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白崇禧遵中Gong指示不战而退

李宗仁说“白崇禧是内战局势逆转以后，态度最坚决、信心最坚强的将领”(25)。这也是欺人之谈。解密档案显示，白崇禧在通电逼宫后十九天便“派黄绍竑从武汉乘专机秘密飞香港，将他致李济深信函托民革驻港负责人黄琪翔转予中Gong驻港负责人潘汉年转达毛泽东，讲白崇禧‘反蒋早具决心’，请中Gong中央转知中Gong华中局与白达成军事谅解，并商定以后共同作战计划。黄对潘说‘白已决心和平，与蒋系已成敌对，但桂系军力在华中只及蒋系的三份之一，程潜虽可联合，但若得不到中Gong的配合，仍无成功的可能。’蒋介石下野后一周，白派代表李书城往郑州见共方中原野战军负责人，基本同意毛泽东所提八项条件，只是感到宣布战犯太多，他本人不应包括在内。他仍愿意联合共军对蒋系作战，希望中 Gong同意不改编他的军队，并能让他参加联合政府。三月卅日中Gong中央军委电示二野刘、邓并告陈毅：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决定要白让出花园口以北地区……如守军南撤，则不要攻击或追击……待东北(四野)主力到达后，再通知白崇禧连同汉口、汉阳等地一齐有秩序地让给我们。四月十日白崇禧电共方称安庆桂军撤退暂有困难，请中Gong暂留该地勿攻，以待和平解决云云。是日中Gong中央电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并告总前委，令前线停止对安庆的攻击，彼此暂维现状。”(26)从后来白崇禧不战而退的记录来看，他基本上是按照中Gong指示丧师失地的。

李宗仁在徐蚌会战前力主白崇禧统一指挥黄淮平原战区，反对分割成华中、华东两个剿匪总部，这也是他过高地估计了白崇禧的能力。早在一九四七年，国军在华北节节取胜时，白崇禧调动华中剿总十二个整编师加上保安团队共计卅多万人马，在大别山清剿共军三个多月，却不曾见到一个连以上的共军，但是所有通往大别山区之外的大路竟全被撤往黄泛区的共军破坏得寸步难行。一九四八年七月，徐蚌会战的第一炮还未打响，而鄂北的重镇老河口、襄阳、樊城却接连被共军攻占，坐镇襄阳的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一再呼救，无奈白崇禧派去救援的整编第七师的行军速度却比乌龟都慢，以致于襄阳城破时康泽被共军陈赓部生擒，导致襄阳北面的南阳、新野陷于孤立。同时也使共军在渡长江前就能早早地进占荆门，进而控制宜昌；更使后来国军西撤的退路被共军先期布置好了障碍与封锁线。总之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华中剿总辖下平汉线上所发生的败绩，要比津浦线上所发生的败绩提早了一百天。而襄阳失陷后，孤立了四个月的华中剿总副司令张轸竟献城投共。白崇禧接获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密电，命令将张及师以上军官扣押解送广州审讯，白氏却故意放纵张轸乘隙逃离武昌，让他拉走三个师两万余人叛逃。此举打乱了华中剿总保卫武汉的部署。而华中先败的恶果或多或少影响了徐蚌会战的失利(27)。据白的副手、华中剿匪总部副总司令宋希濂回忆，黄维兵团被围困在双堆集时，中枢急调宋部第二十、廿八军从鄂西北开往武汉待船东下增援，白崇禧则下令运输司令部不准运兵。国防部三令五申白才让第二十军调走，但又竭力阻挠第二军东下，还派警卫团将轮船看守起来，顾祝同、蒋介石的电话都被他顶回去，且命令第二军返回沙市。结果，黄维部十多万人与杜聿明所率两个兵团全部被歼。宋希濂认为，抗战胜利后李、白力主戡乱、反对和谈，是为了让中央军与共军打得精疲力竭，两败俱伤，桂系便可从中取利；不让张淦兵团与宋希濂兵团东下解围，就是希望中央仅剩的主力部队在徐蚌地区被消灭，到那时蒋介石非下台不可，李宗仁便可取而代之(28)。

七、西南大撤退白崇禧毫无作为

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在回忆中也述及，杜聿明西撤前曾向蒋介石献三策，其上策系把白崇禧在武汉控制着的十几个军调到徐州战场，来一个主力作战，定能打垮共军，可惜白氏按兵不动，结果是全军覆没，而白崇禧也没有保住武汉。(29)

