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金唢呐评芦文谈重建常识问题(三)

芦笛

第四个重建常识的重要措施乃是拨乱反正,这其实是第一条“界定概念”派生出来的,但因为我觉得比较重要,所以另列专条说一下。

有个现象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那就是迄今为止,中国人证明了自己不但没有能力创立社会科学体系,而且竟然连从国外引入社会科学的能力都没有,这和自然科学完全是两回事。

古代中国人虽然也没创立自然科学,但在西学东渐后,从国外引入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从来不是什么问题。钱理群、李泽厚那种大师也只会出在文科,自然科学界就算再落后,起码领军人物不会闹出他们那些常识笑话来。就连中学生都能明白物理学基本概念“能量”、“功”的涵义,然而要在社会科学界找到几个能明白“民主”这个基本政治学概念的人大概还真不容易。

这是什么原因?有人大概立刻就要争辩那是我党的文化专制造成的,此话当然不假,但问题是,即使是在“解放”前的自由中国(亦即钱大师眼中的鬼魅世界),社会科学似乎也未到达自然科学的同等水平阿?前文已经指出,胡适、梁实秋、林语堂、傅斯年等先贤,在当时中国享有并不逊于西方的学术自由,他们怎么就没像芦某那样,使用通俗易懂一针见血的话语,向国人介绍西方文明常识呢?那些“民主专业人士”如胡平辈在自由的西方生活了20年,又干了些什么?

如果说“解放”后痞子党统治造成了人材向理工科流动,那么“解放”前似乎并无“重理轻文”的毛病阿?总不能说聪明人都爱学理工吧?鲁迅不是学医的么?他怎么又丝毫不懂西方文明亦即现代文明呢?

在我看来,这其中原因很多,首先当然是我党破坏;其次,社会科学远比自然科学繁杂、千头万绪、难以掌握(因此受过国内理工科皮匠式单一纯净思维训练的同志来奢谈政治时必定要显示其高聚焦隧道眼);第三,传统文化铸就的思维定式形成了强大干扰。第四,所谓“社会科学”的若干学科(例如政治学),只是一种人为设计,与艺术更相似,却与自然科学不同,没有后者的必然性和普适性,因而造成异地移植困难,即使成活也要走样变味。最后,在我看来,咱们使用的语言构成了保真引入的障碍。

依愚见,社会科学之所以无法引入中国,关键原因之一是它们多是叙述性学科,学生对基本概念的理解靠的是语言,这和数理化完全是两回事。如我反复指出,汉语的表意特点,决定外来语汇不可能被直接引入,只能使用既有字汇来意译,于是那些字汇的原有涵义便构成了强大干扰源,以致引入西洋概念时必然出现巨大失真。

在这方面,马悲鸣最是制造混乱的行家里手。如我多次指出的,他最拿手的绝活,就是和老毛一样,使用国学中固有的词汇,去穿凿八万竿子打不着的西方概念:以“周召共和”去穿凿西方的republic,以“汤武革命”去穿凿revolution,以“无产者”去穿凿proletariat, 以“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去穿凿“物权法”,最后竟然闹出“杨墨兼用,杨正墨奇”的惊天笑话来,而这笑话竟然还被国内学者当成天宪战战兢兢地捧回去,端的是令人哭笑不得。

这说的是“以土释洋”的笑话,反过来则是“以洋释土”,在这方面老马的表现倒不是很突出,最杰出的还是咱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用洋货“阶级斗争”理论和马克思社会发展史理论去穿凿中国历史制造出来的巨大混乱。“民族主义”的笑话也是如此,这我已经在有关旧作中剖析过了。如今的中国伪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正在伟大领袖开辟的这条金光大道上迅跑,陈明、李泽厚、于丹不必说,就连东海那种市井大儒竟然也能发明(抄袭?)个“《春秋》的主旨是限制君权”的惊天笑话出来。

我早在20出头时就发现这一国症,把老金举的那些例子辨析得清清楚楚了:古代中国“法家”眼中的“法”跟西方“法治”毫不相干;“无产阶级”也和毛心目中的“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攀不上亲;自由主义不是毛反对的“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之类妇姑勃谿;个人主义当然就更不是“尔虞我诈,坑蒙拐骗”的同义语。至于康、黑、马、恩、列、毛乃至道家的“辩证法”是不是一回事,也最终弄得清清楚楚。即使是在当领导阶级那阵,我也绝对不会闹出钱大师那种把“种族主义”当成“法西斯主义”,以为“社会主义”便是毛主义,只要是“一党专政”便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超级笑话来;更不会像去前年光临此坛的张明昭小朋友那样特地来向我传授辩证法,待我大喝一声:你说的到底是哪家的辩证法?便茫然不知所对了。

