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越铁路也为文化落后的云南打开了文化之窗。法国人在昆明建造了医院与教会学校，而昆明人首次有了接受西方先进教育乃至出国留学的机会。它甚至促进了云南与上海乃至首都的文化联系。过去云南与内地的连接只能靠马帮路。中国最后一个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是云南人。他当年赴京赶考，在路上足足走了两个多月，后来他奉旨准假还乡，从海路经滇越铁路还乡，只花了十多天，于是赋打油诗一首：

“新生事物多责难，说三道四两极反，人间谁说无前例，列车尽头见曙光。”

此乃文献片《滇越铁路叙沧桑》上介绍的。我怀疑这诗为现代文盲伪造，与伪造所谓《大顺文档》的文笔如出一辙（关于所谓“大顺文档”，我也是从CCTV的纪实台播放的视频上看来的，那些伪造文书准备在《青山处处埋闯贼》中介绍）。须知“新生事物”、“列车”之类的词都不可能为那阵的人使用，更何况那打油诗连韵都不押，遑论起码的格律。虽然袁嘉谷来自文化落后的云南，人家毕竟是个状元，总不至于连词章小道都不懂吧）。

诗作真伪不论，袁嘉谷走的路从此成了云南人进京的近道。自铁路修成后，云南人要出省，必须先出国：先坐车到海防，换乘轮船直达香港或上海，再从那儿去广州或进京，比境内毫无铁路、公路的四川、贵州方便多了。

过去我在四川时就悟出，历史上四川的文化之所以在西南数省中是最先进的，不但远远超过云贵，而且胜过两广（广东是英国人来后才发达起来的，原来也是瘴烟蛮雨的化外之地），完全是沾了长江水道的光，使得三苏能“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轻而易举地到达文化发达的中原。如今滇越铁路也起到了类似的文化通道的作用。如果说没有长江，就不会有三苏，则我们似乎也可以说，没有滇越铁路那文化通道，也就不会有“人民音乐家聂耳”——那云南土人就是经滇越铁路到海防，再坐船到上海，从此发迹的。

然而尽管滇越铁路给云南人民带来了这么多的好处，英雄的云南人民仍然像先进地区的人民一样，奋起反抗抵制西方文明的入侵，为祖国在近现代史上拒绝文明的壮丽史诗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滇越铁路当初选的是西线，经蒙自、建水、通海、玉溪到达昆明，也就是今年才铺通的玉溪—蒙自铁路走的路线。这条线路把当时云南的繁华富庶地区联在一起，铁路修成后，将极大地促进这些地域的发展。但当法国人在蒙自开始测量时，1899年6月20日，蒙自大屯杨家寨的杨自元便邀集锡矿工人及附近村民数千人，夜袭蒙自县城，火烧洋关税司，迫使法国勘测铁路的人员撤回越南。

1903年阴历5月间，正当滇越铁路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时，据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人起义”的周云祥“起义”爆发。不幸的是，论阶级成份，此人属于“解放”后官府在“镇反运动”中首先镇压的“把头”或“工贼”，因为他不是工人，而是个旧锡矿的一个保查队长。正因为他是与矿主勾结的狗腿子，起来造反才不愁没有饷源。

话说个旧锡矿有个矿主叫朱渭卿。此人是当地巨富，跟今日那些富可敌国的煤矿主一般。听说法国人要修铁路，他以为鬼子要来抢劫他的万贯家产了，于是便出资煽惑这周把头起来闹事。云南虽然落后，士绅们还是精通“三元里抗英”、“义和团扶清灭洋”那一套“使憨狗咬石狮子”之类国术的。这国术在张天翼的经典小说《清明时节》里有过生动描述，其实也就是《水浒传》上金眼彪施恩以小恩小惠收买武松去​​替他报仇雪恨的老招数。

拿着主子给的无量金钱，周云祥组织了将近两千多人，打败了矿上的官军。在这之前，因蒙自抗法修路，清廷派兵镇压，个旧城空虚，周云祥便乘机带领矿工占领了个旧城，接着就挥师占领蒙自，砸了海关、烧了洋行，并喊出了“阻洋占厂，阻洋修路，抗官仇洋”的响亮口号，号召大家打到临安府去（根据百度百科，这“临安府”可不是南宋的首都，似在今云南建水县）。清廷调兵将“起义”镇压了下去，周云祥被押到昆明斩首示众，首级挂在昆明城墙上。 “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次起义作为中国历史上工人阶级首次反帝、反封建运动而载入史册”，CCTV如是说。

这次斗争当然是伟大的。勿过，鬼子尊重私人产权。 “阻洋占厂”乃是朱渭卿的杞忧，其实也就是至今未愈的国症，在心理学上唤作“PPD”（paranoia personality disorder），用俗话说就是“受迫害狂”，其主要症状是从来不相信世上有“善意”、“双赢”、“互利”这些事，自己乃是全世界“敌对势力”串通一气谋害的对象。当年我大清第一位驻英副公使刘锡鸿曾把这心态表述得很好：

“英公使威妥玛在都初相见时，辄言政在养民，当以开煤铁矿、创造铁路为中国目前急务。此次由天津南下，同舟洋人立论，亦专主于此。余以中国立教尚义不尚利、宜民不扰民之说晓之。伊辈辩论往返，疏不惮烦。初不知其何乐于中国之富强，而进言恳切若此？”

