是不可没的；说汤军团长避战是不公平的。汤恩伯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在国军中是一员战将，他在南口大战中立过殊勋，所率的十三军是能征惯战的部队。”李宗仁却说：“临沂、滕县两役都是台儿庄大捷前最光辉的序幕战。但是这两项艰苦的血战却都是由一向被中央歧视的‘杂牌部队’打出来的。这些‘杂牌部队’在其他场合往往畏缩不前，但是到了五战区却一个个都成了生龙活虎”，藉吹嘘杂牌部队而炫耀自己，电影《血战台儿庄》也照单全收，李以劻则抨击该影片“还有一个偏见，认为临沂之战是地方杂牌系军队打的，台儿庄之役也是地方系主力打的，显示了中央系军队作战不力，这一说法及观念也不公正。地方系善守，中央系善攻，各有优缺。台儿庄大战两系军队伤亡均惨重，能说中央军战力差吗？如此说法对不起伤亡官兵，也是对不起战士英魂的。”(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