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驻英使馆远胜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使馆

芦笛

读张德彝《随使英俄记》,见其所记大清驻英公使馆履行保护侨胞的职责,帮助解决华洋劳资纠纷的事,感喟殊深,因转述并在百年后表彰之,希望此事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驻外使馆作个榜样。

据张德彝记载,光绪四年(1878年)六月二十二日,有福建与广东籍的华工七人到公使馆求助。据他们说,他们在英国的“拉多晒”商船上充当木匠、水手和清洁工,“由中国至此,一路船主欺侮暴虐”,再也无法忍受,想辞工到别的船上去。不料船主不同意,还不把欠下的工资发给他们。因此到公使馆求救。

张德彝和参赞黎庶昌即将此事向公使郭嵩焘汇报。三天后,他俩坐上火车走了二三十里,到了“西印度船坞”,登上了那艘“拉多晒”船,见到了船主陶罗布。

陶很客气,把他们请进客厅,奉上雪利酒,声称:“使君不以鄙贱而辱临之,此固野人之幸也。”老芦英文太差,无法猜出原话是什么, “之​​幸”多半是“I am honoured ”或是“What a great honour ”一类;“使君”或许是“Your Excellency”,但那一般是用来称呼大使,参赞与翻译官不知道是否适用;辱临”与“野人”则不知道在英文里有无此类谦词,反正我从未见过也未听到过。那“野人”可不是savage或barbarian的意思,是“边鄙小民”之意。

据我个人一点不通的感觉,英文与中国古文最大的区别在于,两者都有对他人的尊称,但英语中没有中文中那种折辱自己的词。所以,实难想像陶萝卜会说:It’s such a great honour that Your Excellency descend to this humble place,或什至It’s a great honour that Your Excellency degrade yourself by coming to visit a humble servant like me. 如果陶罗布真这么说,那只会是讽刺。

两人问陶华工为何想离去。萝卜说,他们既是本船的雇员,就该遵守本船的规章制度。若有违犯,岂能不容人管束?本船并不是非要留下他们不可。只是政府有规定,凡是雇佣外国工人,从哪儿雇来的就得带回哪儿去。在开船前,船主都要在港口上报雇员人数,回来时官方要点验。如果数目不足或是有人害病,官方都要查问。所以本船不能放他们走。

张德彝寻思,英国确有这规定,但要在英国雇佣工资比华工还低的人很难,所以船主不想放他们走,却搬出法律来作借口。当下也没跟萝卜多说,就告辞回来了,与黎庶昌一起向郭嵩焘作了汇报。

二十八号下午,那七名华工又来了,哀求使馆救他们一救,说那船不久就要开到印度去了。张德彝立即带着英国仆人赵安,乘火车去维多利亚船坞(他写作“威克兜立亚船坞”),上船见到了陶罗布,说那几名华工还是想辞工。萝卜说,如果他们确实想走,那就必须写下切结书(这词我还是从台湾学来的,原文是“甘结”,也就是书面保证),他再上报“县官”。那阵他没空,请张后天再到他的船上去,让华工写下书面保证。张又问他欠了多少工钱,萝卜答道,如果县官允许他们辞工,那当然会如数付给。

正在此时,有个名叫汤近新的19岁的杭州人出来跪下,说他原来在镇江的耶稣堂里打工。有个叫李亚蛮的老广骗他说,如果跟着去英国,“自得饱食暖衣,何必在此苦守(莫非耶稣堂里不能吃饱穿暖?请陈大夫挺身而出)”?他误听了那鬼话,变卖家产,跟着来到了英国,不料过了一个多月都没能找到工作。现在衣物都卖光了,再也活不下去,请青天大老爷施恩拯救。张德彝遂问船主能否将那人带回去。船主说,其他人都走了,他当然不能留下,因为他是和那帮人一起上船的,名字开在同一个名册上。

二十九日,公使郭嵩焘外出回来,张德彝向他禀报了众华工还是想辞工。郭要他斟酌办理,及早解决。于是次日他又坐火车到了维多利亚船坞,上了拉多晒船,让华工以中文具结画押,交给了船主,并向他索要工资。

七月一日,陶罗布带着两个华工来,说光是众人具结还不行,还需要另外具一个结,由中国公使盖印。张德彝于是与黎庶昌商量,另外写了一张纸,说明华工并不是因为船主不公而辞去。但船主还是不干,要他们写上这几个人由公使馆担保辞工,与船主无关。这就使得中国公使馆不但成了那几个人的担保人,而且似乎还成了迫使华工辞工的祸首,张德彝当然不答应。最后陶罗布说,他先把这张纸拿去给县官,如果县官同意了他就来通知使馆,让华工们去领工资。若县官不同意,那华工就必须留下。

到了二十号那天,陶罗布来信了,说县官批准了华人辞工。于是张德彝就命令洋仆人赵安去通知各位华工去见船主,领回所欠的工资。赵安回来时带着那倒楣鬼汤​​近新。汤哭诉道,其他人都领够了工资,跳槽到别的船去打工去了。只有他一人找不到工作,还请青天大老爷救命。张德彝想了半天无计可施,去跟同僚商量,可谁都不开口,他于是掏出半镑钱来,让汤先住上几天(那阵的半镑钱可不少,足可解决几天的生活费用),再代他找工作。汤哭着谢了他,回到船坞去了。此后张德彝的游记里再未提到那背时鬼,也不知道后来找到工作没有,总不至于今天还和那些流浪汉一道,睡在维多利亚车站上吧。