回顾西南大撤退的往事，白崇禧这个华中军政长官也是有愧职守的。据华中战区一位汽车兵团主管回忆：“桂林为广西省会，又为白长官之故乡；且白长官所统率的部队，除黄杰兵团外，其余如夏威兵团、张淦兵团，都是广西系统的基干部队，在天时、地利、人和上，大家都希望白长官能有所作为，在湘桂线上能与共军来一场大决战，藉以挽救西南之危局。岂知白将军徒有小诸葛之虚名，虽拥有数十万大军，却始终举棋不定，毫无作为。在驻节桂林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不但对军事部署上毫无积极的准备，且在撤退上亦乏消极的整备，故于共军攻占广西全州时，又匆匆从桂林向柳州撤退，处处居被动挨打状态。当时白长官对许多配属的部队似乎采取不闻不问的作风，不但撤退时得不到命令，连他的企图也搞不清楚，因之，我们这些汽车部队、通讯部队、工兵部队、炮兵部队、宪兵部队等部队长只好凭自己个人的关系，与长官公署的有关幕僚单位主动协调联络，而决定行止”，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晚上，长官公署向南宁撤退前并未通知下属单位就撤除了电讯总机，仓猝出发，但见“沿途人山人海，公路上人潮汹涌，故车行甚缓，驶到迁江渡口已日落西山，前面车辆长龙估计达二千五百辆之多，延绵数公里。码头上仅有渡船两艘，每次只能装载大卡车两辆过江，一次来回需时十分钟，每天最多装运二百辆，我们兵团的车辆要轮到上船渡江，恐怕要轮半个月。我于失望之余感慨万千，深觉高级将领们平时作威作福，不作未雨绸缪，既欲撤退，为何连后方交通干线的渡桥也不预先搭建呢？像迁江这样仅有几十公尺宽的江面，搭一座可载汽车通行的便桥，乃是轻而易举的事，假若预作准备，至少可以争取十天时间……本兵团的汽车陆续渡过四百五十辆，尚有七十辆停在岸边待渡时，共军追兵已步步逼近，相距仅二三千公尺，步枪枪声已清晰可闻。在此危急情势下，只得决定将未及过渡的车辆浇灌汽油予以焚毁，顿时浓烟蔽天，未过渡的部队争先抢渡，幸渡口尚有一条用汽油空桶搭成的人行便桥可以通行。我于放火烧车之后，跟着后卫部队刚步过桥头，便桥即被挤断了，以后许多驾驶兵及部队便纷纷游水过江，凡不善游水的都要陷身敌后了”“到南宁才知长官公署已于昨日全部远飞海南岛，连一个指挥所也没有留置。于是几十万大军没有指挥中枢，犹如群龙之无首，只能各自逃生。距南宁三公里又相隔一流江水，江边亦早已摆着长龙，与迁江渡口一样只能竟日在渡口苦候。俟共军逼近南宁，城郭的飞机已开始破坏，遥见火光冲天，我兵团车辆已过江的仅三十余辆。无可奈何之下，只好率已过江的车辆向钦州方向前进，但车行数十公里后，前面又横隔一条小江，仅一艘渡船；等到午夜忽然枪声大作，大家趁夜色急忙躲到山坳里，等枪声停息回来，才知刚才放枪的是广西土共，已把车上的所有物资洗劫一空。我回到渡口即决定将所有车辆都弃置于此，遂即乘夜渡江，黎明前又闻远处枪炮声，于是又急行军飞奔，同行百余人大都被冲散，下午三时将到达离钦州不远的小董镇时，我身边只剩下一名营长和两位排长了。捱到深夜才易服装扮难民入镇……”(30)一个汽车兵团在短短半个月就损失全部五百多辆美制卡车，人员只剩下四员，由此可以想见白崇禧几十万大军覆灭的惨况，这一切都能归咎于蒋介石吗？