可惜迄今似乎没谁注意到这个问题。诋毁中文者多如恒河沙数,不幸多是启明星那种“绝对零度”。他们不知道要实现这拨乱反正,根本也就不需要废除汉字,甚至不需要改革中文,需要的只是伪劣知识分子们自己先弄明白这些西方概念,知道通用的现代汉语语汇里到底有哪些是乔装改扮的舶来品,编本专门鉴别中西货的词典字书,逐一列出古语和现代使用的西化汉语中貌似而实不同的词语,阐明两者的区别(例如上述古语中的“真”和西化汉语中的“真”一主一客,完全不搭界),让学童人手一册。再将人为助长这种混乱、火上加油的文盲于丹、东海辈押赴市曹处斩,以儆效尤,则总会河清有日的。

第五条也多次说过了,那就是破除以文学比喻代替推理论证、乱作类比的国症。要把毛泽东的“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的月经模型”、马悲鸣的“如果人权高于主权,那么私仇高于公义”、“日本侵华与中国入藏类比”、林思云的“鸭雁理论”、阿随的“狼羊律”、“点菜律”、樊弓的“六四请客模型”、“暴力革命的数学模型”、“道德问题的推车模型”、“民主言论管制的小姐牌坊模型”、“民主言论管制的飙车罚款模型”、“民主选举的醉鬼丑女模型”等惊天笑话编成逻辑练习题,下发给每个高中生,要求他们指出其中最显眼的谬误。凡是无法通过此类考试者,不许进入文科院系,而且终生禁止谈论专业以外话题。

总而言之,愚以为,自鸦片战争敲开中国的大门后,迄今中国从未有过真正的启蒙运动,只有“换菩萨”运动。至今为人盛赞缅怀的五四运动,干的无非是把孔家店砸了,把至圣、亚圣从神龛上拉下来,换上进口的“德先生”、“赛先生”,后来又改换为马、恩、列、斯而已。但无论是德来赛,还是马毛斯(“茅司”乃川话中之“茅房”),迎进来的都只是一堆泥胎木偶,可见者唯面目也,肚杂是没有D!于是空空如也的肚腩皮(川话)中就只能塞入毛“思想”那种纯粹土产的腐草败絮。

这其间,佼佼者如胡适、傅斯年、林语堂辈,无非也就是引进了点新教义,却从未察觉中西思维方式的巨大差距,从未指出过中国人在智力发育上的严重滞后,从未试图用西方先进思维方式影响国人,培育自己的学生成为西方那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这其实就是如今“重建常识”的最根本的内容(同时也是手段),今日中国需要引入的不光是西方文明常识,不仅仅是西洋价值观,更是西式独立批判态度和先进的思维方式,后面这两条才是真正的根本上的启蒙。

此所以我时时运用英文的“common sense”而不使用中文的“常识”,根据网上英文词典,common sense的注释是:“sound practical judgment that is independent of specialized knowledge, training, or the like; normal native intelligence”,大概可以翻译为“与专业知识和专业训练等无关的明智的实际的判断”,又为“正常的天然智慧”。在我看来,当今的中国人特别是伪劣知识分子,最需要的就是这种与专业训练无关的天生正常智慧。遗憾的是五四先贤使用了传统的死背 “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的“启蒙”方式来输入洋货,却没想到最关键的乃是把中国人特别是愚昧绝伦的“知识分子”培养出西方常人所有的天然智力来。

因为我党对全民特别是伪劣知识分子的智力的毁灭性破坏,先贤没有完成的这一任务如今变得更迫切。不完成这个任务,则就算咱们千辛万苦地高保真地引入了西方文明常识,它们迟早又要变成“毛泽东思想”一类“中学为里,西学为表”的怪胎。

这当然是个浩大的民族工程,不是老芦区区一人可以完成的。以本人这点微不足道的才学,所能想到的也就是上面那几条当务之急。例如我们的知识分子若不培养出最起码的验算能力来,那就永无可能获得思想上的独立,永无辨伪存真的本事,永作“小人之德草”,在国内是亲共积极分子,出了国就成了亲美(日)积极分子,永远只能是那根毫无主心骨的墙头草、播放最时髦的主旋律的留声机。

【未完待续】