这意思是说，他当初在首都首次见到英国公使威妥玛时，威妥玛就跟他说，为政首在养民，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采煤矿、铁矿，建造铁路。这次他奉使乘船从天津南下时，同船的洋人又跟他说这些。他告诉他们，中国的国教是讲究道德原则而不追求物质利益，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愿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是方便百姓而不是烦扰百姓。可那些人听了这圣贤之道后还不罢休，还要没完没了地跟他辩论下去。他以讽刺的口吻问道：真不知道他们为何会如此乐于见到中国的富强，而恳切进言到了这个地步啊！

不得不承认这推理毫无逻辑错误，极为雄辩有力：敌对势力是绝对不会希望看到中国富强的。因此，他们以富强来引诱中国，必是包藏祸心，只有白痴才看不出这点来而上当受骗。所以，开煤铁矿、修铁路等等，必是鬼子灭亡中国的毒计。

这刘锡鸿并非白痴，其观察力与理解力都非常敏锐，悟性也堪称一流。他到了英国后，亲自乘坐了列车，惊叹道：

“乘车眺望，遥见其下行人如织，街市闾巷渺若重渊，几疑其穴地为之，而不知身在桥上也。又或高凌宝塔之尖，俯拾帆樯之顶。初至其地，骇心惊目，无非异观。闻人言，南至海口，北至苏葛兰（苏格兰），铁路共数十道。每行百里，人纳车价仅一息零（先令，英国零钱单位，现已废除），较之未有火车时，省费数倍。” 他更惊叹火车旅行之快，声称那是“缩地术”。

不仅如此，他还看到了地铁与泰晤士河的河底隧道，参观过电报、电气等科学演示，考察过兵工厂、书报印刷所，并系统考察了英国的行政、立法与司法机构。而且，此人悟性相当之高，一个中古时代走出来的人，连小学文化都没有，绝对不懂通分约分，遑论分解因式，却竟能理解莫尔斯电码的原理、伏打电池的工作原理，乃至炮膛内的来福线的作用，等等。更重要的是，经过亲身体验，他终于发现“英人知礼”，“英人爱重中国”，并几次接见了为中国打抱不平、抗议英国欺负中国、要求英国政府禁止鸦片的民间游说团体，并终于悟出英国人对中国其实并无领土野心，只是想和中国做生意而已。

但即使在PPD（受迫害妄想）被驱散后，刘锡鸿仍然是个坚决抵制文明的民族英雄。回国后以亲历者的身份写了《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声称: “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臣窃计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 他最担心的还是：“火车既行……则洋人踪迹自必遍及里闾，以利啖人，村愚尤易为惑”，会变成“带路党”。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周云祥及其主子朱渭卿与刘锡鸿身份虽然不一样，但都是坚决抵抗西洋文明入侵的民族英雄。周云祥慷慨就义的同时，朱渭卿作为“起义军的经济支柱”被清廷通缉，其家产也被查封。他逃到日本，参加了兴中会。 1908年受革命乱党的派遣，回云南组织革命。在辛亥兵变发生后不久，他在建水组织了临安“起义”。起义成功后，云南军政府授予朱渭卿中将衔，并发还被清廷查封的全部家产。

据CCTV解说词：“周云祥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是民心所向，给朝廷和法国人增加了压力，滇越铁路被迫改线。”确实如此，法国人被迫将铁路线改成了后来走的东线，蓄意避开人烟密集之地，专在深山老林里偷偷摸摸地穿行，因而成全了世界上第三工程奇迹。

只是百年之后，中国政府因为滇越铁路轨距只有1米（因而称为“米轨”，而国际标准轨距是1.435米，称为“准轨”），运输量不能满足目前需要，改建准轨铁路取代之。新建的玉蒙铁路走的就是法国人当初选的那条线。老芦迟钝，还真是无法理解：靠人民战争逼迫法国鬼子改线，究竟能算是毛泽东思想的什么伟大胜利？

或许就是因为没有达到“阻洋修路”的崇高革命目标，当滇越铁路终于在1910年3月31日正式通车那天，云南讲武堂特地放假一天，好让师生齐集车站，强烈抗议那空前国耻。讲武堂的师生们与蔡锷渊源颇深。几年后他们还在蔡锷领导下，发动了“讨袁护国战争”。但若是没有那国耻，则蔡松坡也就无法取道越南秘密回滇，那么，历史上有无“护国战争”还是个问题。

蔡锷能否逃到云南去搅屎倒也无足轻重，但如果没有滇越铁路，抗日战争恐怕就无法打赢了。从1937年到1940年，尤其是在中国丧失了出海口之后，它成了为中国输血的大动脉，无数军火、设备和其他物资，都是通过它源源输入中国的。它同时也成了中国的“敦克尔克大撤退”的途径之一。在此期间，有168家企业经过该铁路内迁，该线一共输送了物质130万吨，人员近千万。大批文化人也经过该线逃到大后方，其中包括钱穆，费孝通，冰心，冯志，陈省身，华罗庚，周培源，严济慈，王守竞，李苦禅，潘天寿……等等。

所以，若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起义成功，后来的历史要改写也未可知。这或许就是上至CCTV，下到云南“史学界”人士至今还在鼓吹“阻洋修路”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