八、信口雌黄　损人害己

李宗仁的所谓“厉精图治”又怎么回事呢？据一位参与密勿的桂系高官回忆，“在每次‘御前会议’之时，他更显得十分萎靡，任由与会人员说来说去，他只有呆在那发楞！有时勉强抖擞一下精神，插进几句话，也常不得要领，有时甚至走到旁边沙发上躺一会，又茫然地回到座位上，然后问大家究竟有什么决定？”“最令人不解者则是政府播迁到广州之后，军费的开支还是按照正规官兵五百五十万员额计算，许多部队早已整个溃散，但空额番号犹存，联勤总部照常向国库支领粮饷。后经财政部与联勤总部多次会商，才算减少了五十万名额，仍按官兵五百万员发付。这一举措旷古未闻，且破了历朝军队中‘吃空子’的纪录。这么多的粮饷究竟去了哪里？大部份进了少数人的私囊。经手人员从国库的前门把一箱箱刚印好的金圆券抬出来时，若非马上在路边换成美钞银元，便是抬进小银行、钱庄，变成金条。中Gong特别收买了一大批人专做这一类政治找换生意，使金融更见混乱，金圆券贬值更为迅速。还有一种舞弊弄钱的方法是，经理人员与粮商勾结开设粮店供应军粮，仅购进少数食米作为筹码，用大卡车由前门装进军营，再于夜间从后门悄悄运返粮店，这间粮店便变成了聚宝盆，因而财源滚滚。即使上峰派员清查也是徒然。更骇人听闻的是中Gong直接或透过土匪向军械库购买枪弹，大批固所欢迎，少致三五枝也有交易，结果国军的武器便如此源源不断流到共军手中。那时有几处军械库的爆炸，就是管库人员消灭证据最毒的手段。有人将这些事情向李宗仁报告，照例他总是那么狠狠地咒骂几句，结果也只有深深叹一口气，表示绝望。他对人说，不是他不想干，而是没人替他去彻底执行命令。”为什么令行不止呢？“士兵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一张军毡之外别无长物。一日两餐，饭是砂石鼠粪加上碎米，下饭之物只有连根青菜一碗，辣椒一碟，用面盆盛了一盆酱油水，加上两片菜叶一把辣椒” (31)，用这样的军队，焉能有效“防堵”共军？

左传有云：“祸福无门，唯人所召”。李宗仁逼宫前曾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称国府处于当日的窘境，是由于行政不良，而非美援不足。于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引用李宗仁这位中国军政大员的自供，把中国代议政制的失败完全归咎于中华民国政府与蒋介石，旨在推卸一切因马歇尔偏袒中Gong而贻误戡乱战事所应负的巨大责任。这本白皮书对中国局势的影响是立杆见影的，不单美国众议院否决了对华援助款，导致美援就此中断，最令人沮丧的是国军将领固守广州的决心也为之动摇。(32)李宗仁的信口雌黄、深文周纳，以损人开始，而以害己告终。

上述事实足证李宗仁奸同鬼蜮、行若狐鼠，所以对他那洋洋洒洒六十万言的口述自传自可见微知著、洞烛其奸。例如李氏把桂系治理二十年的广西吹嘘成“三民主义的模范省”，行政效率为全国各省之冠、教育与经建齐头并进，全省一片新兴气象云云。事实真相又如何呢？

九、李宗仁、白崇禧吮吸兵血，开赌贩毒

二○○二年九月，北京文史出版社推出一部精装三千五百万言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其中第十八辑选载了李、白旧属七十六人所撰回忆录六十八篇，无情地戳穿了李宗仁的连篇鬼话。国防部保密局广西站玉林组组长潘澄清在《侧记广西两件贪污案》 (33)一文揭露，一九四六年梧州专员欧仰羲勾结米商走私大米一百万斤，事被梧州专署保安副司令梁仲西查获，于是梁、欧同流合污，将大米充公，由省府及梧州专署官兵瓜分净尽。这种无法无天、强夺民财的行径，因欧仰羲与省府主席黄旭初是同学拜把关系，黄氏非但不予追究，还调升欧为广西田粮处长要职。共军入邕前，欧仰羲挟带公款黄金数千两乘飞机逃亡香港。玉林专员罗活贩卖鸦片，储藏于玉林城内九曲巷。一九四八年冬，玉林禁烟处处长陈伟民派查缉官兵十余人前往搜查。罗活闻讯命令参谋主任陈国名率两连保安队赶至，在所有制高点与交通要道都架起机关枪。陈伟民的后台是李宗仁，罗活的死党是白崇禧，结果此案不了了之，三千两烟土被罗活运走，罗活从少将升任中将。广西桂林市市长韦瑞霖所撰《新桂系在广西大开烟赌》(34)一文中披露，大陆沦陷前，新桂系头目大开烟赌加紧搜刮。黄旭初乘机设立禁烟督办公署，并在大小城镇设立分署、分卡，其主管多半是黄旭初、韦云淞的亲友，名义上禁烟，实际是开烟纵烟，鼓励农民种植鸦片，强迫征购征税，每斤烟土收购价五元大洋，运至外省与港澳可赚十几倍，一年内销售烟土三百六十箱，所得俱充私囊，成为一九四九年后黄旭初、韦云淞、民政厅厅长李新俊等人在香港做寓公的化销。一九四九年夏，黄旭初还示意财政厅厅长韦贽唐以征收娱乐捐名义开赌，南宁、梧州、柳州、桂林四大城市每月可收赌捐三万大洋，小县也有三千元，开赌五个月收入不菲。韦贽唐还把广西财库的金银外币携至香港私吞，黄旭初对他无可奈何，因有把柄被对方抓着。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桂北纵队参谋长阳光宇所撰《新桂系崩在武汉的搜括》(35)一文揭示，白崇禧利用金圆券急剧贬值的机会，以私人名义向中央银行透支几千亿金圆券，用以兑换黄金，三个月一期，到期仍以金圆券归还，从中套取了大量黄金。据金圆券的推手、当年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王云五回忆，金圆券发行后“共约收到美金四——五亿元之间……当时上海收兑者均送中央；平津、广州各(上缴)一部份；武汉，则为当地军人扣留，并未解缴。”(36)白崇禧日后赴台尽情淫乐、耗卅五万元亵玩民社党主席傅荣之妻，还服食春药同西门町易怡整型医院一名张姓妙龄护士玩“援交”游戏以至脱阳而死(37)，靠的都是这类民脂民膏。李、白还以筹饷为名，提取武汉、上海商人存放的大批棉纱、直贡呢、汽油、酒精运往广西换取黄金。仅华中剿总经理委员会主任唐纪一人就携黄金三千两逃往香港。李、白吮吸兵血的另一手段是，新桂系各军的军需处长向中央领得军饷后，都要到剿总经理委员会集中办公，由唐纪扣除三至四成才能转发各部队。名义上是截留充足公积金，实际上进了李、白的私囊。李宗仁夸耀白崇禧清廉，是恶人互相抬轿。李宗仁本人将国库公帑数百万大洋偷至美国，迄今未予归还。(38)像这样对下级官兵敲骨吸髓的军阀，能指望广大士兵为他俩拼死作战吗？