这段轶事令我出乎意外地感动——真没想到大清的公使馆还会为侨胞排难解纷,几次三番去找那船主交涉。这可绝不是我所知道的中国外交官员的作派。

作为老华侨,本人记忆中的中国使馆跟阎王殿可是差不多,里面基本是牛头马面。每次我思乡情热,只需上那儿一次,立即就治好了乡愁。那里面的晚娘脸,与门外站着的英国警察的灿烂笑脸,简直就成了黑白两色的太极图。老芦好歹还算个合法出国的学人,还如此受气,真没法想像福建的非法移民遇到危难时可以如那汤近新一样,能毫无困难地进入大使馆不说,还蒙三等翻译官赠送一点生活费。

在使馆受点气也倒罢了。幸运的是,老芦所在的是文明国家,不会遭到无理迫害。若在俄罗斯可就没那么走运了。

据颜昌海先生介绍,近年来,俄罗斯排华活动越来越猖獗、越来越频繁与惨烈,华侨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欺压、凌辱、毒打,而中方媒体却把这些事瞒得严严实实,大力宣扬两国人民相互友好信任、俄罗斯中国年、中国俄罗斯年如何成功等等。就连被俄媒体公开报导的华人遭到遣返和不公对待的消息,也被中国当局视为“不合主流、唱反调”。哪怕是在华工因不堪俄国保安欺压而奋起抗暴之后,中国政府仍要侨民要以中俄两国友好大局为重,支持俄罗斯的执法行为。

颜先生沉痛地指出:

“中国官方为了讨好俄罗斯,甚至还从侧面起了纵容的作用。在2009年以数万华商为主的莫斯科集装箱大市场被关闭,数十亿美元被俄方以质量低劣为由没收之后,在众多批评的声浪中,中国大陆也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交涉。一些在俄华商也曾一度热泪盈眶,认为总算有国家出面为其作主了。但俄方在会谈结束后发表的声明中,很理直气壮的说:中方代表团支持俄方强力打击不法经营的做法。言外之意:俄方对待华人的强硬措施获得了中国官方的支持,你们华人还有什么不满,找自己政府去!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官员面对华商陈情时,一句’大使馆是为国家服务的! ’的回答,更令华人心寒。中国官方’为国家服务’而不’为人民服务’,是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人敢于和乐于’排华’、’辱华’的根本原因。 ”

话说回来,大使馆为政府服务而不是为侨民服务,倒不是我党发明的。当年刘锡鸿就坚决反对大清效法西洋,在国外开领事馆,对此作了极为雄辩的功利论证:

“不可仿袭洋人领事等名目,盖洋人之设领事,原以保卫其众,今华民流落各国各岛者殊不乏人,新、旧金山则尤多,其人类皆无赖恶劣,不能谋生于乡里,然后逃之外洋,时有恃众与洋人为难者,亦有犯法为洋官拘禁者。若闻中国有领事往驻,必意为保卫若辈而设,一时赴诉冤抑,辨白曲直者,将填塞其门,领事据情转报,置之不理则若有所不可,筹而辨之则无事转以生事,尤恐领事中有未甚老练者,偶听一面诉词,便与洋人忿争,激成骑虎难下之势。”

这论证不可谓不有力:一旦效法洋人开设领事馆,侨民必然要错把冯京当马凉,以为中国领事馆跟西方的一样,是保护侨民的,遇上冤屈就要上门求助。领事应接不暇,置之不理说不过去,但若是干预,难免要得罪强国,引来严重恶果。

这难道不是中国驻俄使馆的行事原则?其与刘锡鸿建言的区别,只在于新时代的外交官的底气特别粗,根本就不觉得“置之不理则若有所不可”,反而理直气壮地、一劳永逸地驱散了侨民的误会与梦想,告诉他们知道使领馆是为政府服务的,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保护华侨权益根本不是使领馆的职责。

何况侨民都是在本土混不下去才跑出去的无赖,只有严刑拷打才能让他们乖乖接受驱策。所以,哪怕他们在外遭受酷刑毒打,那也是应该的:“今古巴人之于猪仔辄便刑禁惨酷,安知非由其人奸诡惰偷,不严刑不能驱策也?”

即使其中有好人又如何?除非亲属愿意出钱营救才可办理,否则根本不必理睬。那些人本是自绝于祖国的叛徒,受到迫害是自作自受:

“总之,若辈既已身出化外,即可以化外置之,除其中有业良民,亲属愿备赀往赎者,当亟为办理,余则准以见牛未见羊之义而已,防杜后患,则饬地方官认真严缉拐匪而已,不必特设领事,致他时事多棘手也。”

几十年后,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在印尼谆谆教导当地华侨,说他们是嫁出去的女儿,倒与这番话异曲同工。谁都知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被祖国当污水泼出来了,就不要再犯单相思。

话虽如此,我还是想劝告当局:旅居民主国家的华侨倒根本不需要祖国保护,但若坐视旅居俄罗斯一类野蛮国家的侨民遭受迫害,则恐怕于政府的面子上不大好看。这道理再简​​单不过:不拿本国子民当回事的政府,在国际上只会让人看不起,越有钱、越强大就越让人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