十、日酋坦承抗日力量以黄埔军人为核心
　

李宗仁对政敌的恣意丑化，表现在拾中Gong之余唾诬指蒋介石“应付失策，抱不抵抗主义”“挟寇自重，对日寇持不抵抗主义”(39)。设若蒋介石“抱不抵抗主义”，八年抗战中，国军怎会死伤官兵三百廿一万六千多员？阵亡将官二百零六员，包括集团军总司令两员、军长八、副军长二、师长十九，以上三十一员全系国民党党员，都是中央军嫡系，全部殉国二百零六名将官也全系国民党党员。从四万多次战斗中规模最大的廿二次战役来看，其中打得最激烈的是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战、武汉会战、长沙三次会战、常德之战、衡阳战役、入缅之战，中Gong的八路军、新四军均无一兵一卒参加；廿二次会战中，八路军只参加了太原会战，也只是打侧面，并未担任主攻，故损失甚小。

陈诚

从敌方档案看，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于一九三九年曾说：“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二百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次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监督着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由此可见…… 有此军队存在，要想和平解决事变，无异是缘木求鱼”。(40)

李宗仁一再侈言蒋介石“听任敌人蚕食”“一味拖延”，然他无视以下铁的事实：九•一八以后四个多月的淞沪抗战，毙敌近万，迫使日寇三易主帅；一九三三年三月长城抗战、一九三五年的内蒙百灵庙大捷，都是蒋介石亲临前线指挥的。李宗仁屡次以《塘沽协定》、《淞沪停战协定》来羞辱蒋介石，却不论及当年中日双方力量的对比，犹如一名羽量级拳手与一名重量级拳师对阵。敌人是头等强国，有配备近二百万吨兵船的海军，有配备两千七百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有四百五十万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而我们这个衰老的大国，海军仅五万吨兵船，空军仅三百架旧式飞机，陆军仅有二百万未受教育的士兵与不懂现代战术的指挥官。双方装备之悬殊更为惊人：日军一个师有五千多匹马、五百辆汽车，步枪每人一枝，但国军每师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枪，既无坦克，又无陆空协同，多数师没有大炮。我们的士兵往往在战场上遭遇到敌军坦克时，才晓得天下竟有这种新式武器。也正是塘沽协定与淞沪停战协定的屈辱，换来了八年的时间，使中国练成十个师的精兵，组建了一支小型空军，储备了应付突袭的弹药军火。就以上述力量，国军在八•一三沪战、南京保卫战、武汉空战同日寇硬拼，毙伤日军近卅万。据日军防卫厅发表的战史丛书，八年内日军损失四十多万人，其中半数以上是抗战头两年诸役造成的。譬如南京之役日军第十八联队共伤亡四千二百人(包括增补人员)，而该单位定额仅三千五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